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龙”的那天，好多人都会集中在杨狗哥家看热闹。杨狗哥是领头人，他通常要组织一个耍龙的对伍：龙和舞龙的人是少不了的；除此之外，还有唐僧师徒四人、白娘子和小青、渔翁与蚌壳精。最喜欢看的，是给他们化妆。猪八戒的化妆最为有趣：首先，要给装扮猪八戒的那人填充大肚子。怎么填充呢？杨狗哥很有办法，只见，他从家里找来了筲箕贴在那个“猪八戒”的肚皮上，再用一条白围腰把筲箕蒙上后使劲系在“八戒”的身上。顷刻间，一个白色大肚子竟然叫所有在场者拍手较好，连说：“好大的肚子，好大的肚子！”接着，杨狗哥用毛笔在那白色的“大肚子”上随心所欲地画上几笔，大家再一看，无不似大肚子的有毛的肚脐眼。“太像了，太像大肚子了！”赞许声中，杨狗哥没有停下来，继续给那个“八戒”带上猪嘴的面具和猪耳，再穿上衣服——八戒的化妆到此就大功告成。“天蓬元帅下凡了！”大家看着装扮得很像的猪八戒时，都会异口同声地欢呼着，嬉笑着。有的还会上前要么摸摸“猪八戒”的大肚子，要么就摸摸他的猪耳。说话声、笑声不觉入耳。这还不算太好玩，还有比这个更好玩的呢。
　　 耍龙的对伍在众人的簇拥下来到了南门与北门的交界处——大水沟。还记得那天，身为耍龙队队长的杨狗哥先跑到一家卖臭豆腐干的摊前，给那个卖豆腐干的老奶奶耳语几句（大概就说等会耍龙队伍中的“猪八戒”要来她的摊前“抢”臭豆腐干吃，请老人家别阻拦），交代完毕，杨狗哥先把钱付了。安置好了后，耍龙的对伍中的“猪八戒”果真在路过人家摊前时，“不问青红皂白”地抓起烙锅上的几块臭豆腐干拿起就跑，边跑边吃，并且还洋洋得意地一只手抚摸着“大肚子”，此情此景让旁边看的人都捧腹大笑……
　　 杨狗哥还会在春节期间，组织一个跳花灯的民间团体：跳花灯的队长，自然还是杨狗哥，“灯姑娘”和“灯郎君”，均由两个男的扮演，一个敲锣的，一个打鼓的，还有一个提着半导体录音机录音的。跳花灯的这一小队人，白天是跟随着耍龙的对伍边跳边走；而到了晚上，杨狗哥则带着他们到事先联系好的人家户去跳花灯。通常，接花灯队到家里来跳花灯的人家户，一般都要准备一串鞭炮在门口放以表示欢迎花灯队的到来；其次，再备上一条烟和一个装着十二元钱的红封，以此表示答谢。那个时候，只记得，那浓妆艳抹的“灯姑娘”和“灯郎君”穿着古装唱戏服，二人双手皆执红扇，扭动着身躯，度着舞步，在聚集了好多前来看热闹的小屋里跳着。在一阵咿咿呀呀的不是很专业的唱腔和扭扭捏捏的舞步中，歌唱声、敲锣打鼓声、说话声、笑声，声声入耳；旱烟雾，纸烟雾，烟雾袅袅。期间，还有杨狗哥和那位小心翼翼地抱着着半导体录音机的“录音师”的“安静，安静，大家不要讲话！”的叮咛声贯穿着看花灯表演的始末。与其说是看花灯表演，不如说是凑热闹。虽然看了半天，也没有看出什么名堂来，更听不清一句歌词，可无论是表演的人，还是观看的人，大家都悠然自得，其乐融融！
　　 如今，正月间，我们这里也会耍龙，然而，已经没有小时候的那么多的花样了。去年正月间的一个傍晚，我去冒沙井的一个亲戚家吃饭，杨狗哥远远地看见了我，就把我叫住了，他对我开门见山地说：“今年县政府很重视民间的耍龙、跳花灯等文艺活动。说是要恢复原生态表演。”我听了很是高兴，当时就恭喜了他两句。
　　 在我们的眼里，杨狗哥哪儿都好，就是名字取得不雅，他给我们解释说，由于他姓杨，生于狗年，所以他父亲就给他取了个“杨狗”的小名。实际上，他们那一代和我们这一代的人取的名字，特别是小名都并不雅。
　　
　　 【三】取名和改名
　　 在六七十年代，由于在全国各地兴起一股毛泽东的诗词热，故而学名以“毛诗”或“毛词”来取的比较多。但凡是六七年代出世的，取名为“劲松”的就比较多。
