当时有争论的案件还有金玉、赵红艳顶风上盗窃案。“顶风上”案件一律立刻上报地、省指挥部。省、地均有主张从重从严处死刑的要求。县指挥部内部也如同徐礼亮案件一样，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蔡新田同志说，金玉、赵洪艳两人顶风上，从重从严最高年份只能在七、八年线上。从七、八年到死刑，这是何等的差距！
　　 原来，百货系统第二次动员严打，归纳系统内的犯罪现象时，有她俩的问题。但她们不肯交代，却悄悄地商量盗窃公款外逃。赵是一百商店收款员。三天内的销售款集中在收款台，没有按规定送往银行。9月9日中午，两人联手作案，以苦肉计形式伪造强抢现场，盗走现金10468元和近万元国库券、存款折等有价证券。案发不到10分钟就有16名干警赶赴现场，进行调查。随后，用摸拟现场作案等办法，不到14个小时宣告破案，脏款摆在我的办公室地上。
　　 10日晨4点10分钟，我打电话告诉李星同志。当时，地委书记王海燕正在嫩江下乡，对“严打”中的这件顶风上案件异常重视。并由此案引发思考，对全区“严打”有新要求。李星从睡梦中醒来，赶到我的办公室，喜出望外，拉着我赶到招待所，把海燕书记喊醒，报告破案消息。我没有时间做汇报材料的思考整理。好在破案是亲身干的，情况熟，分三部分介绍了案情和破案经过，如同一个故事。海燕书记喜形于色，满脸堆笑，讲了不少溢美之言。
　　
　　 金玉、赵红艳的案情是典型的从重从严的例子，但不致于定为极刑。我把省、地意见和我的想法说给李星。他赞成我的观点。我当天即把他的观点在指挥部联合办案会议上传达给大家。但依然没有真正统一认识。情况很快传到地区指挥部。
　　 金玉、赵红艳和徐礼亮案量刑的认识和当时形势要求差距大。拟在国庆节前全地区统一宣判大会上，嫩江县没有上报死刑犯。地委决定请政法委书记并政法“三长”到嫩江督办，进行协调。他们9月19日出发前，分别给我打来电话，通报他们此行目的在提高我的认识。我和他们都熟悉，说话随便些，建议见面谈。我把他们此行目的和我的想法报告给李星。他是组长，请他介绍情况。他赞成我的观点，但主张由我谈，他表态。当天晚七点钟，在县委常委会议室向地区指挥部工作组汇报。
　　 在他们抵达嫩江前，指挥部因为在大揭发、大检举、大审理过程中，没有发现徐礼亮的新问题，维持原判，不搞“回头看”。金玉两人量刑突破法条，量到长刑，首先保住性命，定为15年。我全面汇报嫩江县“严打”情况，当谈到联合办公，审理进展，宣判大会的准备时，讲到徐礼亮不搞“回头看”的理由，和从重从严提出金玉两人判15年的原因。他们事实上是到嫩江协商这两个案子的定性和量刑问题。对这两个案子，蔡院长从对“从严从重”的“严”与“重”的理解，谈超严超重处理的概念，介绍对金玉两人的量刑；从对“回头看”内涵的认识，介绍重新审理徐礼亮没有发现新罪行的过程，讲认定维持原判的原因。他是东北人民大学特邀法律教授，颇有影响。地区政法战线很尊重他。在他发言过程中，谁也没有插话。没待其他同志讲话，李星表态，说我和蔡的发言观点经过他的同意，他完全赞成我的汇报，赞成蔡的发言。
　　 这种气氛和形成的局面让地区指挥部的4位老大哥不好讲话。但他们在发言中讲到徐礼亮案和金玉两人案时，还是请嫩江同志重新讨论一次。事后，指挥部同志再次讨论了宣判大会人犯上报量刑问题。对金玉等两人改判无期徒刑。蔡新田同志讲，保住性命是前提；判15年，判无期刑都是错案，待二、三年以后再纠编。指挥部的讨论意见经县委常委会讨论后上报。
　　 其实，我心里格外清楚，地区“三长”的实际认识和我相通。但工作需要他们按形势需要办公。金玉等两人盗窃案上报后，很快批下来，没有改判死刑。此案从作案到判刑，前后只有20天时间。可谓从快。对徐礼亮案单独写了一份报告，陈述不搞“回头看”的原因。其实，他们心里状态也如同我的心理，没什么不同。从此再没有人催办此案。但徐在看守所有一段时间惶惶不可终日。社会盛传他准备走红。金玉、赵红艳宣判后，投入劳改，以后改判为8年，应验蔡院长之说。
　　 严打第一个战役中，嫩江县和全省一样，召开了两次宣判大会。第一次宣判会没有死刑犯。在当时各地“从严从重”形势下，在都搞“回头看”的形势下压力很大。这样县份为数不多。至少黑河地区是唯一一个县份。今天回忆起往事，我很感谢我的老师蔡新田的导引，感谢县委的支持。
