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后，我在城里写诗
　　 冥思苦想了一千个日夜
　　 终于得到两句
　　 一句是黄色的
　　 一句是绿色的
　　
　　 其二：无题
　　
　　 某一日我疾行在荒凉的记忆之园
　　 一路向小白免们打听春的消息
　　 这时，你就站在我身后
　　 像一朵忧患的秋菊
　　 开得静静的
　　
　　 （八）我的启蒙老师
　　
　　 1976年8月某日，姐姐带着我去学校“发蒙”。明明是去报名上小学一年级，为什么却叫“发蒙”？当时七岁的我，对这个问题很迷惑，只觉得这个叫法似乎很有意思。发蒙就发蒙吧，只要学校比家里好玩就行。
　　 成年之后，我才理解，“发蒙”即“启蒙”，启和发，都是一个意思。启蒙，就是把一个人从幼年时的蒙昧混沌状态启发引导出来，激发人去追寻科学和真理，实现由蒙昧向文明的转变。由谁来启蒙我们这些懵懂无知的孩子？当然是启蒙老师。
　　 一般而言，我们习惯把小学一年级的代课老师叫做启蒙老师，因为他们首先教我们识字，教给我们知识。对这种叫法，我并不认同。我以为，启蒙老师首先必须具备三个方面的基本条件：良好的人文素养、丰富的知识储备、循循善诱的教导能力，三者缺一，就无法达成启蒙的目的。从这意义上说，不是所有的老师都配称启蒙老师，以其昏昏，焉能使人昭昭？自身尚且蒙昧，又岂能开启他人？
　　 我的启蒙老师，是上小学四年级、五年级时的语文老师侯祥生。
　　 候祥生老师高高瘦瘦的，习惯穿一身洗得发白的灰中山装，风纪扣扣得整齐严实，一头短发下面，国字型的脸庞轮廓分明，肤色微黑，一双眼睛深邃坚定，炯炯有神，似乎能看穿教室的墙壁。
　　 候老师平时话不多，脸相显得有些严厉，不过，他从未体罚过一个学生。他教学方法一流，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我们这些小不点，对这位老师既敬且畏。现在想来，当时学校里有几位老师，对侯老师应该是羡慕嫉妒恨。因为他们这些老师上课时，我们这些学生往往无所顾忌，左顾右盼者有之，交头接耳者有之，伏案梦周公说梦话的亦有之，更有甚者，有些调皮捣蛋的家伙乘着老师背对学生板书题目的缝隙，跑下课桌叫嚷嬉闹，老师开始很恼火，甚至用教鞭对一些挑事学生进行惩罚，然而，学生就是不怕。几个回合下来，老师只好叹叹气，听之任之。譬如成老师就是这样，森老师也这样，他们上课时学生的顽劣无状常被人们当笑话来讲。只有侯老师不一样，不消说是上课，即便是上自习，教室里原本叽叽喳喳，侯老师从教室窗外走过，并不朝教室里看一眼，教室里顷刻鸦雀无声，只听见默读课文翻动书页的沙沙声。正因为这样，学校毕业班的班主任一直由侯老师担任，用校长的话说，毕业班班主任必须由“把关教师”担任。
　　 可能由于老家都是大集的缘故，又或者由于我成绩尚可的缘故，侯老师对我特别好，明显没有对其他学生那么严厉。语文课代表总是我的。虽然任务只是找小组长收收作业本，然后把收起来的作业本抱到学校办公室，我却干得很卖力，觉得很有面子。因为这种待遇，不是人人都能得到的。
　　 侯老师平时寡言少语、不苟言笑，但一旦讲起课来，便换成了另外一个人，他精神勃发，神采奕奕，颧骨上现出一点红晕，常常引经据典，滔滔不绝，而且不乏风趣幽默。讲到动情处他甚至眉飞色舞、手舞足蹈。三尺讲台，这时就变成了一个舞台，而他，俨然一个出色的演员。我们的思想就这样随着他的情绪一齐翻飞起舞，在不知不觉中掌握了他教的知识。
　　 一次讲课，他被一篇课文的情节感染，讲到忘情处，又习惯性地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课堂里的我们也跟着哄笑、叹息。在哄笑声里，正听得忘乎所以的我下意识去溜出了一句：“跟拆乎子一样。”——方言，极言滑稽轻浮之状。侯老师听到，突然从情绪的高峰跌落下来，他的手指停在半空，停止讲课，沉着着脸问：“刚才是谁说的？自己站起来。”教室里一下子静得出奇，仿佛掉下一根针也听得见。我惶恐了片刻，知道自己闯了祸，脸上发烧地站了起来。侯老师严肃地看着我，眼睛里隐隐有点受伤的感觉，这使我更加羞愧。他并没有当堂批评我，只是让我放学之后写一份检讨，明天交给他。
