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家为何不慈善】
　　 在《尊品》杂志上认识一位叫宋军的企业家，人称“沙漠疯子”。他不仅把自己赚的钱不断投进北京沙尘暴的发源地阿拉善沙漠，而且将100位中国顶级企业家带进了沙漠，并做出10年捐资1亿的治沙承诺。
　　 这是一个有理想的人。但首先，是一个有良知的人。企业家的使命是赚钱，更是为社会创造财富。中国企业家很多只知道赚钱，却不知道“为社会创造财富”。赚钱是一个企业家经营能力的体现，赚钱之后为民造福、为社会造福则是一个企业家价值理念的体现。
　　 你去赚钱吧，按目前沙尘暴的推进速度，不到一百年，北京将不复存在。你说，北京不存在，中国那么大，我怕什么？可你想想，连北京都不存在了，中国会是什么样子？你又会说，世界那么大，中国是什么样子关我屁事？可你再想想，如果全中国都成了一片沙漠，世界上将何处不是风沙连天？你能躲到哪里去？覆巢之下，没有完卵。有钱人不去解决这些问题，最终便是与穷人偕亡！宋军说得好：“如果说企业家只会赚钱，官员只会做官，那这个社会并不会和谐。”
　　 和谐是我要说的另一个方面。很多人责怪中国企业家不慈善，赚了钱捂在自己腰包里，不肯拿出来捐给穷人。我认为，中国企业家不慈善，固然有企业家本身的问题，比如素质较低，特别是财富观念狭隘；但最大的问题还是制度。
　　 首先，中国的官僚体系过于庞大，钱捐出去能有多少落实到穷人的腰包里？其次，很多企业家无端消耗在官僚应酬场中，企业界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饭局多，营养少；喝酒多，吃饭少；赔笑多，欢乐少；住店多，回家少。”在这种残酷的浮华背面，角色转换频繁，身心极度疲惫，孤独感加重，安全感减少，心里承受力降低……企业家们还有做慈善的心情吗？经济学家周其仁先生坦言：“中国有世界上最昂贵的企业家制度和最廉价的企业家。”企业家呕心沥血打拼出来的财富，被人轻轻松松就转化成官僚资本；本来可以回报于民的利益，莫明其妙变为了人民公务员的灰色收入，企业家还有做慈善的动力吗？
　　 举个简单的例子。时下中国足坛扫黑震动了全世界，可十多年前，最先揭发“足球黑幕”的是一个著名企业家——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李书福是中国的汽车大王，能收购美国的沃尔沃，牛吧？但中国足球“黑”得他玩不下去了！李书福素称“汽车狂人”，但他就是狂不过中国足坛的那些大佬们。
　　 我也算做过六年书商。在中国办企业，成本之高令人咋舌，这也无形中堵塞了慈善之源。由此，我无比钦慕宋军的理想主义情怀。宋军说，他在阿拉善沙漠中找到的最宝贵的东西，是自己真正的内心。宋军的言外之意是，在其他地方，他的内心丢失了，不见了。宋军直想让大自然的荒漠回归绿色；其实他更渴望的，恐怕是让人们心灵的荒漠绿意盎然。那可是比治理沙尘暴困难百倍的工作。
　　
　　 【质问与反思】
　　 《敬重与惜别——致日本》不是一本优美之书，而是一本思想之书、求索之书，是一本矛盾之书、冲突之书。唯其如此，它是一本力量之书。这种力量，不是挥拳相向的力量，不是金刚怒目的力量，而是内省的力量，是凝望的力量。
　　 透过字里行间，我深切地看到一名中国作家，一名中国少数民族作家，面对日本，面对日本人，面对日本文化的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纠结。百年前的鲁迅也是纠结的，那种纠结让鲁迅弃医从文，让鲁迅下决心批判麻木、内讧的国民性，让鲁迅最终成为世界级文学家，但始终也没有让鲁迅离开日本人，离开日本文化。鲁迅这位新时期最伟大的作家，其实他的成长与日本息息相关——日本的培育与侮辱，日本的友情与歧视，日本的抚慰与刺激。
　　 百年后，张承志面临着同样的局面。除了时间，其余几乎是同一副面孔。鲁迅认识日本之前，有让中国人丧权辱国的甲午海战；张承志认识日本之前，又增加了让中国人刻骨铭心的南京大屠杀。在生活哲学中以“和”为贵的中国人，如果说有一个仇视对象，那必是日本人。张承志去日本之前，也是一个这样的中国人，我至今仍是。这种仇视不是全民性的，谁都知道日本不乏好人，不乏热爱和平的人，日本也为战争与和平付出了巨大代价。但对于中国人来说，“日本”已然成为一个战争名词，成为一个邪恶名词，成为一个侵略名词。
