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场再分配
　　 1971年12月中旬，安康军分区学生连终于接到了通知，全体大学生分配工作。期盼已久的这一天好不容易等来了。学生连的胡连长，高指导员也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学生连不分配，他们也要在农场受累。
　　 一百二十多名大学生又齐聚教导队，等待再分配。首先是开会，学习两天，统一思想，服从分配。分配方案是由安康地区革委会计委提出一个总体方案，如安康某某厂需要某某专业学生几人，某某医院需要医学院某某专业学生几名，某某县需要大学生几名等。而具体分配方案的制定，完全由胡连长和高指导员定。我悄悄问高指导员，我和樊灵芬分配到哪儿？他告诉我，鉴于我俩在学生连的表现，以及工作需要，我俩都留在安康地区所属企业单位，让我们放心好了。我和樊灵芬心中欢喜，因为留在安康地区所属单位是最好的地方，最差的是分配到安康所属的边远县城，如紫阳，白河，岚皋等边穷山区县。
　　 我们高高兴兴去逛街，路上遇到了曾经让我转交情书，追过樊灵芬的那位Z君，他假装很热情地跟我们话别。他说，听说凡是在学生连谈恋爱的学生，都要分到边穷山区县去，要我们去了山区，别忘了他，多多联系，多多保重。说得很诚恳。我心里一激动，就忘乎所以了，我就告诉了他，不要为我们担心，我们已经得知分配到安康地区单位了，就在安康工作，以后我们可以经常见面的。他又装出很高兴的样子，祝贺我们。
　　 但是到了晚上，他从一个排长那里得知他被分配到白河县，便径直找到高指导员大闹，说：“就连像李镜吾和樊灵芬在学生连违纪谈恋爱的都留在了安康地区单位，凭什么把我一个单身汉分配到白河县？”
　　 并且威胁地说：“我不走了，不去白河了，我要上告到军分区司令员那里。”
　　 高指导员气得拍桌子，说：“工作分配是上级定的事情，是工作需要；你必须去白河，若不去，就取消你的大学生资格！”
　　 第二天胡连长和高指导员宣布了大学生分配方案，Z君仍然是分配到白河县；我则改分配到了安康县农机厂，樊灵芬仍然留在安康地区所属的企业——安康造船厂。安康造船厂在汉江南岸，安康城的西北角，安康县农机厂刚好在造船厂的对江——汉江北岸的七里沟，是安康县属企业。于是我们俩就成了隔江相望的牛郎织女了。只是江面不宽，只要不涨大水，每天都有渡船，十来分钟就可达彼岸。学生连的学生绝大多数都留在安康，只有少数到外县，如：黄雅琴，陈先胜一对分配至旬阳县，后来，黄雅琴当上了旬阳县县长；徐茂平，宋淑贤俩口子分配到平利县电机厂，不久徐茂平就当上了该厂厂长。大家知道了Z君的恶行，都指責他，他一个人悻悻地去白河报到了。
　　 学生连解散的前一天晚餐，是我们“最后的晚餐”，胡连长让人搬来了几箱白酒，让他的学生兵们痛饮一回。不少男生喝得酩酊大醉，还有几位同学想起了文革给大学生带来的伤害，不禁痛哭起来。男生哭起来的声音是很凄惨的。大家都神色黯然地结束了晚宴。胡连长，高指导员，排长，班长，战士们心里也都不好受，回宿舍睡觉去了。
　　 晚上，我久久不能入睡，为Z君感到难过，都是交大同学，都是湖北老乡，都爱樊灵芬同一个人，只不过是那樊灵芬爱的是我，而不是他，他就由爱转为恨。其实他完全可以通过我去找胡连长和高指导员，就说他患有慢性肾炎，不适合在山区工作，完全可能留在安康，因为那些分配计划都是安康计委临时随手搞出来的，弹性很大，可以作出适当的调整的。他却非要走出卖朋友，出卖同学这条路，弄得自己声名狼藉。
　　 第二天，马司令员来到教导队给大学生们送行。这次他没有讲话，只是一个一个握手道别。握到我这里，他特地问我分配到了什么地方?我回答，分配到了安康县农机厂。他连连说：“好啊，好啊！那是遵照周总理安排，全国每一个县都要建一个农机厂，作为战平两用厂的。就是和平时期，生产农机具；遇到战争时期，就生产枪支武器。我以后会去看望你的。”
　　 马司令员没有说空话，四年以后，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他到农机厂看望我们，给了我们极大的支持。
　　 学生连结束后，胡连长晋升宁陕县武装部副部长；高指导员晋升紫阳县武装部副政委。
　　 （二）“我们是夫妻了！”