　　 放学之后，我想到课堂上自己无端地放肆，想到自己的无礼对老师造成的伤害，想到侯老师平日里对我的好，无比追悔愧疚，我就把想到的这些写成了检讨书。我心想，侯老师再不会原谅我了，再不会像以前那样对我好了。第二天一早，我就诚惶诚恐地来到学校办公室，把检讨书交给了侯老师。
　　 出乎意料。侯老师早晨来到教室，不仅不再生我的气，反而直夸我的检讨写得好，有文采，很深刻，他甚至忘记这是一份检讨，而当成一篇优秀作文评析起来。他说，写作文就应该这样写，把自己看到的想到的记录下来，忠实于自己的内心世界。从他亲切赞许的眼光里，我知道，他压根就没生我的气。
　　 小学毕业后，渐渐少了侯老师的音信。后来，听说当了一辈子民办老师的他，被精减回家了。时光不明不白地流淌，一晃30多年过去了，不知我的启蒙老师侯祥生老师如今安在？身体可好？他老人家应该有七十好几了。直到现在回想起他，我才真正理解他，为什么平时郁郁寡欢，唯有在讲台上才意气风发。在那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荒诞年代，他这样一个博学书生，只能处处碰壁，受到压制，唯有站在三尺讲台、面对他的学生，他的生命才真正展开。
　　 侯祥生老师的言传身教，影响了我30年，并且还将继续影响我下一个30年。他托举了我。
　　
　　 （九）棉花啊棉花
　　
　　 棉花这东西，是一种让农民又爱又恨的作物。爱它，是因为它是江汉平原的主要经济作物，寄托着农家人的希望；恨它，是因为棉花生长期太长，一年四季都得伺弄它，太累人。
　　 棉花的播种期在四月中旬左右。农民们根据节气时令及天气变化掐算着播种期，待春气起来，气温回升，便择机下种。如果气温太低，出苗就慢，容易烂籽烂芽。在农村实行分田到户、联产承包以前，都是直接向地里下种，且尽量下得密些，待棉苗破土后，再根据棉苗长势进行“间苗”，留强去弱，保证苗齐、苗壮。实行分田到户、联产承包之后，开始大面积推行营养钵移栽技术。在隆冬时节，农民们便宜早早地从干涸的堰塘里挖起肥沃的黑色淤泥，一方一方地备土，等下雪上凌，把土里的害虫冻死，开春做营养钵用。乡里、村里的干部这时会来检查春耕备耕，拿着皮尺丈量土方，以满足棉花种植需要。若土方不够，那是要罚款的。在改革开放之初，农民种什么、种多少、怎么种、怎么卖，自己并无权力决定，必须按政府的统一计划和指令办事。
　　 到了做营养钵的时节，村民们从铁匠铺里买回一种叫做“营养钵器”的器械。这家伙简单得很，上身类似一个打气筒，下面装着一个活动的铁筒子，用力往土里一跺，再用脚把跺进去的钵土蹬出来，就做好一个营养钵。然后往营养钵里下种，长至两寸许再往田里移栽。这种方法虽然麻烦，但比直播的方法出苗要早，长得要壮，能够提高棉花单产。
　　 棉花这种作物，比较怕旱，特别怕涝。如果干得厉害，就得挑水抗旱，一桶一桶地挑，一瓢一株地浇灌。倘若遇到大雨，那更糟糕，必须迅速排涝排渍，否则，棉苗很快就蔫死了。
　　 棉苗长到半尺高的时候，倘若底肥足，草除得干净，便长得特别快，一天一个劲头，十分惹人喜爱。等到棉苗蹿到齐膝高的时候，便需下田打枝摸丫，将多余的枝丫摘除，防止它争水争肥花。等到棉花长到约一米三四的样子，就要“掐尖”，控制棉花疯长导致结铃挂桃不多。
　　 棉花的天敌是棉铃虫，这家伙数量多、食量大，能钻进棉桃里，将棉桃吃光。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科院培育出了一种“中棉12”棉种，抗虫抗病功能效果较好。但虫子是不会甘心被饿死的，它们很快就适应了这种新棉种，变本加厉地大吃大嚼起来。这就是适者生存的自然规律。几十年来，人类一直试图消灭这种害虫，但这种小虫子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越来越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
　　 杀灭棉铃虫的方法很多，有物理杀虫和化学杀虫之分。化学杀虫即通过打农药杀灭害虫，当时盛行用“杀虫醚”，开始效果尚可，但用过一段时间后，棉铃虫便有了抗药性。物理杀虫主要靠诱杀飞蛾降低棉铃虫基数。可以插把诱蛾，也可以点灯诱蛾。所谓插把诱蛾，就是将柳树枝叶扎成把，用一根木棍插在棉花田里，飞蛾受到柳树叶气味的诱惑，会在晚上飞进去安息。第二天一早，人们悄悄取下插把，迅速放进蛇皮袋用脚乱踩，蛾子便死于非命。农村吃大锅饭时，夏天天还未大亮，生产队长便开始喊工灭蛾，村里男女老少一起出动，逮回来的蛾子要数个数计工分。所谓点灯灭蛾，就是在棉里支起一面装水的木盆，盆中心垫一块砖，砖上放一盏油灯，夜晚将灯点亮，蛾子循光而来，大部分会淹死在水盆里。
