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在一种安心的氛围中拉开。临近春节，妻子到北京出差，顺道回到南太行乡村。那是一处庞大、连绵、幽秘和卑微的民间所在，我生身与成长之地。妻子把母亲带到北京，又飞机到成都。这是2010年我由西北的巴丹吉林沙漠迁居到西南之后，母亲第一次莅临。我和儿子到机场，见到白色苍苍、腰身有点弯曲，在众多光鲜之中显得土气而微贱的母亲，心情格外激动，眼眶潮湿，上前打量一番，替她捋了捋额边的头发，再咧开嘴笑笑。回到家，平素只有我和妻子儿子的房子里忽然多了一种庄重、安恬的味道。我和妻子在主卧，儿子次卧，母亲客房。次日清早起来，就敲母亲的门。好像有很多话急着要对她说。母亲早就起来了，站在窗边朝十三楼下看。
　　 连绵的楼房，奔腾不息的街道，偌大的城市高低不平，各种形状的楼顶时常让我想起南太行的连绵群山。楼后的小河结了一层薄脆的白冰。母亲说，这楼太高了。要是八楼以下就更好了。我说了原因。她又说：俺一朝下看就头晕。我说，那你就不要朝下看，往远处看。又说一些家事。逝去的父亲，弟弟一家的生活，村里的各种人事。平时我上班。如此数日，春节就到了。大年三十晚上，成都湿冷，如赤身浸入凉水。单位安排我值班。夜晚骤降，成都开始被次第升空的礼花包围，从楼宇各处的不规则的空挡，轰鸣冲天。我在北较场内仰头看，浓烈的火药味低密度铺展蔓延，呛人口鼻。烟花之灿烂，其实是人为了愉悦自己，以物质的某种形状表达个己的某些心情。烟花只是履行本身规律而已。
　　 人在节日表现出的兴奋其实是一种自嘲或苦中作乐。对于时间来说，人这种东西完全是它吞咽不尽的最有滋味的食物。它一个都不放过，只不过分梯次罢了。午夜打车回到家里，妻子已经准备了一桌子菜肴，又和母亲一起，调好了饺子馅儿。儿子抱着一些礼花和鞭炮，要我跟着他到楼下燃放。这一点，儿子和我极其相像。我幼小时候，在南太行乡村过年最大的心愿是要父母亲多买一些鞭炮，从大年二十三开始，孜孜不倦燃放，往往把手冻得如雪中铁棍，还美不胜收。叫上母亲和妻子，一家四口人到楼下空地上，小的由儿子嬉笑着点燃，大的我来。母亲和妻子看。点燃后，儿子赶紧跑远，捂着耳朵。然后发出咯咯的笑声。
　　 又是新的一年。尽管有母亲在，我还是心情郁郁。总觉得自己少了一些什么，有一些东西像毒药或者暗箭一样植入身体，永远无法拔出，对身体和生命有着不可抗拒的致命伤害。那该是一种凌迟，或者向着某一终点的再一次靠拢和贴近。和母亲坐下说话，陪着她在小区转。走在她旁边，看着她尚还健快的步子，心里就欣慰，不自觉地笑。她还能一口气爬十三层楼梯，走十多里路劲头不减。还有比健康的身体更重要的吗？还有比亲人安在更美好的事情吗？也有一些时间，和母亲一起在外面散步，说话的空挡，我忽然想到，在路人眼里，我是不是和母亲等同呢？抑或有人会在心里说，这两个人不像母子，而像夫妻和同龄人呢？单纯从面目看，我已经不再年轻，除了面部光洁和白一些，眼角早就有了皱纹；再加上因为无发常年戴一顶帽子，也就有了年迈的外部形象。
　　 其实在内心也是。太多四十岁的男人，大抵是不会就苍老发出感慨，感到惊悸的。我可能是一个例外。并且因此而时常心怀沮丧，大多时候的悲伤和绝望也由此而来。妻子说我有恐惧妄想症。开始我不信，仔细回想后，觉得她说得蛮有道理。少小时候在南太行乡村，一到天黑不见父母亲回来，我就开始胡思乱想，想他们是不是在哪个沟里碰伤或者跌下去了，或者被怨隙的人想法谋害了等等。就带着弟弟，先是站在院子黑暗的梧桐树下朝父母亲出门的方向一声声喊爹娘。没有回应，就哭着，拉着弟弟，向深邃而奇崛的山沟里走，一边走一边哭着喊。直到他们出现。在外这些年，每次给弟弟打电话，我都要就安全问题叮嘱几遍。
　　 好在，上帝是善待我们的。母亲和弟弟虽然贫苦，在大地最隐蔽的角落无声无息地活着，但一切安好。这对我这一个常年在外的大地过客而言，是莫大欣慰了。节后，除了上班，回家就是和母亲说话。说的最多的，还是2009年去世的父亲和弟弟一家以后的生活问题。父亲只活了六十三岁。这使得我一直愤愤不平，抱怨上帝不公正，乃至个体人不得已的哀婉命运。以此，我又想到爷爷奶奶，他们两口子去世相隔十年。1998年夏天奶奶撒手人寰，2008年夏天父亲即罹患重疾。次年三月，在他生日前一个月告别人世。我觉得，他们母子十年的间隔，是很残酷的。我也四十岁了，再到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三四十年不过五六千次的倒头睡下与穿衣吃饭。
