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必有对手，否则难以成史；书写历史必有参照，否则难以下笔。
　　 如汉高祖刘邦，出身平民，最高职位不过是沛县的一个亭长，相当于现在的小县城街道办事处主任，他能当上皇帝，其实全拜项羽所赐。不要以为一个没有对手的人就更容易成功，对于平民而言，若没有动荡，没有超级强大的对手，才能便很难体现，你不能证明比所有人都更强大，凭什么要你做皇帝？所以，感谢对手、感谢敌人，这不是空话。假使没有战国和秦末的动荡，贵族仍然世袭，项羽等这般贵族家庭依然具有强大的势力，他们就不会反叛，那没有对手的刘邦就有可能永远是一个泼皮无赖。
　　 历史上的著名死对头太多了，历史就好像为他们设置的。周文王和周武王，若没有商纣王的衬托，他们便不会那么受人敬仰，以至于后世一提到圣人，就会摇头晃脑地挨个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秦将白起，若没有赵括这个蠢猪，他有什么能耐坑杀40万人？怎么会在历史上那么风光；即便是廉颇蔺相如，也因为一出将相和的历史大戏，才更有趣。
　　 司马迁早就意识到了这种对手戏更会吸引无数读者，所以在撰写《史记》的时候，有意将一些历史上的死对头写在了一起，成为合传。这个写法在纪传体史书里面，使得矛盾在统一的场景里集中体现，即节省了篇幅，又便于读者认知，司马迁空前绝后，那些历史便成为绝响。让我们来看看历史上几个著名的死对头。
　　
　　 一、张耳、陈馀
　　 张耳、陈馀都是秦末名士，陈馀年纪比较小，把张耳当父亲一样看待，他们的关系，司马迁形容为“刎颈交”，用现代人的话来形容，就是铁哥们或者过命的兄弟。他们有着相似的经历，并且成名较早，其中张耳还做过战国四公子之一魏公子无忌的门客。他们各自的老丈人都是很有名望的富户，不约而同地非要把女儿嫁给他们不可，其中张耳的老婆尤其漂亮，是甩了前夫跟了张耳的。他们两兄弟一起被秦政府通缉，一起逃亡，艰难谋生，受尽凌辱，张耳经常保护陈馀这个小兄弟，给他灌输忍耐的道理。但是秦末陈涉起义，把这一切完全颠覆了。
　　 他们先是一起投奔陈胜，后又跟随赵王。在这种乱局之下，二人形影不离，成双入对，为主子出谋划策，见解精辟独到，且观点一致，当时名满天下。但二人却在为赵国征战的过程中，由于张耳的猜忌而产生误会，同时也因陈馀的年轻气盛，二人渐渐有了隔阂。灭秦后，项羽分封诸侯，一口气封了十八个诸侯王，张耳因为曾经跟随项羽打入关中，关系跟项羽比较近，被封为常山王，而陈馀仅仅被封为侯，只下辖三个穷县。实际上，张耳和陈馀在灭秦过程中的功劳是基本相当的，这也被当时所公认。陈馀愤怒的心情可想而知，由于项羽的空前强大，他首先把怨恨都集中在了张耳身上。从此以后，张耳便成为陈馀最痛恨的人，欲除之而后快。
　　 于是陈馀发兵偷袭张耳，张耳败走，因早年与刘邦交情深厚，便选择投奔了汉王刘邦。陈馀的势力开始强大，并迎回了被项羽封在偏远之地的赵王，陈馀被赵王立为代王。经过这一番艰苦奋斗，总算打跑了张耳，自己也做了诸侯王。刘邦为消灭项羽，迫切需要外援，请求陈馀相助。我觉得，陈馀本来就因为项羽分封诸侯的不公平，早就对项羽心怀不满，心里应该是很想出兵的，但他却提出了一个先决条件：你刘邦必须先杀了张耳，我才肯出兵！
　　 刘邦是何许人也？他盗亦有道，别看他出身地痞流氓，但也不会轻易做出这等让天下士人戳脊梁骨的事情来。刘邦耍了一个流氓手段，他找到了一个面貌酷似张耳的人给杀了，把人头送给了陈馀。按照现在的观点来看，仅仅因为长相酷似某人被杀，也够冤的。当时陈馀可能只是大略地看了一下就认定张耳已死，其实陈馀的潜意识里面一定认为刘邦不会因一个已经没有多少利用价值的张耳而得罪实力强大的自己，便发兵帮助刘邦。但过了一阵子，也不知道怎么了，他发觉张耳并没有死，刘邦骗了自己，于是又开始背叛刘邦。最后的结局是韩信击杀了陈馀，灭赵国，韩信也因此一战成名。