　　 1971年12月20日，我和樊灵芬分别到了各自的单位报到。樊灵芬到了安康造船厂报到，厂长说：“你的专业没法子对口安排，你反正是电机系，是学电的，那你就到电工班当电工吧！”给她安排到女工集体宿舍里。
　　 我带着行李，坐摆渡船过了江，来到农机厂，厂长姓王，50多岁，看起来还很忠厚，看我是机械系铸造专业，他很高兴，说农机厂最缺铸造专业技术人员，于是安排我先到铸造车间上班，先从当工人开始。我就到铸造车间报到了。车间主任王世民，35岁光景，四级工，看起来很精干，对于我的到来很欢迎。我的宿舍就安排在木模车间里，和三位铸造车间工人同住。
　　 我和王世民说了，我想首先回家结婚，然后再来上班，他同意了，我又找了王厂长，王厂长也同意，还给我开具了结婚证明书，并告诉我带着女朋友，以及户口迁移证书去郊区公社落户口，顺便拿结婚证。我立即过江，找到樊灵芬，去那郊区公社落户口，然后到公社婚姻登记处登记结婚。那位女登记员还煞有介事的问我们是否是自由恋爱之类莫名其妙的问题。我边回答，边塞给她一包糖果，说是请她吃喜糖，她笑眯眯地给我们开具了结婚证书，一式两份，两张纸片。其实那证书也不用照片，就写了我们两人的姓名，以及登记的年月日，然后加盖一个公社的公章。那大小，只有“三好学生奖状”的四分之一大。
　　 “恭喜你们！你们从现在起，就是合法的夫妻了。”那登记员把结婚证递到了我们俩手中。
　　 “谢谢！”我说完，拉起樊灵芬的手，转身离开了公社，来到大门外，我跳了起来，高声大喊：“我们是夫妻了，我们是夫妻了！”
　　 “小点声，不害臊！”樊灵芬羞红了脸，娇嗔地拉着我的胳膊。我们当时只沉浸在眼前的幸福之海里，根本没有去思考等待着我们的困苦的生活和艰难的工作。
　　 樊灵芬是位“马大哈”型女生，不看重物质，没有给我提出任何要求。我连一件新内衣都没有给她买，就别说当时结婚兴起的“三转一响一卡擦”了。所谓“三转一响一咔嚓”指的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照相机。我们工作了一年半，除去日常吃饭开销，寄回各自家中的钱，以及给我买毛线，织毛衣，买必须的衣物所用的钱，我们的存款合计不到200元钱了。我在与樊灵芬谈朋友时，她给我买的的确良衬衣（那时化纤衣服比全棉衣服贵几倍，的确良衬衣就像现在的高档名牌衣服一样），我一直没有舍得穿，打算送给复员到平顶山工作的弟弟。我和樊灵芬说，弟弟在12岁时就没了父亲，我们在农村同甘共苦，熬了出来，他也到了谈女朋友的年龄，这件衬衣先送给他，我以后再买。樊灵芬十分理解我，没有任何意见。
　　 我们一算路费和其他开支，不敢再花钱了，只买了10斤核桃，两条恒大牌香烟，算是带给樊灵芬家中的礼物，就买船票，启程回襄樊了。
　　 （三）拜见岳父、岳母
　　 我们是乘坐从安康出发，延汉江南下，直达湖北丹江的小轮船，在路上走了两天。晚上住在郧西小镇一家小招待所里，住的是男女分开的集体宿舍，很脏。第二天下午小轮船才开到丹江。上岸后，我们改乘火车直奔襄樊。到了襄樊车站，只见一群男孩，女孩来迎接我们——都是樊灵芬的弟弟妹妹，弟弟妹妹们见了我们，一个个兴高采烈的。回到了樊灵芬家中，岳父、岳母早就准备了丰盛的晚餐迎接我们，岳父、岳母对我很热情，我很惭愧什么礼物都没有给他们买。
　　 岳父50多岁，中等身材，微胖，很爽朗，喜欢说话，一口河北口音，总是笑眯眯的，1939年参加八路军，解放战争随刘邓大军南下，参加了解放襄阳战役，后任襄阳县银行行长，文革期间被打成走资派。当此之时，他还没有完全“解放”，临时安排在襄阳县供销社，带着几个干部搞采购煤炭的工作，所以经常跑平顶山，他去过我们家两次，对我们家基本满意。他是既不抽烟，也不喝酒，很会做吃的，特别是包饺子，用两手一挤一个，又快，又好吃。他很喜欢我，说从侧面看，我长得像当时的外交部长乔冠华，其实我哪有乔冠华那么高呀，那么帅呀！只是老丈人看女婿，越看越欢喜罢了。岳父喜欢和我聊天，与我讲他年轻时打鬼子的事情；讲述随刘邓大军南下，挺进大别山的故事；讲述激战襄阳，解放襄阳的故事；以及在襄阳县农村搞土改，镇压反革命的故事；就是不讲文革期间被造反派追打，东躲西藏的往事，他也许觉得说这些，有损他的形象。
