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队上又办起了幼儿园，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空前未有的福利事业。公立幼儿园建在生产队，使妇女们彻底翻身得解放。妇女们既不与锅碗瓢勺打交道，也不要带孩子，只是一心一意地去干农活。我们队上的幼儿园建在我猛伯的厅堂里，只是把原来分散看管小孩变成集中起来看管小孩。幼儿园又没有按年龄分班，只是由几个年老的文盲妇女照看。幼儿园没有任何玩具，孩子们在一起仍然是玩泥坨、耍虫子。大一点的孩子可以踢毽子、捉迷藏，幼儿园的人员就餐仍然是到大食堂去领取等量的饭菜，常常还是饿肚子。不知是什么原因，三四个月就解散了。下半年，我又去了花桥人民公社所办的幼儿园，因为我父亲是教师，是国家的公职人员，按人民公社规定，公职人员可给一个子女送到人民公社的幼儿园去，我家就把这份难得的福利事业给我去享受。人民公社的幼儿园建在花桥海桉家原来的染铺里，这里房屋较多，有前院和后院，中间有一块较大的空坪作操场用，前院作宿舍和游乐或课堂，后院是食堂和餐厅。这里有六十多个同学，我们村就有两个和我同岁的男孩即雪初、幼星二人。这所幼儿园比起生产队的幼儿园那正规得多，有五个保姆，还配一个老师，食堂里有三个工作人员，游乐设施也没有，连铺盖都要自己带。老师是一个叫做吴菊英的矮个子阿姨，教室里没有桌椅板凳，也没有黑板，所以，老师只教我们数数、玩游戏、做操、唱歌之类的活动。本来以为到了人民公社幼儿园不会饿肚子了，因为每个小孩每餐供应米饭为三两，说每周要有一顿荤菜，油水量要足。而实际上到了孩子们的嘴里就大打折扣，不知是公社没有按计划拨足粮钱，还是食堂的工作人员又做了手脚或是贪污？
　　 反正小孩不会说话，肚子仍然是饥的，比起生产队的日子当然要好多了。记得那年冬天有几个清晨，我们做完早操，就一下子往园边被冰霜冻结的菜地里去折那还没有砍尽的高粱秆吃，去拔被冰霜覆盖着的白萝卜吃。尽管有泥土或不卫生，但饥饿迫使你不得不有了那种本能，尽管保姆喊那是公家的东西不能偷吃，但我们还是奋力去抢夺。
　　 有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父亲要回家，特意转到有洋豆冷饭〈一种紫乌色的野果，豆大粒，深秋时吃才有点甜〉的山里采摘了一小袋洋豆冷饭去幼儿园探望我。我大把大把地抓着吃，狼吞虎咽，吃了个饱，可周边的几个小孩见我吃这么好吃的零食，便围拢来抢夺，我父亲也给了他们一点。他们连洋豆冷饭边上的树叶树枝也抢着吃了，可见在公社的幼儿园里的食堂虽然比队上的食堂那些恶棍要文明要慈善，但小小的肚皮还是感觉不满意。由于在饥饿中长期处于营养不良，我患上严重的口腔溃疡，就把姐姐替换了我。
　　 〈三〉
　　 由于共产主义的公共食堂使人们整天处于饥饿状态，社员们出工也没有了力气，有的因为营养不良还患上了水肿病。共产主义觉悟自然也就没有了，几乎是出现全民偷盗现象。领导干部是暗偷暗贪，食堂工作人员仗着有食物就在身边的优势，也就顺手牵羊罢了，一般的平民百姓那也就是有机会就偷。当然偷盗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但是为了活下来就必须偷，还管你是资本主义还是共产主义。社员们如果碰上了收割，首先要填一下肚子，擂一把稻谷带糠渣混合嚼，或搓一捧小麦连穗须吃，或把两只带泥的红薯摸一下泥巴就生啃。尽管是难以消化的生吃，尽管有领导干部或积极分子看守，但必须要吃，不吃就不能干活。所以那些看守们也只能光一只眼闭一只眼地让这些群偷们去明明白白地积蓄能量。当然要偷最好的时光是在深夜，最好的地点是菜地。不论是大人还是小孩都选择这个时间段、这个地点。因为深夜那些站岗放哨的领导或积极分子们正是要睡眠，因为菜地的瓜棚或较高的菜秧是最好的遮挡隐蔽物，所以这个时候做贼的最多。我家屋后就是偌大的菜园，有大人或大一点的小孩经常在那作案，我家隔壁的黑皮常常把偷来的南瓜、玉米棒、红薯之类的物品从我家的屋后滚下来，然后大摇大摆地空着手从自家门进出。站岗者见着他这个精灵的大小孩也不敢去询问他。看着有劳动能力的家庭为了生存可以奋不顾身地去偷吃，我娘急傻了眼，但也无力去偷。有一天清晨，天还未亮，我姐没经我娘的许可便偷偷摸摸地钻进了菜园，采摘了十三颗蚕豆，被一个绰号叫做海水的民兵站岗刚好收工抓了个正着，而海水自己也拎着几颗大白菜，说是在菜地里捡的。海水当时的觉悟比较高，为了要惩罚我姐，把自己明明顺手牵羊的几颗白菜也交了公。最后惩罚我姐是以诛连五族的方式，每一颗豆扣除二两米，相当于扣除我姐一天的粮食，十三颗就是十天的粮食，并且从全家粮食中一并扣除，我们全家两天没见米星。