　　 我平时经常回味起这段历史故事，哥们之间的感情达到了张耳和陈馀这样的程度，应该是最高境界了。当秦王嬴政灭掉魏国时，秦政府知道二人非等闲之辈，悬赏重金寻找二人。但他们俩不为所动，亡命天涯，虽受尽凌辱，却相互体贴，抱团取暖，度过了人生最灰暗的岁月。每当读到此处，我便心生感慨。这样的哥们情义，到最后却相互置之死地而后快。只能说，在巨大的功利面前，在巨大的权势面前，兄弟感情这个东西其实并不可靠，往往不名一文。
　　 二十年前，我曾经结识一对战友。这对战友平时形影不离，也是生意伙伴，他们在相互介绍的时候，也说各自是过命的兄弟，显得非常自豪。但仅仅过了一年，我见到了其中的一位，当我问起另一位近况的时候，他居然告诉我，他们二人在打官司，说自己被另一位给骗得好惨。我当时大为惊讶，简直无法相信。
　　 其实每个人都差不了多少，感情归感情，就是不能涉及利益，这大概就是人性。
　　 史记中有七十列传，张耳和陈馀也算青史留名，谓之为《张耳陈馀列传》。好歹他们二人谁也不曾辱没了谁，真是天生的一对好兄弟，地造的一双死对头。
　　
　　 二、晁错、袁盎
　　 这又是一对冤家对头。这二人都是名震朝野的大人物，但他们的关系却非常差。在史书中找不到他们二人是因为什么而交恶的记载，反正就是谁看谁都不顺眼。如果不巧他们在同一个场合上相遇，假如晁错先来了，袁盎后到了，看到了晁错早就坐在那，便会立刻转身就走，谁也不会跟谁说话，反之亦然。
　　 袁盎是非常贤能的一个人，宽宏大度，有定力，不怕得罪权贵，只要他认为是正确的事情，就会直言不讳。因此他还得罪过太尉周勃和丞相申屠嘉。他曾经带兵打仗，爱兵如子，士卒也爱戴他，争相为袁盎效死力。他做过吴王濞（就是带头造反的那位）的国相，吴王濞是个狠角色，虽然袁盎经常劝他不要谋反，但吴王却始终善待袁盎。
　　 最后，袁盎因为支持汉景帝立自己的儿子做太子，为了维护正统的王朝传承顺序，反对立汉景帝的亲弟弟梁王刘武做继承人，被刘武派刺客暗杀，成为轰动朝野的重大事件。梁王刘武因此完全被汉景帝冷落，若不是因为窦太后的关系，他或许早就丢了王位，甚至会被赐死。总之，袁盎有国士之风。文景时期，袁盎是我最欣赏的人物之一。
　　 晁错则是汉代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中学时代，我只知有晁错不知有袁盎，因为那本薄薄的历史教科书对晁错有过重重的一笔，却一句话也没有提到过袁盎。晁错是汉景帝在太子府邸的旧人，是智囊，做过汉景帝的老师。但是他为人尖酸刻薄，傲视群臣，大臣们都非常厌恶他。
　　 晁错对历史的最重要贡献就是提出了削藩之策——削弱藩国，巩固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统一。但削藩令一出，以吴王刘濞为首的山东七国立即反叛，打着“诛晁错，清君侧”的旗号，兵锋汹涌，汉帝国难以阻挡，半壁河山全部落入叛军之手，汉景帝懊悔不已。最初，当晁错提出削藩的时候，朝中很多大臣是反对的，其中就包括魏其侯窦婴，反对者认为这是在逼着诸侯王反叛，即便不想反叛的诸侯国也会因此反叛。晁错当时位居御史大夫，是三公之一，宰相级官员，不但位高权重，且深受景帝宠信。晁错认为，如果中央政府削藩，诸侯王一定会反叛，这倒是不假；但如果不削藩，诸侯国在做大以后依然会反，正所谓：削亦反，不削亦反。这便是晁错的理论。于是汉景帝力排众议，支持晁错，发布削藩令。
　　 但是，当吴楚等七国联军举旗造反后，晁错却拿不出任何具有建设性的谋略和主张，完全没有了主意。有些人就是这样，能尖锐地看出问题所在，就是拿不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晁错就是这样的人。最要命的是，他居然建议皇帝亲征，他自己在后方居中调度。史籍上虽然没有记载过这件事对皇帝的心理产生过什么影响，但我认为，从人性的角度上讲，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时的汉景帝对晁错应该是非常不满的。如果晁错在这个节骨眼上拍拍胸脯跟皇帝说，我来带兵出征，圣上您在后方支持我，那皇帝该有多么高兴。只可惜晁错没有这个智慧，作为汉景帝最为倚重的谋臣，他举止失措。史籍没有记载过汉景帝对于这件事情态度，究其原因，我认为与汉景帝的性格有关。这位皇帝城府极深，与历史上大多数皇帝不同的是，他是一个可以把愤怒藏在心底的人，很少在事件发生的当时就发作，这是很可怕的。
