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那时中国人民对毛主席顶礼膜拜，只要毛主席一声令下，人们都纷纷返回单位。当时交通没有今天这样方便，我们乘坐汽车到达准阴再转乘小火轮去南京。由于人多船票少，售票室人满为患，秩序混乱。挤来挤去很难买到票，这时我主动站出来维持秩序，让大家排好队伍，按次序买票。大家都比较有觉悟，我把队伍整理好后，加速了卖票的速度，售票室同志对我表示感谢，让我到售票室休息一会儿，他们给了我两张到镇江的船票。我们总算顺利地返回南京。两派开始联合办公，工厂很快恢复了基本生产。
　　 8.27造反组织派我看管黑邦份子，时间一个月,不想去也得去。报到后才知道是厂级几个认为有问题的领导（在牛棚看管）,其中有“大工贼”周监成（老工人出身的副厂长），大特务蔡海金（蔡海金台湾籍，副总工程师），还有其他四五个人已记不清了。我在看管中只是不让外人接触，对蔡海金，我是加以照顾的，因为他是技术人员，我们有点同命相连，都是文革初期的“臭老九”。几个月后工厂生产比较有秩序了，这时已是一九六七年年底。
　　 生产秩序正常后中央又发布下放科室人员的文件，“三结合”领导班子具体负责下放科室人员工作。我当时首先报名，要求到最苦最累的锅炉房烧锅炉。领导批准了，我去动力车间报到，动力车间领导(原六车间支部委员，对我了解)召集下放的人员交待情况，分配工作。结果车间领导没有让我烧锅炉，要我到配电站，说那里的阶级斗争需要我们。和我同去的是设计所下放的南京工学院的校友，同年毕业进厂的吴国治。到班组了解到一位老师傅是国民党时代的电工，还有一位是国民党时的警察。领导送我们俩到变电站上班，我在初中时就想考电力，过了几年转了个圈儿又进入电力行当了。
　　 变电站常年三班制，站长除正常上班外还要抄全厂各单位电表，所以每月有二天根本没时间睡觉，我照常上班，再额外抄两天电表。我工作很努力，与同事们相处融洽，我们互相采长补短。对敌斗争我也不落后，批判从严，有时批斗对象不服，也不和他们动武，遵循“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我就这样在变电所值了九个月的班。
　　 七七二厂按受四机部命令，包建湖北四四零四厂的任务，八月分我被调入四四零四厂，当时调出的条件是：能独当一面的骨干，出身好，没有政治问题，工作责任心强。我当然符合调四四零四厂的条件，我的要求是解决妈妈的户口问题，领导一口就答应了。八月我带着简单的行李，搭上去武汉的轮船，离开了温馨的家。
　　 回忆五十一年的这段工作经历，我觉得无论在哪个历史时期，只要能工作，只要能把自己所学的本领回报社会和人民，就是幸福的，就是充实的。所以我要大声说：工作着是美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