　　 张承志在日本生活多年之后，为日本左翼人士致力于人类和平的努力所感动，为广岛、长崎遭受原子弹袭击的惨烈所震撼，他渐渐修正了自己的和平理念，认为禁核才是和平之源。我非常理解张承志的那种纠结，他这种改变是基于良知，基于更广阔的文化背景。
　　 但我个人认为，这种改变也反映出张承志可爱的书生气。最典型之处，莫过于他在讲述日本左翼人士的故事时，时常反问中国是否在富裕之后，能保证不侵略他人，能保证没有大国主义，并坦陈了日本对中国的警惕。我没有去过日本，不懂日语，暂无日本朋友，但以日本侵华八年犯下的滔天之罪，以日本近乎全民动员的兽性表演，以战后这么多年日本军国主义的冥顽与狂嚣，再优雅的日本文化、再有礼貌的日本人，也无法改变我心里那个“日本”的概念。
　　 任何民族都应该热爱和平，都应该高呼禁核，都应该反思自己有无侵犯他人的念头。但这个世界上最最应该反思的是日本民族，而不是中华民族。要让我们认同日本的和平承诺，首先得让我们看到日本的反省成绩单。只要福泽谕吉的著作在日本仍是畅销书，只要石原慎太郎这样的人还能立足于日本政坛，就说明和平主义仍然不是日本文化的主流，就说明日本仍然是一个贪心未灭、乱心未改、亡我之心未死的民族。这一点，张承志在他的文章中时时提到，只是每次都提得含蓄委婉。我的理解是，他生怕伤害了日本的左翼人士和左翼运动。
　　 正如张承志所言，美国是可怕的，因为它握有世界的霸权。然而，目前世界上，如果有一个国家愿意成为美国的帮凶，我以为，必是日本。尽管落在广岛、长崎的原子弹是美国人投的，尽管在美国人眼里，日本也是黄种人。但日本从来不管那么多，它想的只有自己的利益，永远嫉妒中国的“地大物博”。
　　 为了和平，多少日本有志之士献出自己的生命，他们可歌可泣，可敬可佩。但坦率地说，日本的和平事业仍是未竟之业，还需要日本精英付出更多的努力和更大的牺牲。如果没有这种牺牲，则很可能牺牲他国人民，则禁核的呼声或许永远只会停留在民间。
　　 因为这些细小的分歧所在，我反而更喜欢张承志的作品，喜欢他眉头微皱、撑头思索的姿势。时下中国，人口众多，但暴发户多，思想者少；外在冲突多，内在冲突少；质问者多，内省者少；好斗者多，能战者少；不怕事的多，不信邪的少……我们必须反思，只是我们的反思不是日本做得如何好，而是即便他们做得不好，作为中国人，也应该反思。
　　 真没想到，这本书最打动我的竟是一首小诗。它的作者是二战之后，日本人为保卫和平而牺牲的第一条生命。桦美智子，一个年仅22岁的女大学生，因呼吁和平的游行示威，被日本警察杀害。在桦美智子的遗稿中，有一首小诗，《最后》：
　　 虽然我
　　 大概永远也不会去笑
　　 可能根本就不会笑
　　 也挺好
　　 ——只是，若是能，在最后我想
　　 不为人知地
　　 悄悄地微笑
　　
　　 【铁器时代与柴静产子】
　　 21世纪诺贝尔文学奖的十三名得主中，我最喜欢其中四位，2003年获奖的南非小说家库切，2006年的土耳其小说家帕慕克，2010年的秘鲁小说家略萨以及2013年加拿大小说家艾丽丝·门罗。其中，帕慕克是讲故事的大师，略萨和门罗都是结构大师，库切则以语言和思想见长。
　　 其实，说白了，他们都不把故事当回事，这和中国当代作家的取向有很大的不同。会讲故事的张口即来，故事难不倒他，自然不把故事当回事。结构主义本来就是解构故事，故事只是他们的原材料而已，就像建房子用的砖头。擅长语言和思想的，压根儿就瞧不起故事，故事在他们那里甚至连原材料都不是，只是一个线索、一个铺垫而已。
　　 我曾经很迷库切，就是因为他能通过一个个情节再简单不过的故事，挖掘独到而深刻的思想内涵，所以，有些西方评论家称他为“思想家”，我觉得也很合适。然而，人生故事可以不断发生，源源不断，思想却不是那么容易再生的资源；甚至，在这样一个物质至上的时代，思想早已成为整个社会的稀缺品。思想家不免也有贫瘠的时候，前些年，我读到库切的新著《凶年纪事》时，非常失望。库切试图走略萨的路子，靠结构取胜，每页书上半部分是故事，下半部分是论文，但故事平淡无奇，政论几无新意，整本书味同嚼蜡。一个让我惶惑的念头是：最有创造力的那个库切，可能难以找回了。
