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作为一个在那三年受害的幸存者，经历了那么多的坎坎坷坷后，便有为那么多的死难者和受害者鸣不平了。我想，中国是个落后的国家，为什么非要在那三年激流勇进呢？为什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还才刚刚开始，就要进入到共产主义呢？共产主义是个什么东西是个什么模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的我来说是个含糊的概念。那是一个党派的信仰，是一个很遥远的很空洞的理想，为什么要求人类都要为你这个党派的理想为之奋斗呢？
　　 那三年，中国人民过的日子是有史以来空前未有的，差不多是回到没有生产资料，没有生产工具，只有压迫只有剥削的原始社会时期。据说在河南、四川等地曾出现活人吃死人的现象，当然在动物王国里，同类吃同类，大鱼吃小鱼，异类互吃的现象经常发生，何况人类也属于动物之列呢？如果公共食堂还要长期办下去，全国各地都会出现活人吃死人的现象，若这一现象在全世界推广甚至沿袭至今，那要为地球节约许多资源〈棺材、火葬场、墓地等〉呢？
　　 那三年，人们怎样来评价它呢，我以为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分析：首先肯定中国共产党在彻底改变国家落后的面貌的决心是当之无愧的，在制定“三面红旗”的方针是高瞻远瞩的，例如，号召全国人们兴修水利这一举措是为子孙后代造福的。但是在实施过程中，从上到下就走偏了。
　　 当时中国工业落后，具体体现在没有更多的钢铁资源，盲目地号召全民炼钢，并且还是土法上马，怎么不去用科学的头脑去思考呢？办公共食堂，是想突破苏联集体农庄那种模式，去赶超苏修，一下就进入理想的共产主义。为什么不去考虑党内领导干部的素质、国民的素质、国家的实情呢？当浮夸风出现以后，为什么不去深入调查，不用科学的态度去看待那些虚假的数字去分析增产增收的原因呢？当公共食堂出现了那么严重的问题后，为什么还不去立即制止呢？其次，我们的执政党在国家出现人为的灾难性的问题后，既不去反思，又不作出自我批评。继而变本加厉地去实施各种政治运动来掩盖事实的真相，使死难者和受害的人们受到了委屈、受到了侮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各个阶层都进行了拨乱反正。把该否定的都否定，该肯定的都肯定，使许多冤屈得以伸张。譬如，为长期受欺压的地富反坏右摘帽、为文化大革命受冤屈的得以平反，并且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定性为“十年浩劫”，这些大得民心的好事，老百姓看在眼里，想在心里，为办好事的执政党喝彩。近几年，执政党又在全党范围内推行问责制，使那些高高在上的官僚们坐如针毡，使党的作风大以改变；譬如，河南省的赵海冤案浮出水面并得以平反后，执政党能作出自我批评，并向受害者赔礼道歉，从精神和物质上都给予补偿，使受害者心花怒放，从心底里感谢共产党。
　　 我没有完整地看过中国共产党的党史，但从其他资料上了解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那三年首先定性为“三年灾难”。其实那三年只是在1960年部分地区出现过水灾和旱灾，并没有到颗粒无收的地步。但刘少奇同志在深入农村调查时强调：“三分天灾，七分人为”。后来又把那三年定性为“三年困难”时期，难道是真的困难吗？刚解放时，中国着实是一穷二白，那时的农民都分到了田地，人人有耕种，个个有饭吃，没有谁提出是困难时期，而给人们耕种了长达十年的时间，到了集体耕种的“三面红旗”时期，却又说是困难时期呢？这个困难不也是人为造成的吗？我们这些写党史的同志，只是在言语上把握了分寸，说得好听，但不能忽悠老百姓。那三年由于人为的因素，饿死了几千万的无辜的老百姓，使绝大部分在公共食堂里的农村人员在死亡线上挣扎，在中国历朝历代都是空前未有的。如果让我来执笔的话，可以定性为“三年扼杀”或“三年滥杀“。为什么定为扼杀或滥杀呢？大炼钢铁时，那些无辜的森林遭到扼杀或滥杀，倒在了炼钢的熔炉里。农村里的公共食堂的无辜的老百姓，不明不白地倒在了地上或饥肠辘辘，还没有能力反抗，还不知到何处去伸张，他们的肌体他们的精神都遭到了极端的扼杀或滥杀。党的原则、党的思想建设、党的优良作风都被那股假大空的浮夸风扼杀或滥杀，浮夸滋生的细菌在中国共产党长时期的潜藏，成了难以根治的毒瘤。当然我并不是强调必须定为“三年扼杀、滥杀”，但只要能给那三年饿死或病死和受害的同胞们一个合理的交代，使他们的英灵得以慰藉，使他们从心底里对当时的执政党不报以仇恨，必须要有一个合理的定性，决不是以“灾难”、“困难”来愚弄的。
　　 我就要离开故居了，我想把那三年的故事给下一代或下几代流传下去，就必须把四伯墙壁上这幅组图拍摄下来，尽管是模糊的图画，我还是举起了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