　　 这可能就是我恐慌与沮丧的根本所在。更长更丰饶地在时间中停留，以血肉之躯和灵性思维，参与人间诸事和人群活动，这是每个人的基本梦想，也是所有伟大创造与梦想实践的第一要义。我极为藐视那些只是注重精神而忽视肉身的行为。肉身才是一切，精神之巢穴，灵魂之具象。除却肉身，一切都虚妄。人也正是以肉身的存在，而形诸于更多富有开创性和独立性的精神遗存与物质发明的。正当我这种情绪弥散不堪，紧压心神之时，因为去年到西双版纳时候，和一个女性朋友有过一两条比较暧昧的短信，被妻子看到，一怒之下，摔了手机，和我闹了一段时间。解释清楚后，虽然有所平息，但妻子念念不忘。有一晚，她无端生气，又说起我在西双版纳的短信，哄了一会儿，没奏效。每遇到这样的情况，必须哄到妻子喜笑颜开，我才能安心，否则，什么事情都做不了，如坐针毡。正在搜肠刮肚，妻子起身去了母亲房间，叽叽喳喳说起来。
　　 我知道妻子会把这件事告知母亲，也不想母亲为我操心，就去催。她听我开门，就把门反锁。我只好望门兴叹。第二天一早，刚起床，母亲就拉我到她房间，一脸严肃，如临大敌，语气肃杀地对我说：献平，你都四十多岁的人了，在咱老家，像你这样年龄的很多都当了爷爷或姥爷，你整天还给个孩子一样，俺咋能放心？再说，天底下哪有你这么好的媳妇？你还蹦跶来蹦跶去折腾个啥？
　　 我苦笑。事儿都是小事。相当部分还是妻子臆测。其实我也知道，妻子是想借母亲之口，为我狠敲警钟，也是爱我的一种表现。我完全理解。在母亲面前，我只能红着脸，结巴着说：娘你就放心吧！我都这么大的人了，自己的事儿自己明白，绝不做任何不好的事儿。母亲说：你知道这个道理就好。但还是一脸庄重，继续对我进行警诫教育。我只好低眉顺眼听、苦笑。好不容易等到训斥结束。摇着脑袋出来，到妻子房间，告诉她我被训的难受和不甘。妻子笑，志得意满。回到书房，自己也忍不住想，正如母亲所说，在南太行老家，如我年龄的人大都做了爷爷和姥爷。我结婚晚，2013年儿子才十一岁。这在南太行乡村非常不可思议。但我唯一心安的是，好孩子不论出生早与迟，在于他是否具备求新求知能力和的协作精神和团队意识，是不是心底纯善，容人和能否自觉融入这个庞杂而充斥悖论的社会，并保持自我的独立态度与现实原则。
　　 二三月份成都最冷，那种带着冰一样水浸一样的气候，对我这个在北方长大的人，简直就是一种肉身杀伐。元宵节没过，我就把小姨妈也接来了。先由她女婿买车票，我和妻子、母亲一起到车站，母亲很高兴，和小姨妈坐在后排，一个劲儿地说话。我知道，母亲在世的亲人唯有小姨妈了。最近二十年，两个舅舅、一个大姨妈分别以各种方式谢世。母亲同胞兄妹几个的关系，那种和谐与朴素的好，充分体现了人世间的亲情之美。自我记事起，他们兄妹从没有因为小事红过脸，而是以一种相互帮衬和合作的方式，富裕的帮助穷困的，稍微好的帮助稍微差一点的。一方家里有什么事情，就马上跑过去，不论是对外的还是内部的，都赤心尽力，毫不懈怠和敷衍。那种骨肉联结的兄妹之间的情意，我自小耳濡目染，深得教诲。我对妻子和母亲说，在这个世上，母亲唯一安心、信任，无话不可说的，且能懂得她内心的人，只剩下小姨妈了，她们姊妹俩，只要都在，是最可安心与美好的。
　　 小姨妈与母亲同宿一床。起先，儿子和奶奶同睡，但不得不搬回自己房间。相对于母亲的粗糙和一身柴烟味道，没在乡村生活过的儿子不嫌弃她土里土气、睡觉还打鼾的农民奶奶，我以为也是上天赐予我和妻子的又一福分。我时常可以听到，母亲和小姨妈坐在沙发上拉家常的专注与一致，温暖与互信；还有姊妹俩在小区内外转悠回来言谈和神情的开心。我笑笑，觉得人世如此美好，尽管上帝过早地摘取了父亲的生命，可母亲安好，还有和她极端亲密的小姨妈在，对我这样一个十八岁就离家漂泊在外的人来说，已经是无上荣耀与恩宠了。