　　 父亲给我说过我的取名的由来：我出生的一九七零年，父亲专程请家乡的一位青年作家给我取名。这位作家吴先生，不仅是父亲的好朋友，而且还是舅舅的战友。他平时爱写诗填词，散文、小说都写得很好。八十年代，我无意中在舅舅家读过他发表在当地刊物的一篇散文《相逢何必曾相识》，事隔好多年，文中的一些句子还有点印象。“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相识”的句子，第一次就是在他的散文里看见的。当年的青年作家，如今的步入天命之年的他，已经是家乡耳熟能详、家喻户晓的老作家。目前，他已经出版过几部纸质的长篇小说。他写的诗词、散文、短篇小说也常常散见于当地纸媒刊物。作家取名，可以说是随手拈来，易如反掌。毛泽东主席在一九六一年九月九日写了一首七绝：“雾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吴先生就以这首诗里的“劲松”作为我的学名。
　　 没想到，与我同名同姓的还挺多。一九八六年的那一个清风送爽的夏天，教育局门口的高考录取榜上竟然出现了四个同姓的“劲松”！结果，我去领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教育局的老师看了我的名字后，又要看我的准考证号。因为，有四个“陈劲松”同时被录取，却是不同的学校，所以，为了避免张冠李戴，他不得不看我是哪个“陈劲松”。
　　 这还不算，还有我没有想到的。我们学校教外科的一个老师，也叫“陈劲松”。我入校的那一天，他听说我与他同名同姓，特地在我们辅导员孟老师的带领下，当晚就到我们寝室“拜访”了我——与他同名同姓的学生。其实，他只比我大几岁，也是六七十年代出生的。由此可见，六七十年代以毛泽东的诗词取名的人，屡见不鲜。
　　 别看那时的我们取的学名既高雅而又蕴涵着高贵，寄托着父母的企盼，而在记忆中的童年，我们的小名取得滑稽可笑且难听至极。
　　 在缺医少药、经济困乏、文化落后的六十年代，平民老百姓家庭最担心的就是生下来的孩子夭折。听老人们说上天都喜欢名字取得“贵”的，而不喜欢名字取得“贱”的——名字取得贵的孩子，上天喜欢了就会收去当仙童；而名字取得贱的呢，上天嫌他们名字贱而绝不会收他们去当什么仙童，因此容易存活。正是这个原因，但凡是七十年代以前（包括七十年代）出生的，以家畜家禽来取名的不计其数。甚至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出生的孩子，以动物来取名的也还是不少。
　　 曾记得，在大学毕业后工作了几年出去进修，同一寝室的外省进修生室友告诉我：他们单位有个世代单传的同事家生了一个“宝贝儿子”，一家人，包括七大姑八大姨高兴得忘乎所以，名字都不会取了。于是，上班时与同事们说起了为儿子取名犯愁的事。单位上有个年事已高，也算是见多识广的老同事，随口就说了这么一句：“名字取得越贱越容易存活，越乖。你不妨就给你儿子取个狗啊猫啊之类的名字，保证你儿子将来又懂事又听话又有出息！”室友的同事一听，仔细想想，认为颇有道理，回去和家人商量了以后，就给在那个在冬天出生的儿子取了一个“冬狗”的乳名。
　　 张三奶家生第一个孩子时的那一年，黄豆的收成特别好，就给自己的大胖小子取了个“鼓豆”的乳名；间隔几年后，生下的二个儿子看似相当细弱，就干脆取叫“细豆”。何大伯家的一大家子的取名更有趣：本来是希望生下来的是个姑娘却是个小子的弟弟，就被取名为“小姑娘”；大儿子生下来有八斤重，就叫“小八斤”；二儿子叫“小马槽（喂马的槽）”；三儿子叫“老巴斗（旱烟烟杆的烟斗）”。在我们那条街，取名叫“小撮箕”的就有两个。反正，很少听到有取得高贵或高雅的乳名。只有我家斜对面那个刘大伯家出生于八十年代的小儿子的名字取得甚是有财大气粗之感，他叫“小百万”！
