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卿再也不像以往那样提带她进城的事了。说实话她现在也不想进城了，自从那件事以后，她就想一个人清静，舔舐自己的伤口，在人群中走，总觉得后脑勺有眼光盯着的灼痛。
　　 她现在无心关照那些首饰、时髦的裙子和衣服了。她甚至连照镜子的兴趣也没有了。她每天只是默默地做事。以前佣人做的一些事，她都心甘情愿地去做。不过陈家经过那次大变故之后，除了农忙时请农田工，家务工就没有请了。挑水、做饭、打扫院子，这些事情不用吩咐，黄姑主动地干。
　　 她多次从公公婆婆的房间走过，听到他们的叹息声，这种叹息对于现在的她来说是很过敏的，她感到这与她有关。不过有时候她尽量地克制自己，让自己认为：“这也难怪，自己毕竟是让脸面受过摧残的人，要想让人恢复到以往的心理程度，那是不可能的了。”——自己只能接受现实。
　　 有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听到公公婆婆房子里的一番话，使她百思不得其解……
　　 那是深秋的一个深夜，她在床上反辗转侧，睡不着觉，堂屋的时钟敲响4下后，她起身如厕，路过公公婆婆房门前时，听到公公婆婆床上的议论，在静夜里很清晰：
　　 “不回来不行，老大还要面子的。”
　　 “回来了也没有。”
　　 “那不同！会认为老大有责任！”
　　 “你晓不晓得人家是怎么说的……”
　　 “不要学了，人家的话。俺是可以想办法堵的……”
　　 “想什么办法？”
　　 “要我一个人想吗？你也想想吧！”
　　 “我才懒得想呢！”
　　 “你……”
　　 “睡吧！天快亮了……”
　　 “就照你的办！”
　　 房子里传出了微微的鼾声，她才进自己的房。
　　 从那晚起，她心里一直在揣摩公公婆婆的对话，但无论从哪个角度想，就是想不透意思。
　　 不过也就是从那晚以后，她发现公公婆婆对她的态度更好了。
　　 婆婆每天都早起给她熬一碗汤，要她趁早喝。
　　 婆婆还特别交代，现在老大年纪了，该要孩子了，公公婆婆等抱孙子头发都白了，要她不要起早床，多养养身体。早餐她自己来做。
　　 公公婆婆的关怀，特别是婆婆的体贴，使她感激不尽。
　　 就这样过了些日子。突然有一天，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这天她起得较迟早。婆婆和往常一样，把熬好的一碗人参煮红枣汤端到她的房子里，递到黄姑的手上，说了句催她趁热喝的话以后就出去了。黄姑把汤端起来，正要喝时，由于内急，就端着碗出房门，把汤往堂屋的桌子上一放，上厕所去了。
　　 她从厕所回来时，发现这碗汤倒在了地上，家里的小黑（狗）竟然倒在了泼汤的地方。它嘴吐泡沫，鼻流鲜血，还在呜呜地挣扎着。
　　 她的眼睛吓直了，一时手足无措。
　　 慢慢地她知道是什么事了，赶快逃出了这个家门！
　　
　　 （七）
　　 黄姑逃回家以后，哭泣着把在陈家发生的事告诉了父亲。父亲并没有感到十分惊讶，他只是深深地叹息。他料到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但没想不到他们会这么阴毒。
　　 他叫黄姑千万不要把这事说出去。他认为，丫头回来了拣了条命是好事，但丫头知道了陈家的丑事，陈家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他觉得伪善的陈家，现在什么都做得出来了。
　　 原来陈家要接黄姑回家，就是想掩盖陈明卿讨好日寇相反而害了老婆的罪行与过错。老婆只要回了家，就说明他们夫妇还是好的，以后有人道陈家的长七短八就理由不充分了，他陈家还是慈善之家。之所以要置黄姑于死地，就想洗去侮辱，以另娶闺门之女，求陈家前程。至于黄姑怎么死，那很容易对付——说她受凌辱之后一直抑郁，趁人不注意自己服了毒。陈家再在社会上把她的贞节夸奖一番，什么事情都了了。由此，毒汤事情发生的那天一早晨，陈明卿和往常一样县府上班去了。陈仲堂带他的小儿子、小女儿，也以走亲为名出了门。就留下老婆子熬好汤催黄姑喝下。老婆子把汤交到黄姑的手以后，也赶快离开了现场。可是等到他们傍晚回来收拾结局时，想不到屋里毒死的竟是一条狗。黄姑却无影无踪。
　　 这一下可把老头子气坏了，他暗暗地骂老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严厉家人，此事不能外传。黄姑去了就让她去，但她的口是要封的。怎么个封法，他收买了几个人，暗地里侦探，他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她永远消失。而且越快越好。