　　 由于晁错与袁盎之间的龃龉，晁错便想方设法地陷害袁盎，使袁盎非常恐惧。袁盎通过魏其侯窦婴，得以面见皇帝，说自己有退兵之法。当时晁错也在场，袁盎说，我只能把计策给皇帝您一个人讲。于是汉景帝让晁错退了下去。晁错满怀怨恨，却也没有办法。袁盎这时跟汉景帝说，七国之所以反叛，就是因为晁错的削藩令，你如果杀了晁错，诸侯国们失去了反叛的理由，自然就会退兵了。于是汉景帝不顾旧情，霎时翻脸，一代政治家就这样被腰斩于市。但是，反叛朝廷是开弓没有回头箭的，吴王濞的目标怎么会是诛杀晁错呢？清君侧只是个政治口号而已，他的目标毫无疑问是皇帝宝座。只可惜晁错白死了。
　　 从历史地位上讲，袁盎不及晁错的百分之一。但在当时，人们可不会这样看，尤其是晁错在为人处世上非常令人讨厌，而袁盎却人品贵重。但是晁错的死因毕竟与袁盎直接相关。我们无法评价袁盎是否应该这样做，但是晁错为了私愤而诬陷袁盎，袁盎为了自保，出此阴招，也是迫不得已。从这点上来说，虽然晁错之死是历史上最惨痛的冤案之一，但他的死也算是咎由自取。正是由于二人的这种戏剧性的矛盾冲突，司马迁将这对冤家的传记合在了一起，谓之为《袁盎晁错列传》，让他们在历史的长河中继续斗法。
　　
　　 三、窦婴、田蚡
　　 窦婴之死，是历史上最蹊跷的谜案之一，且确定此案已经无解。
　　 这两个人被司马迁写在了一起，是窦婴的不幸，他在九泉之下不可能瞑目，而田蚡因窦婴而在历史上浓墨重彩，则是他的幸运。二人在人品和历史地位上，不可同日而语，窦婴光明磊落，勇于承担，仗义疏财，义气千秋，田蚡则是彻头彻尾的小人，仅仅因为他是汉武帝之母王太后的同母弟而发迹。
　　 窦婴是汉景帝的母亲窦太后的侄儿，窦太后可以说是窦婴的政治后盾。当时窦太后极力主张让梁王做皇位继承人，恰逢汉景帝醉酒后一时兴起，顺嘴就说出自己千秋之后就传位给弟弟刘武，令太后大喜过望。汉景帝自知失言，但没有办法，因为君无戏言。就在这时，窦婴给汉景帝解了围，他说道：“汉家江山，历来父死子继，这是祖训，皇帝怎么可以擅自主张？”汉景帝高兴了，窦太后却气坏了，给窦婴以开除门籍的处分，窦婴还被罢了官。从此事可以看出，窦婴是一个坚守原则的人，他价值观明确，不会因个人私利而轻易改变。
　　 在平定吴楚七国之乱中，窦婴官拜大将军，开赴前线，坚守荥阳，阻挡齐赵二国。皇帝赏赐他千斤黄金（当时以黄铜为金），他居然就放在住处的走廊之下，军吏从走廊处经过，谁需要就自己拿，窦婴自己却一分不留。平定叛乱后，窦婴因军功被封为魏其侯。
　　 在窦婴名震天下的时候，田蚡不过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汉景帝死后三年，他仅仅因为王太后的裙带关系就被封为武安侯，不久便官拜太尉，与时任丞相的窦婴同时位列三公。窦太后死后，窦婴失去了政治依靠，逐渐失势，而田蚡的政治地位却如日中天。自古以来，大多数人都是势利眼，这是不争的事实，于是群臣们纷纷怠慢窦婴而去攀附田蚡。只有将军灌夫依然不忘其本，继续结交窦婴。我们以常情揣度窦婴，他一定会被灌夫在自己失势后的不弃而感激得无以复加。
