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美斗士，动辄斥宣传民主的人为汉奸的司马南先生，春节前赴美与早已定居在那里的妻儿老小共度新春，他将在自由女神的怀抱里呼吸着新的一年里的自由的空气。不巧的是，在飞机上遇到了他心目中的“汉奸”。当“汉奸”问他为何如此言行不一时，他坦然的回答道：“反美是工作，赴美居住是生活”。好一个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
　　 无独有偶，最近某地某官员（恕我记不清他的大名了，这样的人太多了，懒得记），一贯以廉洁、反贪闻名，可被查出受贿200多万元，沦为贪官而锒铛入狱。套用司马南先生的话，反贪是他的工作，受贿是他的生活。类似这样工作与生活背离，言行表里不一的人不在少数，大凡贪官在案发前都有清廉的外壳。
　　 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是什么呢？为什么高尚的外表和龌龊的内心能圆满地统一在一个人身上而处之泰然呢？如果稍加剖析，就会在“灿烂的传统文化里”找到答案。
　　 传统的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对人们提出了较高的道德要求，如道、德、义、礼、廉、忠、信什么的，做到的便是君子，做不到的便是小人、不肖。自古以来，上至帝王将相，下及贩夫走卒，个个标榜自己做到了，是君子，其实谁也做不到。且不说那些满嘴仁义道德实则骄奢残暴的帝王将相了，就是被后人尊为万世师表、大成至圣的孔圣人，也不能言行一致，不能践行自己所创立的行为准则。他口口声声说君君臣臣，做臣子的要忠于君王，可当鲁国和晋国的两个叛臣割地叛国时，他还跃跃欲试的打算做那叛国的宰相，好在弟子们劝阻及时，没能做成，而保全了名节（见《论语》）。他口口声声说有教无类，对人要宽恕，可自己以做到鲁国的司寇，就把持不同学术观点的少正卯给咔嚓杀头了。
　　 连孔圣人都做不到，更遑论他人了。人人都做不到，可人人都标榜做到了，并以此成为衡量别人的行为标准，这便是工作的需要，是融入社会，获得社会地位和钱财的敲门砖。明清两代的八股考试，就是从四书五经里找点残破的句子来，代圣人立言，以此获得高官厚禄---也就是一个好的工作岗位。这种标榜为谦谦君子、道德模范的做法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内圣”，就是把自己的内心、精神世界修炼到圣人的境界。
　　 内圣的结果就是人人是圣人，从而抛却了制度的设计及约束，真的出现了问题，只能怪个人内心圣得不够彻底。这样的遗韵在今天也是随处可见，反腐败不从制度入手，以为靠几首红歌，几篇学习心得，几个典型人物就能解决问题。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在国外行使了几十年上百年，被实践证明是一条行之有效的方法，可是我们就是弃之如敝履，说到底还是太自信我们“内圣”的法宝。
　　 儒文化的痼疾，制度的缺陷，是造成当今官员外表清廉内心贪婪的根本原因，如果不从这方面入手，那么反贪继续是工作，受贿继续是生活。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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