　　
　　 那时，“严打”几乎没有物资准备。县里只有看守所和收审站两处可以羁押人犯。两次收捕人数超过正常人犯的三、四倍。建筑容量远远不适应需要。县财政拨款5万元，在收审站新建一栋砖瓦结构平房。收捕人员依然比较拥挤。人均面积远远低于国家要求。但比起简报介绍的简陋关押办法好的多，也算满足了。
　　 但警力严重不足。9月份，已收捕人员数和在押人犯数字远远超过警力。怎么办？一则请民兵指挥部派民兵协助武警，由预审人员轮流统一指挥。另则到铁道兵农场求援。那里是正师级现役单位，和地方关系比较融洽。部队农场党委很快派出一个小分队参加严打值勤，由一位副连长和一位排长带队。他们吃在收审站，住在收审站。我和部队商量，为防止收捕人员闹事，每枪准备3发子弹；又为防止值勤战士出事，子弹由两位干部保管，只在放风和就餐的时候，发给正在值勤的战士。
　　 我对这些同志十分放心。不料，放心中却出现严重不放心的问题。在他们值勤将近一个月的时候，一位陕西老兵和一位山东新兵发生了暴发性矛盾。老兵内向语讷，不善言词，表现憨实，比较笨。新兵是山东人，会“小开门”一类武功，有些瞧不起老兵，言语之间常有刺激欺压之话，逐成积怨。出事这天中午，两人因为谁碗中红焖肉多少闹了矛盾。老兵的一肚子窝囊。下午放风时，排长发给值勤战士每人1发子弹。当收捕人员返进囚室，值勤战士按步撤离岗位。当新兵撤到予审室门口，老兵恰好撤到该房山墙角时，他举起枪，报被欺压之恨，“啪”的一枪从身后击中新兵心脏。新兵喷着血转过身来，冲他跑了两步，要喊什么也没有喊出声，倒在血泊之中。一部分被收捕人员就在现场。这里发生了恶性事故。
　　 恰巧，这个过程被一位正在那里提审的同志看个真切。他几步迈进办公室，操起电话向我报告。事出突然、急切，来不及过多思考。我请他立刻办三件事：①所有在收审站的干警一律子弹上堂，分别守候在收审室的门口和窗下，防止事变；②请一位干警驾驶摩托车送新兵到部队医院抢救，请小分队领导或老乡跟随；③请值勤小分队集中在预审室西屋，枪枝集中，人枪分离，子弹一律请排长掌握，防止新的意外。放下电话，我即刻给部队挂电话。陈副政委委托我做应急处理，防止老乡间闹事，防止“老战士”扩大事态。
　　 我要负起责任。对部队负责，对事情负责，没有想到“事不关已，高高挂起”的中庸，即刻驱车前往收审站。途中，遇到摩托车。那位新战士已经处在弥留之际。我为他难过。
　　 小分队是个加强班的兵力。事发当时，副连长不在岗。排长提心吊胆。新、老兵双方老乡力量，正在集聚，他不敢大胆管理。我到达收审站时，小分队刚刚集中在预审室西屋，有两位预审员不是看管的守候在门口。另几位干警流动在囚室周围，还有两位预审员在大囚室里给在押人员宣讲严打政策，稳定羁押人员。
　　 排长年轻，一切听候指挥。我请民警把长枪集中到预审室，逐枪验枪，把枪栓卸下来集中，枪支分解，也认定那支枪有火药味。同时，请那位在场的预审员协助排长动员开枪战士站出来。但谁也不吱声。当呼叫尚有火药味枪支号码时，谁也不承认。于是乎，只好逐枪呼叫，逐人站排。那位开枪的老战士只好承认枪是他的，打伤山东战士是他开的枪。没想到，他两个老乡立刻高喊“不可能”、“不是他”。我只好出面讲话，稳定小分队。“老战士”被请到预审室谈话，铐在椅子上。他交待了开枪动机和开枪过程。
　　 当时，部队首长只有陈增友副政委在机关。他派一位处长赶来处理这件事，捎来口信，请把“老战士”寄押在公安局，并请公安局代为初步审讯，弄明白事件过程。这位处长还临时带来一个小分队。意在防止部队内部意外。我和他很顺利地做了接交。两个小分队同时混乘两个车返回部队。我在电话中向陈副政委报告了接交过程。他很感激我对这件事的及时、果断地处理。其实，我们应当感谢部队，我应当对这件意外事情负责。
　　
　　 中共中央（83）23号文件和31号文件都强调严打要全党抓，一把手挂帅；都提出并强调综合治理。各级党委认真地执行文件，认真地投入这场斗争。客观地讲，一个县需要打击的对象基本都浮在水面，都在社情之中。广大群众动员起来大揭发、大检举，又有一些新问题提出。指挥部又数次研究、落实开展深挖工作。但提出大量的问题属于劣迹行为范畴，属于正常教育之列。但严打的气势对这些人是一次震动式的教育。党的领导力量和群众动员起来的力量是综合治理的难得机遇，难得的力量结合。