　　 有个叫做良泰的人，在上字塘擂了一斤多谷子。正准备把谷在家中用摏斗粉碎，被民兵跟踪，并且揪出来在大食堂批斗两个小时，尽管其是贫下中农出身，也还要流着眼泪跪在众人面前老实交代，承认错误。当然那时的批斗运动是经常进行，人们也不觉得是丑事了。有个晚上，我的嗣玖伯去解手，他认为深夜没人，就在厕所周边的田地里用棍棒拘了两只红薯，刚要起身走时，被从食堂吃宵夜回家的站岗的民兵璇逮了个正着。他当即就跪倒在璇的面前求饶，说红薯也不要了，请璇弟高抬贵手放他一马。哪知积极分子璇根本不讲一点情面，搧了玖伯两掌耳光，还拿着两只红薯就直奔食堂，交给正在吃宵夜的大队支书炳。大队支书炳告诉璇，把这两只红薯放在食堂，明天吃午饭前，把这两只红薯挂在嗣玖的耳朵上来开批斗会。玖伯认为批斗自己是很丑的事，他是肚子闹得太厉害了才有偷的想法，他怄了璇气，回家时也不告诉家里人，第二天上午趁人们忙着收摘油茶之际，一根麻绳挂在自家二楼的横梁上结束了年过六旬的生命。
　　 我家隔壁有一个叫做恢初的人，在饲养场放死猪的地方，偷得一只二十多斤的死猪。他偷得很机智，用胸前挂着的一张青布围裙包裹，把猪竖着夹在右臂腋窝下，右手掌抵住猪的另一端，显得很自然很轻松。即使有人看到也不会怀疑是一只死猪，光天化日之下就把这个死“贡品”弄回家了。他把死猪架在柴火上烧烤，猪毛猪蹄壳猪屎猪骨也一并化为灰烬，全家人过上了两天共产主义幸福的日子。本来这件事情就可以算了了，可是两天后他把那些灰烬倒在屋外的垃圾处，那股肉香味散发出来就引来积极分子的灵敏的嗅觉，经严厉审问，他不得不说出实情，到他家一查，又一令人震惊的案件浮出了水面：
　　 他家的二女死了半个月了，他晚上趁人不注意，偷偷摸摸地把二女埋葬了。而他又没有上报领导，每天还吃着二女的三两米饭的空饷。重罪并发，扣发全家十天的伙食，使他那共产主义的逍遥日子一下就泡灭了。
　　 那时，人们忍着饥饿还要去寻找东西来填充肚子，能吃的野菜几乎挖尽。只有到山上去寻找野果，如洋豆冷饭、山楂、橧苝刺果、苦槠、野蘑菇、地皮、草莓、葛根、蕨根、茶树花等等。有些野果洗一下就可生吃或煮着吃，但橧苝刺果、苦槠、葛根、蕨根都要加工或深加工。加工工具在1958年底都被领导们拆除了或部分拆除，目的是防止偷盗来加工。可1959年三月间，有时食堂都要断炊，领导们良心地发现了老百姓要想其他办法来填肚，加工工具必不可少。于是又把那些碓锤、碾轮、磨盘装上，从而这些加工工具从早到晚忙过不停，为这些饥饿的人们辛劳地运转着。但是这些野菜野果并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有些“科学家”就发明了使粮食增多的办法、粮食辅助补充法。所谓粮食增多法，就是把饭或馒头多蒸几次，米饭起堆了，馒头变大了。所谓粮食辅助补充法，就是将稻草、高粱秆，小麦秆、油茶桃壳晒干，然后用碾或碓将它们粉碎，用筛将其粉末筛出，把这些粉末掺入少许米粉或红薯，做成馒头、包子、发糕之类的副食作为主粮。还有的到离我村十多公里的白水村去挖一些炒豆用的白泥〈其实就是观音土〉，来制作白馍馍。这些“科学家”们的发明，还得到地委的奖励，其经验还要在全省推广。可惜的是，人们吃了它，过了喉咙难过屁眼，有部分人得了肠梗塞，有许多人患上水肿。那几年，除了领导和部分积极分子及其家属以及极少数健康体魄的社员没有患病之外，其他都不同程度地得了病，我家三人都患上水肿病，在死亡线上艰难地挣扎着。