　　 对于这一点，黄老汉早已考虑到了。她知道丫头在家里是不能呆了，到湖区也不一定保险。陈家是一定要找的。他想来想去，决定带孩子连夜出逃进西边的武陵山区。
　　 陈家果然派人在暗地里找黄家的人，可是找了一段时间杳无音信，陈家倒慌了神，陈仲堂不得已改变了家庭的风格：陈明卿和陈明俊都参军到了国民党的部队，陈仲堂带他老婆和小女儿住进了城。他的农田就交给了他的亲戚本家料理。
　　 抗日战争结束后，陈家兄弟参与国民党挑起的内战，一个提升为上校参谋，一个提升为团长。1949年，陈仲堂带他老婆和小女儿去了台湾。陈家兄弟随国民党将领薛岳退守海南岛失败，一个阵亡，一个被接到台湾。
　　
　　 （八）
　　 黄云父女俩一直在武陵山区、大巴山区以收荒捡破烂为生，他们流浪了五、六年，直到全国解放，打听到了陈家人的下落才敢回来。
　　 回来时，原先的茅屋已被风吹雨打所毁，房基地长满了荒草，满眼凄凉，是陈浩接待了他们父女。
　　 陈浩在黄姑出逃后的第二年也就是日寇投降的那年结了婚，生了一个男孩。可是，孩子的母亲在孩子三岁时因病去世。现在就是一个单身汉带着孩子，家庭的里里外外正缺帮手。黄家父女回来后他十分高兴。他特地杀鸡捕鱼买酒，热情地招待他们父女俩。饮酒间陈浩向他们父女俩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黄老汉感觉到自己一天不如一天了，生活的奔波和劳累使这位六十七八的人就像八十多岁的人一样，疲惫不堪。他现在也极想有个安定的生活环境，因此也就同意了这门亲事。黄姑和她父亲的想法也一样。这样他们就组合成了新的家庭。
　　 在新的家庭里，他们青年夫妇养育孩子，照顾老人，男耕女种，勤快苦做，小日子过得安静充实，他们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陈浩一天到晚都是歌声，黄姑脸上也有了笑容。黄姑现在感到有丈夫体贴的劳动生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愉快。渐渐地她把过去的阴影在深深的埋藏中淡化了许多。
　　 可是正在他们满怀信心建设家庭的时候，土地改革开始了。土地改革在划分成分的时候，陈浩是贫农，而黄姑却是富农。
　　 给黄姑这样划分的理由是：黄姑以前是大地主家的媳妇，享受过地主生活的待遇。她虽然受过日本兵的欺凌，但这与她原来的反动丈夫利用她巴结日寇有关；她虽是受害者，但她第二次不该与陈明卿破镜重圆，看来她还是留恋剥削阶级生活的。工作组的意见是，给她划过富农成分还是从轻处理了的。
　　 即使是这个成分，她仍然成为被监控的对象。
　　 她日不能出队，也不能出户，大事小事得向村、队领导汇报。
　　 每次群众运动，她都上台挨斗或陪斗。
　　 文革时期，红卫兵对她审查批判更严厉。
　　 最严厉的一次是1966年的9月28日，公社要庆国庆了，严防阶级敌人破坏，对监控对象进行严格审理。在全公社批斗地富反坏右的万人大会上，红卫兵组织审问她说：
　　 “陈明卿给你的金银首饰为什么不交公？这是不愿意与反动阶级决裂的表现！”
　　 “我的天啦，我当时的命都快没有了，是在死里被人救的，哪里还知道拿这些东西……”黄姑哭泣着申诉。
　　 “日本兵强暴你时你为什么不反抗！你能够咬下日寇一只耳朵都说明你是抗日的！”
　　 “？”黄姑气得说不出话！
　　 “你为什么第二次还到陈家？这不是很明显地留恋地主阶级的剥削生活吗？”
　　 “？”黄姑气得无话可说。
　　 “你第二次从地主家逃出来不把地主的财产拿出来分给贫苦的老百姓这种做法对吗？”
　　 “？”黄姑简直哭笑不得了。
　　 ……
　　 一场无聊的滑稽的当众审问搞了一个钟头。
　　 台下打到地主阶级、打到地主婆的口号一阵接一阵地整耳欲聋。
　　 这次批斗回家后，黄英在深夜里，趁陈浩熟睡之际，拿着一根麻绳悄悄地出了门，在屋旁的柳树枝上套上了脖子。幸好惊动了邻居的一只狗，它的狂吠声惊醒了陈浩和邻居，才把她救了下来。
　　 后来在陈浩和邻居的百般安慰、开导与关心下，她才慢慢化解郁积在心里的块垒。
　　 黄姑一直到文化革命结束才过上真正的有人格的自由生活。
　　 黄姑的身体由于受到摧残而丧失了生育能力。
　　 她一生真正体贴她的亲人除了父亲就是陈浩。
　　 她的老年期赡养她到85岁，最后为她送终尽孝的是她带大的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