　　 棉花长到一米来高，伸出枝头的花苞便开始开花。一时间，满枝白花红花，姹紫嫣红，煞是好看，引来蜜蜂嗡嗡吟唱。农民们不爱牡丹，也不爱玫瑰，就喜欢这白得透亮、红得热烈的棉花花朵。据说有一位刚毕业的大学生，分配到乡政府当干部，对农事一窍不通，却经常到农村发号施令。农民对这位外行领导有些反感，便有意捉弄一下。一次，一位老农故意问这位乡干部：“领导，我有一个问题不懂，棉花为什么又有白花，又有红花？”干部答不出来，其余农民跟着哄笑。乡干部寻思：“还是得把这个问题搞懂，不然，县里领导一旦问起这个问题，还不知如何收场。”于是假装谦逊地问：“这个问题我确实没想过，那你们说是什么原因？”老农继续给这位乡干部挖坑：“很简单，白的公花，红的是母花，有公的和母的，才结出棉铃桃。”干部恍然大悟：“原来如此。”过了几天，县里领导下乡检查工作，顺便考验干部的工作作风和农业技能，刚好问到棉花白花红花的问题，又刚好问到这位乡干部，乡干部就把老农的答案转给县干部，结果遭一顿狠批，被人当笑话讲了几年。他根本没弄明白，棉花本是白花，只是授粉后才变成红花。
　　 棉花挂铃后，是防虫的关键期，恰好这时又天气炎热。农民下田打药，时常有中暑中毒的情况，如果抢救不及时，就会危及人的性命。但为了收成，农民似乎并不当一回事，依然年复一年地这么干着。
　　 到了八月中下旬，棉桃便咧开嘴一团一团地绽放了，在阳光下白得耀眼。这时要及时采摘回来，以防下雨淋湿影响棉花的品质。到了这个时节，学生们正好放暑假在家。大人们便带着儿女们下田摘棉花。棉田里不透风，异常闷热，棉荚还容易划伤手指，但这时放眼田野，到处都是忙活的农人。不怕辛苦，已经成为他们的一种习惯。
　　 棉桃采回家后，剥棉花又是一个繁重的任务。常常夜半三更，一盏油灯，一家人围着竹篓剥棉花，既辛苦又单调，我时常剥着剥着便打起了瞌睡。这时父亲便开始讲故事，有桃园三结义的故事，还有程咬金三板斧的故事，还有朱元璋召见发小的故事。有故事可听，干活就有劲儿。左邻右舍想听故事的小孩也凑过来，一边帮助撕花一边听故事。后来，小三家在村里率先买了收音机，父亲的故事便失去了吸引力。我则溜出去帮助小三家剥花，顺便听收音机。母亲总是批评我“家懒外勤”。她不知道，收音机播放的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对我有多么大的吸引力。
　　 剥完的花要分级分类，晒干打包，到乡棉花收购加工厂出售。棉花收购加工厂是家国营垄断企业，对来卖花的农民总是百般刁难，想着法子压级压价。每次卖花，需在前一天夜里用板车将一满车棉花拖到棉花加工厂门前排队，一直等到第二天棉厂的人上班开秤。棉厂的职工看到这些有求于他们的农民，总是一脸的不屑，动辄喝斥训诫。父母亲每次卖完回来，总是一脸愁容，说是二狗子家的花和我家一样，卖了二级的价钱，而我家却被压到三级。母亲埋怨父亲不像二狗子那样乖巧，在棉花包里偷偷给棉厂质检员塞几斤苹果。1995年我担任管理区主任，恰好分管农业，工作任务就是催粮派款、催种催收之类。帮助棉花厂维护收购秩序，确保“爱国棉”的入库进度，是我必须履行的职责。看着乡亲们饱受棉花加工厂的欺凌，自己却还得帮着他们为虎作伥，使我的内心十分矛盾、痛苦。
　　 直到初冬，围绕棉花的劳作才告一段落。这时棉梗上的棉花已经摘得差不多，只剩下些小得不成器的棉桃，经霜的棉叶已经枯萎凋落。农民们这时带一把掣钩，冒着刺骨的寒风把棉梗拔回来，堆在自家门前晒干当柴禾烧。
　　 掣完棉梗，便是一段农闲时间。一年四季，只有这时真正可以休息休息。休息约一个月，便又要为来年的春耕备耕做准备了。农民的生活，就这样围绕棉花的种、管、收、卖周而复始地重复着。
　　 棉花，陪伴农民度过了一年四季，见证了农家的辛酸苦涩。
　　 每当我从车窗里看到田野里的棉花，便想起家乡那些朴实勤劳的乡民，想起还在棉田里劳作的父母、哥嫂，一个声音便在我胸中久久萦绕低徊：棉花啊棉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