　　 我的外公那时是七十多岁的人了，他没有儿子，只养育我的大姨娘和我妈。当时有我的伯外公的儿子德富过继给外公，可这德富舅舅命不长，三十多岁就见了阎王。舅妈带着二表哥改嫁，大表哥就跟着外公生活。吃公共食堂饭时，大表哥已是十六、七岁的娃了，十六七岁在当时意味着是个男子汉了，所以大表哥就派到外地修水利工程去了，家中只留下孤苦伶仃的寂寞的外公了。外公所在的食堂是一个叫做德袏的远房侄儿任保管员，他很可怜我年老的外公，除了每餐有三两米饭供应外，还常常不定期地送点大米接济我外公，我外公看着我们一家子实在是太难熬了，便把这些大米接济我们。那时，如果在路上碰到有人背着米，就会以偷盗论处，我外公想了一个极好的办法，用擦汗用的长条帕将米滚在其中，然后把长条帕扎在腰中，在再上面穿上一件衬衫或秋衣，这样的运输既方便又安全。那几年，只要外公一到我家，我们就有点好日子过，外公每次来都不会空手，或大米或蔬菜或野果，可惜的是，年老的外公因营养不良也患上水肿病，在公共食堂解散前去了天国。
　　 〈四〉
　　 在我上中学时的七十年代初，我们队上每年的正月初一就要举行忆苦思甜的大会。那时队上有养猪场，队长便安排饲养员扯一担白萝卜，并将其砍碎，用碎米或红薯与白萝卜熬一大锅，于开会前就担在会场，然后边开会边啃白萝卜。我们的队长就是那公共食堂管理员一卿，他天生就是一个结巴，讲话时总带着“这个…这个…”腔调。虽认得几个字，管理经验少，但整人还是有许多办法的，那个带钩的蔑片刮就是他年轻时的杰作。记得有个叫祥伯的人，队长点名要他忆苦思甜，他觉得这辈子受苦最深的要算那三年公共食堂时期。他说：“解放前我在地主家做长工，那地主并不可恶，他很有良心，每个月能按时给我八块银光洋，每天还要送给我两斤米。我的父母、妻子、孩子全家五口人还没有饿过肚子，时不时地还要添些新衣裳、棉被之类的。可是到了吃公共食堂饭这三年，我的父母、第三个儿子便活活地饿死了，我们其他人也患上水肿病，幸亏公共食堂解散得早，不然全家人会死尽的。因为公共食堂的钵子饭份量不足，我们想领着大米自己到家里煮稀饭吃，可结巴拿着蔑刮子又去剥削我……”
　　 他的话还没有讲完，便被身旁的一位大婶打断了：“忆苦思甜是讲解放前受的苦，畅想社会主义甜蜜的日子，你不要讲了！”
　　 结巴队长批评道：“你不要抹社会主义的黑，难道那三年比旧社会还差？我觉得要好上几十倍，那个蔑刮子也是为社会主义节约嘛！“结巴的这些话现在听来觉得可笑，是的，他之所以感觉公共食堂时期比旧社会要好，是因为他掌权做了人上人的主人。那三年对于他们来说，是共产主义天堂，是他一辈子最旺兴的时期。而祥伯的坦诚之言只能代表最普通最基层新旧社会践行者的心声，也反映了神州大地六亿多受害者的心愿。
　　 那三年，据不完全统计，我们那三百多人的食堂里，就饿死或病死达三分之一。我家那坎正大门里居住的十来户人家，老老少少死去18个。他们的逝世大都是物质上的折磨，当然还有两个地富分子既受物质上的折磨，又受精神上的折磨，也可以说他们是共产主义公共食堂的殉葬品。而我们这些幸存下来的受害者，一来庆幸自己的命长，二来从肌体上真正地体验了中国共产党那早日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据当时的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全国共计死亡人数为4000多万人，我可以肯定地说，这个数字是虚假的，因为当时的浮夸风相当严重，各级领导都是怀着报喜不报忧的态度来看待这些数字的，还有的小孩一落地就死了并没有上户；还有的像我隔壁的恢初那样故意不报吃空饷；还有的不明不白地失踪；还有的外出乞讨不知尸体在何方。这些数字若要细算，起码要达到一个亿。
　　 死人的数量太多，而生产人的数量就极少了。当然1958年出生的应该算是正常的，因为母亲们怀孕是在吃公共食堂饭前。而1959年和1960年出生的人，他的父母是有着特殊位置的〈指农村公共食堂时期〉，那时绝大多数妇女基本上断了月经，根本没有生育的功能。我们队上1959年出生五人，他们分别是：队长徵的女儿社；管理员一卿的儿子槿；饲养员文的女儿茵；我三伯的女儿香〈因为公共食堂建在我三伯的家〉；我七叔的女儿涟〈我七叔是公共食堂最初的保管员，大米加工坊就在他家〉。1960年出生的只是食堂保管员尹的儿子垣。生与死的比例很不协调，可以说生态环境是受社会环境人为的破坏，若不是刘少奇同志在湖南视察了解了真实情况，那公共食堂不知到何时才能解散，也许我们全家都去见马克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