　　 综合治理是“严打”新形势下的新提法，比“防范”一类的提法更具形象性和科学性。我利用全党抓“严打”的形势，发挥我任副组长的作用。在严打的开始，即抓县里全党性的综合治理。在25日行动以后，集中力量抓各党委开展综合治理，按照23号文件和31号文件提出的思想抓落实。在工作中，和群团组织结合，和保护妇女儿童权益捆起来抓；突出教育系统，集中时间开展阶段性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开展后来称之警校共建活动；和街道结合，警民共建安全区等。同时，和宣传部等宣传文化单位确定联席会议制度，大张旗鼓地宣传正反两方面典型，从言论和文化活动中加强综合治理力度，造成一种氛围，造成一种向上的力量。我们还总结农机党委等单位经验，以县委的名义召开现场经验交流会，突出综合治理的各个侧面。组织特业修改规章制度，开展制度大检查，召开经验交流会；还组织有关部门到各党委大检查，组织各党委互查，街道互查，学校检查等活动，推动综合治理措施落实。综合治理巩固了严打的成果，开创了治安的新局面。
　　
　　 10月中旬，地区指挥部建议在嫩江县召开打击刑事犯罪现场经验交流会。几位同志赶来嫩江，帮助做准备工作，并确定五个典型发言。经县委研究，决定由我代表县委介绍经验。我推脱不掉，只好从命。我政策熟，思路熟，情况熟，数字熟，只好执笔写字。后来担任地委副书记的地局副局长张玉田同志帮助我推敲。25日，地委决定11月1日在嫩江县召开现场经验交流会，他即当天返回黑河，向主管政法工作的地委副书记王德祜同志汇报。
　　 11月1日，黑河地区打击刑事犯罪嫩江经验交流会准时召开。各县市主管书记、县长和政法委书记、“四长”并典型或重点党委各10人参加会议。嫩江县城乡各党委书记列席了会议。会议由政法委书记主持。7个典型发言中，嫩江有5个。德祜在讲话中，首先转达了地委书记王海燕同志两次在常委会上表彰嫩江县公安局讲话，认为嫩江县公安局是拼死拼活干工作的单位，是地区公安战线一面旗帜。德祜在讲话中，高度肯定了嫩江县委经验，他从嫩江县认识的深化，到措施落实的操作化，工作的细化都作了很精彩的阐述。他要求会议讨论只念嫩江“一本经”，推广嫩江县的经验，把嫩江县的作法作为黑河地区的典型，上报省委指挥部和省委。
　　
　　 其实，这段时间我已经任职为副县长。8月31日，地委研究嫩江县班子，确定我为副县长，免去公安局长职务，当天即通知嫩江，也和我在电话中“谈话”。当时，高超同志正在召开局务会议，听到消息后，立刻停会，找到地委。鉴于嫩江情况，鉴于当时形势，建议我至少再兼职半年。地委采纳了他的意见，再次通知嫩江，又电话通知我，主持政府工交工作，兼任公安局长。我在公安局，没有急于赴政府机关任职。10月10日，县人大正式通过我任职，只好兼顾两边，主要精力还放在公安局，但曾两次到黑河参加工交会议。其中一次是扭亏增盈会议，嫩江受到严厉批评。现场会以后，我做了几天离任公安局长的工作。10日，请一民主持班子扩大会，我做了14个月三个工作阶段的回顾恳谈告别。下午，全局干警举行大会，热烈欢送我。这时我才知道，我是建国以后，由公安局长出任付县长第一人。
　　 我调县里工作酝酿很长时间。当年元旦过后，李星同志代表县委和高超同志讲，县委拟调我到政府任职，抓经济工作。局长人选又成了一段时间的议题。李星有人选，曾和我两次面谈，三次电话相议。当时县委书记是刘公平同志，他不便于直接推荐干部。但从当时的形势分析和干部素质、干警认识分析，从工作需要出发，我建议请张一民同志接任，似乎和他有分歧。为此，他曾建议高超，请地区公安局派人到嫩江任职。我知道李星同志的心情，和他协商新班子构成。我在征得地区公安局同意后，请张一民同志出任局长。我把情况向公平同志如实作了介绍。他完全赞成我的主张。在后来常委会上，讨论决定报请一民同志出任公安局长。他是嫩江县建国以后，第一位由公安局内部产生的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