　　 去年，我在网上偶然看到库切的中期作品《铁器时代》已经出版，连忙买了一本。库切的小说基本上都是长篇，但他的长篇大多不长，这大约是非故事性作家的共同特点。
　　 一个年迈的南非、白人、女知识分子，在她得知自己身患癌症的那天，接纳了一个流浪汉，他们“落到了不得不相濡以沫的地步，在互相的撕扯中移步换形，在跌倒爬起的过程中彼此扶持”。这个故事本身比较生硬，女知识分子对浑身散发着恶臭的流浪汉的接纳，还有她在种族对抗中所焕发出来的惊人能量，日常生活中或许并不常见，但库切思想的精妙与语言的活力再次抹平了一切障碍，让一切不可能都成为了可能。
　　 这部小说是那个老太婆写给在美国生活的女儿的一封长信，可以说，它就是南非写给美国、是前辈写给后代、是白人代表黑人写给白人、是耻辱写给耻辱制造者、是一个罪恶之地写给看似富裕与和平之地的一封长信。
　　 女儿在机场对母亲说，千万不要叫她回来，她永远也不会回来。她果真就再也没有回来。女儿走了，美国在遥不可及的远方，留下年迈的母亲，留下南非——一个黑人孩子时常遭到无辜死亡的罪恶之地。陷入耻辱深渊的母亲，在身体绝症与政治沼泽中，冉冉上升，从一个女儿的母亲成为所有孩子的母亲，包括流浪汉范库尔；从一个绝望的病人上升为绝望的天使。她对女儿说：
　　 “由于这次写作，一再把我从无知之境带入我终于有所解悟的地方，所以，不妨让我用全然试探的口气说一句，也许我最沮丧的是你的孩子永远都不会溺亡……他们将永远不会溺亡，他们的预期寿命是七十五岁，这数值还在上升。而我，生活在这水深能将成年人吞没的国度，这里人们的预期寿命在逐年下降，死亡没有什么解释。”
　　 一贯带有批判锋芒的名记者柴静在美国产下一子，引起国内的轩然大波。可以说，这次柴静是以生育的形式批判她的祖国：我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地，但我可以为自己的孩子选择。生育，此刻就像南非老太婆身上的癌症一样，成为了一种隐喻。癌症喻示着没有出路的南非，生育则喻示着可以另辟蹊径。不同的是，作为南非知识分子的老太婆没有逃离，她宁愿在绝症中选择安乐死，宁愿最终躺在一个流浪汉的怀里；她的女儿却再也不会回来，而更有先见之明的柴静索性让自己的孩子从一出生就成为“美国人”。
　　 老太婆的女儿也好，柴静也好，她们趋利避害的选择本无可厚非。但在这个全球充满铁器的时代，老太婆对作为全球霸主的美国，对作为种族歧视的发源地的美国，内心并不认同：
　　 “他们不是我的孙辈。他们离我太远，无法成为我的孩子，无论在哪方面都算不上。”
　　 我们不苛求柴静，就像我们不苛求那个南非老太婆的女儿。但她们的逃避只能说明一种怯懦，一种软弱。于是，我认为，柴静去年红遍出版界的《看见》充其量只是一本薄薄的文学书，一本她自作多情述说的故事。她可以藉此成为名人，成为明星，却无法成为批判的武器。
　　
　　 【卑微如黑暗，透露天国之光】
　　 十年前曾读过《梭罗文集》，与其说为他的文字着迷，不如说震撼于一名美国作家自由而奔放的心灵。如今再次来到瓦尔登湖边，来到梭罗小屋，无论白天晚上，仿佛永远都置身于刚刚破晓的晨光之中。我想起梭罗的名句“卑微如黑暗，透露天国之光”。
　　 其实，《瓦尔登湖》是一本闲书，闲暇时可读，忙碌时偷闲亦可读。如果你读过一遍，那么再读时，你随便翻开哪页，都能往下读，亦随时可掩卷而止。
　　 《瓦尔登湖》又是一部自然之书，但它远不仅仅是描写自然，而是十足的一部自然写就的作品。自然界的瓦尔登湖也许在日渐枯竭、荒芜，但梭罗的《瓦尔登湖》已成为大自然本身一件不断完善自身的艺术品。
　　 梭罗从不认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是最好的，但他坦然选择了自己最喜欢的那种。梭罗以自己的方式诠释了单纯在生活中的重要性，以及多元在自然中的重要性。
　　 他说：“如果一个人按照梦中指引的方向勇往直前，过他想过的日子，那他就会获得平时意想不到的成功。他会将某些事情抛诸脑后，越过一道看不见的界限，在他周围及其内心建立起一些新颖普遍、更加自由的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