　　 灌夫是汉代豪强，却因为自己的臭脾气闯了大祸，他因为群臣对窦婴的不恭敬而大闹田蚡的婚礼。由于婚礼是奉太后诏，因此灌夫被冠以大不敬的罪名判处死刑。窦婴心里非常着急，他不听劝阻，坚持营救灌夫。窦婴认为灌夫虽然有罪，但罪不至死。于是，窦婴与田蚡二人在朝堂上，当着年轻的汉武帝与众大臣的面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其实事情很简单，窦婴无非就是为了营救自己的好朋友而已，但田蚡在朝堂上的一番话却让人后背发凉。田蚡说：我田蚡嘛，是爱财，喜欢声色犬马，喜欢良田美宅，这我都承认，不但如此，我还喜欢能工巧匠，喜欢天下美色，这我也承认。我倒是不如你窦婴每天跟灌夫一起召集天下豪杰来议论朝政，对朝廷心生不满，腹诽心谤，每日查看天象，以待天下之变，你到底是想干什么？
　　 这段话说得非常阴损，完全是以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窦婴和灌夫身上，向皇帝暗示窦婴和灌夫是在策划谋反，因没有证据还不明说，就是为了让皇帝对窦婴心存猜忌。
　　 汉景帝时期，窦婴非常得势，皇帝对他很是倚重。景帝曾经给窦婴遗诏，遗诏上说：“事有不便，以便宜论上。”翻译过来就是：以后你要是有为难的事情，可凭此遗诏有权直接单独面见皇帝。无非是有一个向最高领导陈述的机会而已，这个遗诏根本算不上是免死金牌。但历来皇帝的圣旨和遗诏是最为重要的官方文件，在发布的同时会抄录一份副本在档案库存档，档案库是皇家重地，没有皇帝的命令任何人不得擅自进入。但历史上最令人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汉景帝给窦婴的遗诏，在档案馆居然找不到存档的副本！于是窦婴以假冒圣旨之罪与灌夫同被处死。
　　 我们想想，就那几个字的遗诏，无非就是想见皇帝一面，以窦婴的智慧和人品怎么会矫诏呢？傻子都不会的。而存放圣旨的档案馆，任何人也无法擅自进入，基本可以排除有人做手脚，汉景帝也没有必要在活着的时候就用这种方法来加害窦婴。为此，我翻遍了关于此案的史籍，实在无解，也看过一些史学家对此事的分析，也没有人能够说明白，这成了历史上最蹊跷的案件之一。由于此案轰动朝野，估计也是朝廷内外对案件都有自己的看法，田蚡的内心备受折磨，常常梦见窦婴和灌夫前来索命，第二年便一命呜呼了。
　　 只不过，一代豪杰窦婴与田蚡这样的卑鄙小人被司马迁写成合传，实在是一种耻辱。他们的传记谓之为《魏其武安侯列传》，以封爵名之。
　　
　　 司马迁对历史人物的列传非常喜欢采用各种归类法，不仅仅是上述以死对头归类法，他还喜欢把相似的人物归结在一起写合传，比如《老子韩非列传》，很多人会对于司马迁把一个道家人物和一个法家人物写成合传不明所以，其实这正是司马迁的博学和深邃之处，因为道家与法家系出同门，在理论上有传承关系，这里不再赘述。再比如《孙子吴起列传》他们都是军事家，但历史上军事家很多，为什么要偏偏把他们二人合传？我认为是这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是军事理论家，孙子有《孙子兵法》，吴起有《吴起兵法》。此外还有《白起王翦列传》《屈原贾生列传》等等，不一而足。
　　 很多时候，历史无奈地选择了死对头演绎历史大戏，而作为一种历史人物的分类法，将一对生死冤家写成合传，集中展现那一个时代的波澜壮阔的历史，对于我们认识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有着事半功倍的效果。我们时常对那些历史故事记忆深刻，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史学家们巧妙地利用分类手法将矛盾冲突画面般展现在读者面前，使我们在面对那些历史人物的时候，经常纠结于他们的人品、事迹和人生结局，令人扼腕，心情无法平静。遍观所谓正史的《二十四史》，还没有人能够跳出司马迁的史学传统。从这点上来讲，我们应该感谢司马迁给我们带来的一切，也感谢他在叙述历史的时候，那种没有爱恨语言的爱恨，给了读者以独立思考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