　　 老姊妹俩肩并肩到外面逛，手拉手过马路，对冬天的成都依旧花开、绿叶遍地表示惊奇。我特别开心。两个头发斑白的妇女，在陌生城市一角，她们那种感情，是我所不能深切理解的。一个多月后，我想她们再多呆一段时间，可母亲小姨妈都急着回去。我和妻子劝说无效，只好顺从。离开之前，为她们做了一次体检。在成都，母亲天天念叨弟弟和小孙女孙子，对弟弟的生活能力表示担忧。小姨妈两个闺女一个儿子，日子都过得尚可。我劝母亲说，儿孙自有儿孙福。她认同。但还是放心不下。我也知道，在农村，作为一个没有心机且家境贫寒的人，就不会有太高的社会认同感，荣誉和尊敬也都归属于强势于一般人家的乡间官宦家属和富豪。弟弟性直，对农村人情礼道囫囵吞枣，无意中得罪的人非常多。再加上家本来底薄，人口又少，自己能力也有限，自然过得一般。这成为了母亲的一块心病。我作为长子，少小时候的顽劣程度，到了人人喊打地步。后痛改前非，勉强过得好一点。尽管如此，这对母亲而言，竟然成为了稍可安心的一道脆弱的屏障。
　　 以前温暖而热闹的家忽然有些沉寂，儿子、妻子和我，大多时候各忙各的，回家，除了吃饭杯盏往来，话声不断，其他时间，我在书房，儿子自己房间，妻子在客厅看电视或者卧室睡觉。春天的成都花朵盛开，新叶竟发。整个城市湿气浓郁，间或的小雨把人心也弄得湿漉漉的。生活一如往常，平淡而不知所为。某个夜晚，我忽然觉得了一种异常的细微的响动，像浸水的种子慢慢膨胀，也似乎幼年听到的羊只反刍，还有点类似手掌按在厚雪上发出的嘎吱声。已是深夜，前楼后楼，楼上楼下，几无人声，只有不分季节叫春与寻欢的猫叫凄厉而快感。这是我到成都后的新发现，原以为，猫有固定发情期，没想到成都的猫竟然接近于人类。那种响动就在几只猫叫春声中奔腾而来，好像出自整个身体，又似乎来自心脏、血液和骨髓。
　　 我惊异。这在以往生命和肉身经验中绝无仅有。起初，我以为自己身体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四十岁，应当是一个有意思的年龄。好像一道葳蕤与贫瘠两相比照的分水岭，利刃及其把柄。我翻身坐起，开灯，房间沉寂，灯光肤浅却饱含意味。再躺下，关灯。一阵惶恐，既而发晕、心悸。此前2011年末尾，为根治或缓解胃炎，吃错一次药，当即心悸、头晕、紧张、视物模糊半年多，不敢独坐、忧伤，总在街上溜达，一感觉不妙就乱投急救门诊，检查一番，窦性心律、血压、血糖不高。但时常发作。我满心惊恐，到华西、肿瘤等医院做分别体检和器官检查，都没问题。妻儿到成都数日后，上述的症状才有所缓解。母亲、小姨妈在成都时候，那些症状也没有再度来犯。我以为就此恢复了，殊不料，却又多了一种没来由但使我惊悸的东西。
　　 肯定是某种疾病。第二天一早，我就到医院体检。医院是疾病收容站，也是死亡经行地。那么多人，蚂蚁一样蜂拥，在各个科室，一脸的痛楚、惶恐、绝望和忐忑。坐在走廊长椅上，我心如沉铅，疼痛、难受倒在其次，而是总觉得有一种摧毁性的力量在意志和身体内盘旋，尖锐且满含攻击性。下意识摸摸胸口，手指、腕部和大腿，把腿脚抬指，不由自主地想，这看起来美好的肉身，我赖以行走于世，爱与忧伤的有形之物，原来也充满了各种险境与不测。尚还紧致的皮肉包裹的，那个四十年来未曾让我担忧过的，在内宇宙里排列的各个星球，它们原来如此脆弱，遍布危险性，潜藏了诸多反叛与自异性。
　　 我承认我是一个贪恋肉身和人世的人。每当疾病，我就想到母亲，妻子和儿子。我确信我还有恩情和责任还没履行和承担。我虽然卑微，于人群中就像是一块绊脚砖头，但对于他们三个来说，我应当是一片漏雨的天空，一堵已经有创口的墙壁，尽管简陋、简单和微薄，但我相信，对一个家庭而言，每一个人都不可或缺。我始终不敢将自己提至国家民族的位置，因为我没有那个能力；胸怀是给掌握某种资源及其支配权的人去展示的。我只是一个人子、父亲和丈夫。从医院回到家里。估算着儿子就要放学回来了，我特意跑到小区门口，看着他和几个同学小马驹一样闪过马路。笑着看他，泪水不自觉溢出。儿子看到我，很意外，喊了一声爸，走到我跟前，扑在我怀里。我使劲抱了抱他，摸了摸他的脑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