　　 岳母——实际上是继岳母，在襄阳县银行工作，高高的个子，因为经常下乡，风吹日晒，显得又黑又瘦。短发过耳，五官端庄，沉默寡言。出生在襄阳地区谷城县农村，家庭出身地主，但自幼丧父，是她母亲把她拉扯大，而且读到初中毕业，1949年，只有16岁的她，只身出来参加革命，和南下老八路、时任襄阳土改工作队队长的岳父结为伉俪。我当时见到的她，只有40来岁，但看起来和岳父年龄差不多，她抽烟，从抽烟的姿势看，十分老练，显得很深沉，威而不怒，因为经历过了文革的痛苦冲击，她的身上有着很深的沧桑感。她不擅打理家务，但岳父和弟妹们都听她的，大事由她做主。
　　 由于岳母的家庭出身也不好，而且在文革中因为出身问题也深受其害，所以对我的家庭出身，政治状况，问都没有问，令我十分庆幸。看着她对我的生活起居作了很周到的安排，我感到她对我这个女婿是认可的。她看到我衣衫破旧而单薄，就和岳父耳语了几句。第二天上午带着我去百货商店给我买了一块银灰色的咔叽布，然后带我到一位叫老尹师傅开的裁缝铺，让他跟我赶做一套军干装外套，说是女婿结婚穿的，我感动极了。接着还给樊灵芬买了一件驼绒里子长大衣，也给她做了一身新装，上衣是用暗红色小格子花布做的，是当时很流行的花色款式。她对樊灵芬的细心疼爱，一点也不像是继母，像亲生母亲一样。
　　 离1972年元旦节只有几天了，樊灵芬的在武汉工作的大妹妹匆匆从武汉乘火车赶回了家，我和樊灵芬一起到车站接她，大妹妹长得很漂亮，有些像樊灵芬，很活拨，声音很好听，据说下乡时也参加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樊灵芬的四妹妹和弟弟都长得像樊灵芬，尤其是四妹妹长得像，两只水汪汪的大眼睛，皮肤很白，性格温和，干家务勤快。弟弟才13岁，排行老六，姊妹七人中，只有他一个宝贝弟弟了，但岳父、岳母也不怎么娇宠他。他性格有些内向，成天头戴一顶旧的护耳皮帽，穿着一件旧棉袄，手拿一条鞭子，熟练地打着皮牛（就是陀螺）。三妹妹、五妹妹，长得像岳母一些，比樊灵芬个子高，身材很好，正值豆蔻年华，亭亭玉立。最小的妹妹只有12岁，因为请不起保姆照顾她，所以两岁时，就送回河北巨鹿农村，由樊灵芬的生母抚养至今。总之，这是一个家大口阔，并不宽裕的大家庭，但是，是一个十分热闹而温馨的大家庭。在襄樊，我们停留了三天，等尹师傅做好了我们的新装，穿上新装，我俩全身上下焕然一新，于是就去襄樊照相馆照了二寸的黑白结婚照，还和岳父岳母、弟弟、妹妹们一起照了一张全家福。
　　 （四）在火车上我感到了久违的父爱
　　 翌日，岳父就亲自送我俩乘坐火车，北上平顶山。在火车上，他把他手腕上带的上海牌手表送给了我，我突然感到了久违的父爱，眼眶不禁湿润了。
　　 平顶山市实际上是一煤矿城市，当时叫特区。地处郑州以南，信阳以北，漯河以西。通过我大哥的努力，母亲和侄儿的户口，以及第二任大嫂的户口都先后迁移到了平顶山，母亲和侄儿是第二次从大冶农村搬家到了平顶山。只是原先的房子被别人占了，他们被房管局安排在平顶山工人文化宫体育场看台下三间小房子里。弟弟原在昆明军区服兵役，1970年，服役期满，部队的政策是“从哪儿来，回哪儿去”，本应回大冶龙角山农村的，因为母亲已经迁往平顶山，部队首长照顾，破例，让他复员到了平顶山市安排工作。他被安排在平顶山市电影放映队工作，电影放映队的办公地点刚好在文化宫内，而且放映队还给了他一间14平米左右的单人宿舍。于是他在平顶山有了自己的“窝”了。
　　 下午三时左右，我们到达平顶山车站。白雪皑皑，寒风呼啸，吹得一排排干打垒房顶在打颤，河南的冬天是非常寒冷的。岳父说，明日来我们家，他就带着一位随行干部住进了车站附近的一家招待所。文革期间，我经常来平顶山，所以对这里十分熟悉。我带着樊灵芬顶着寒风，走过湛河桥，直行200米，左转就到了文化宫，我也是第一次回平顶山新家。体育场位于文化宫最后面，大老远就可以看到那高高的椭圆形的看台。我们径直走到看台下的家门口。我敲了敲门，开门的是母亲，我们母子也有三年没有见面了。母亲看着老三带着漂亮而文静的儿媳妇站在了门口，高兴得跳了起来，她一把将樊灵芬拉进了屋，反复查看樊灵芬那张水蜜桃般的冻得红喷喷的脸蛋，高兴得合不拢嘴，看了脸，又看手，看着樊灵芬那双娇俏的小手，母亲不住地说：“是福相，是福相，老三媳妇是福相啊！”樊灵芬见面就喊了“妈”，母亲只答应，就不见行动，按理是要给红包，或者金银饰物的。那时我家为迁户口，给派出所管事的人送礼打点，再是几经搬迁，已经一贫如洗了。好在，樊灵芬也不懂这些礼数，她也早知道我家穷困，没有任何不高兴的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