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来啦！妈妈还好吧？”
　　 “就那样了，好不到哪里去……”
　　 我把提来的水果、给老人补身体的牛奶放在他的桌子上；小妹把削好的苹果切成小块递给他，让他吃着。然后，我们到他的屋里屋外、屋前屋后转了转。协嗲的儿媳都到田里搞事去了。只他在家看屋。他的房子还是菊姑在生时做的，三间两偏红砖瓦房。那时候，这房子是村里最宽敞而气派的呢，现在在夕阳的残红映衬下，显得老旧不堪。没有粉刷的外墙，在风雨的侵蚀下，好多砖已经风化，凹凸不平。屋面上的檩条，好多已经被岁月变形，屋面也是高高低低。地面没有硬化，常年的扫帚每天扫来扫去，也是大坑小坑。家里的家具，好多都是菊姑在的时候我看到的。协嗲坐在屋檐下的椅子上，晒着春日的夕阳。我们在他旁边坐下来，扯着闲话。协嗲说：
　　 “想去想来还是有文化的好！”
　　 “您今天怎么这样说？”
　　 “看你有文化吃国家粮，哪个不说有出息？哪个不羡慕？”
　　 “协嗲！您又落后形势了，现在有出息的不只是吃国家粮的呢!”小妹插话说。
　　 “是的呢。有文化了不吃国家粮也有出息。”协嗲肯定地说。
　　 接着，协嗲就夸奖起小妹的孩子来，说这孩子要不是上大学，怎么搞得懂机器，搞不懂机器，怎么办起了工厂。协嗲还说，小妹孩子的一月收入，能当他家一年的收入。
　　 “协嗲，您什么都晓得啊？”小妹对协嗲说的那些话感到惊讶。
　　 “我瞎眼没有出门，怎么知道？都是你小叔说的，他就是埋怨我没有让他小时候读书呢？我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啦。”
　　 协嗲说的小叔，就是协嗲的儿子，菊姑的弟弟。他一直在家种几亩田，没有文化，没有技术，跟不上改革开放的大形势。农闲的时候，就提网打打鱼。收入抵不上消费。小叔两个孩子，一个读了高中，一个初中毕业。上高中的，三年就把家庭积蓄搞光了，大学的门槛都不敢迈。在家呆不住，都打工去了。现在打工，像样的工厂都讲究学历，没有大学文化或专业不对口，就是廉价的普工，只能过个日子。
　　 协嗲还有一个女儿，比小叔小两岁，出嫁后回家很少，其原因嘛，也是怪父母没有让她小时候读书，她现在家庭经济拮据，培养孩子的消费远远大于家庭收入，但她怕孩子步自己的老路，所以就是砸锅卖铁、勒紧裤带、债台高垒、将来讨米叫花，也要让孩子读个大学，让他们有文化。
　　 听了协嗲的话，我不敢肯定也不敢否定。我觉得肯定是对他的伤心，否定他是对我的违心。实际上在我的意识里认为协嗲今天认识到自己的过去了，他不是个糊涂人。但我确实怕肯定他现在的话，会触动他过去的伤口，引出往日的悲痛回忆，我知道李婆婆——菊姑的母亲，就是因为菊姑的事而忧郁成疾，死在当年的腊月。我不忍心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又死在忧郁中。这个伤心的场面一直活现在我的脑海里。所以，我对协嗲的话没有接续下去。倒是协嗲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
　　 “我真是该瞎眼的，该耳朵不聋的……”
　　 协嗲的话又让我们吃了一惊。这个深沉的老人，心里很明白。我知道他要说什么了，想叉开他的话题，不说不愉快的东西。我说：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您那个时候的话也有那个时候的理由……您现在身体好就行！”
　　 “是啊！现在哪里还有箩筐呢？谁还挑谷啊！都是车来车去的……种田都是文化，我听都听不懂……”
　　 话题不但没有叉开，倒打开了他情感的话匣。我和小妹面面相觑。
　　 “我真是该瞎眼，该耳聪。”
　　 协嗲的叹息语气比先前一句更沉重，这也许是他反省过去的沉重！一辈子的沉重！生命之痛的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