　　 九十年代，人们对取名更为讲究。还有专门研究姓名与命运的书籍呢。受此影响，我也略知一二：人的姓名，与五行的金、木、水、火、土息息相关，可以剖析为天格、人格、地格、外格和总格。天格，是姓氏的笔画数加一，是由祖先的血脉决定的，没有谁能够改变。单名的人格，与地格的笔画数一样，即为名字的笔画数加一；双名的人格，为姓的笔画数加上名字里第一个字的笔画数，而地格则为名字的笔画数。总格，为姓名的笔画总数。外格，双名的外格为最后一个字的笔画数加一，单名的外格都为二画——是一个孤独格。每一个格都有其特定的意义：总格，代表一生的运势；人格代表三十岁以前的运势；地格代表三十岁以后的运势；外格则代表一个人的外交。单名的外格都是二画，是一个孤独格，即注定孤独一生。天格、地格和人格的五行要相生，而不能相克；并且，名字的五行还要与生辰八字的五行相生，才是好名字。然而，名字能符合上述条件的，有多少呢？
　　 那段时间，在我们乌蒙山区，曾兴起一股改名热，好多人在那段时间都改过名字。我也曾把我的名字改成“陈靖松”过近一年的时间，后来觉得还是人家作家给我去的名字好，因此一年后又改还原了。我们单位一个接近退休年龄的老中医，就是知道单名的女生是孤独格——不好，就专门给他的二十多岁的单名的女儿改成了双名。他自己也差点改了名字，还是老伴极力反对，骂他“张倒（家乡方言，内涵随语境而变化，灵活而多变，此时的意思为：糊涂或神经病）”他才没有改成。
　　 由此可见，那段时日，人们对取名或改名还是挺重视的。
　　
　　 【四】有趣的装束
　　 乌蒙山区的七、八十年代，曾经有这样一些奇特的装束：红军帽里用废报纸盔出菱角、用不锈钢锯片做的发夹、皮鞋铁掌。
　　 八十年代，人们穿着逐步“洋气”，渐渐改善，由原来的布鞋或胶鞋转为皮鞋。然而，不知道是谁带的头，凡是买了新皮鞋后，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都要到修鞋的摊上去钉掌。一般都是钉铁掌，当然，也有钉塑料鞋掌的，比如，女生大多数都要钉塑料掌。那时候，我还在读中学，每当放学回家路过财神庙时，总会看见财神庙脚的修鞋摊位上，常有一些或穿着牛仔裤，或穿着喇叭裤的赶时髦的青年男女正在等候修鞋的师傅给他们的修鞋钉掌呢。只要一看到这一幕，我就会想起孩提时代看到的给马掌钉马蹄铁。有时候，会与一同放学回家的同学们拿这两样事情对比，说到精彩处，天真无邪的笑声会惊动那些正在鞋摊上等候钉鞋掌的时髦青年男女们。他们会莫名其妙地朝我们看着，接着又会继续把头转向修鞋师傅手中的正钉着鞋掌的新皮鞋，全神贯注地看着。
　　 别笑他们钉鞋掌，因为那种钉了鞋掌的皮鞋在街上的水泥路上走着，确实很神气。特别是那些穿着喇叭裤或牛仔裤的，穿着钉掌的皮鞋，“哐当、哐当”的声音非常吸引人。尤其是晚上，如果背着一把吉他，穿着钉掌的皮鞋和喇叭裤，一边弹着吉他，一边又唱又跳，很是让好多人心慕手追。乌蒙山区的八十年代，人们往往会称这种赶时髦的装束为“超”。还有比这个更“超”的：男青年留长发、烫卷发，女青年剪假小子似的短发。
　　 是啊，这种装束比起七十年代的那些装束的确洋气了很多。想想七十年代，我们当时还是小孩子的这一代，都是“退伍军人服”：没有五角星帽徽的军帽和没有肩章的军衣，腰上再勒上一根军用皮带——认为这样的装扮精神。除此之外，还会把废报纸叠成条状后放在军帽里，把军帽绷起轮廓；让帽子戴在头上时，里面的厚纸条箍着脑袋后更像军官帽，自以为更神气更精神。而女生呢，那时都买不起发夹，却通常会为了臭美，请机械厂的工人师傅把不锈钢锯片加工好，自己再用彩色毛线或丝线缠绕包裹起来——这就成了自制的发卡呢……
　　
　　 【五】卖玉米秆的老人和卖艺师徒
　　 如今步入不惑之年的我，除了上下班必须上街，平时在家里都喜欢沏上一杯清茶，捧着一本书，边看书边品茗；而童年的我却不是这个样子。通常都会有事没事上街东游西逛。上街最喜欢看的就是街头小贩卖的东西了。最是难忘的，也最是遗憾的，是有一次在北门桥边看见一位弯腰驼背的老奶奶坐在地上卖玉米秆。
　　 玉米杆虽然没有甘蔗甜，也没有甘蔗的水多，可是在那个时代的人们好像都尝过，而且有的还很喜欢尝。小时候，去郊外的田间地头玩耍时，也经常折过玉米杆来嚼。但是，也有在街上买来嚼的。街上是有卖的。那天好像是还在读中学时的暑假期间，一个人从南门一直走到北门桥，看着一个弯腰驼背的老奶奶正坐在地上守着堆在她前面的玉米秆卖。我路过她面前时，还依稀记得老奶奶一边剔玉米秆，一边招呼着我：“小伙，快来买玉米秆。”我放慢脚步低头定睛一看，心里顿时感到很诧异：“这个老奶奶的音容笑貌与去世了几年的三奶，多相似啊！”虽然衣服口袋里是有几块钱的零用钱，但是那时口不渴，不想买，就那样想着想着从她的面前走过去了。现在回想起来，要是能给那位长得很像三奶的老奶奶买一两根甘蔗该多好啊，此时想来都感觉有点遗憾。其实，这世间本来就有很多遗憾的事。
　　 也是在一个骄阳似火的夏天，我在街上看见好多人正围着，不知道在看什么。我挤进去一看，呵，原来是看两个人卖艺。一个又老又瘦，另一个又高又胖。两个人都是半裸着身子。只听到那老头说一句，胖子跟着说一句：“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腿场。”听他们一唱一和地说着，大家大概知道这两人是从河南到我们贵州来卖艺的。瘦老头是师父，而胖子是徒弟。师徒俩吆喝完后，开始表演：先是由胖子躺在钉着一排排长钉的木板上，胸口上放一块石板；再由他师父甩着一个长大锤使劲砸胖子胸口前的那块大石头——表演“胸口碎大石”。只见老头一锤甩下去，胖子胸前的石板顿时断为两块。胖子站起身，故意把仅仅是一些窝窝点点的背给围观的人看他的“毫发未损”。自然，是赢得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接着，就是师徒二人最拿手的节目——口吞铁蛋后，再运气吐出来。这个节目有点难度，是有师父来表演。只见瘦老头把给大家检验过的铁蛋放入口里慢慢地吞了下去。铁蛋吞了下去之后，师父没有立即吐出来，而是等胖徒弟抬着一个圆盘向围观者要钱。可是没想到，盘子到处，好多人都是选择后退或走开。我当时衣服口袋里有十多元钱，胖子的盘子到我身边时，我也向他们一样选择后退——可好奇心却迫使我没有离开，而是又“厚着脸皮”看着。胖子似乎也没有在意，还嘴里说着：“大家不要走开，精彩的还在后头呢。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捧个腿场……”我悄悄看那吞下了铁蛋的廋老头，他正在痛苦地捂着胸口，时不时地干呕着在圈子里不停地走动着。胖子要钱完毕，抬着盘子里为数不多的一些硬币和纸币，回到他师父旁边。这时，只见廋老头双手缓缓抬起来，再慢慢地放下去气沉丹田。说时迟，那时快，就听“嗨……”的惊雷似的喊声，那吞下去的铁蛋居然从瘦老头师父的口里“飞”了出来。“好，好！”围观者的喝彩声掌声混杂一片。我也跟着喝彩和鼓掌，内心既是佩服，又是因为自己的不肯投钱而感到一丝遗憾和内疚。
　　 撷起时光里的这些泛黄的记忆碎片，揉捏成回荡着善念的音符，再融入到生命的主旋律中，让余音缭绕的生命之歌唱尽人间美好，鞭笞邪恶，温润冰凉和枯竭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