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早春，天气乍暖还寒。
　　 这日清晨，天麻麻亮。杀猪匠老程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他惦记着一大早要赶去李家杀猪。
　　 老程从茅房出来，站在院坝头伸了个夸张的懒腰。老程转身回屋时，眼睛的余光好像瞄到一排什么黑乎乎的东西，正好趴在他家的土墙上。老程疑心自己是不是看花了眼，于是靠拢墙边，揉了揉眼睛，仔细一看：“打倒毛择东！”几个歪歪列列的黑色大字正好涂鸦在他家大门旁的墙壁上。
　　 起初，老程疑心自己是不是还在做噩梦。一股冷风吹来，老程禁不住打了个寒噤，他的脑子才一下清醒过来。这还了得！老程有些害怕，心头七上八下的，赶紧跑到到房前屋后看了看，“老天保佑，幸好没人看见！”他禁不住骂出声来：“他妈的！那个遭雷劈的干出这种缺德事，胆子也太大了”。
　　 老程暗自庆幸，回屋叫起他老婆，并嘱咐她盯好大门，然后飞也似跑去二百米外的老村公社革委会报案去了。
　　 革委会傅主任听罢老程的报告，半响都没回过神来。他做梦都没想到自己管辖的偏僻高山会有发生这样大的事情，何况自己天天都在拼命在抓阶级斗争，而今天敌人竟然猖狂到搞“反标”恶毒攻击我们的伟大领袖了。
　　 事不宜迟，傅主任立即打电话向上级汇报，一面派人随老程去保护现场，并赶紧用广播通知民兵到公社紧急集合。待一切安排妥当后，傅主任才带人赶往老程家。
　　 这排黑色“反标”，在发黄的泥墙上异常醒目，墨迹都还没完全干透，显然是“敌人”凌晨所为。
　　 傅主任死死盯着墙上的“反标”，看了一遍又一遍，这些黑色大字，个个张牙舞爪，似乎在向他发出挑衅，傅主任心里感到一阵阵的痛楚。
　　 “这可是自己和革命群众们誓死保卫的领袖呀，居然还有“敌人”亡我之心不死，用这种方式恶毒攻击我们最拥护爱戴的领袖。近期中央还专门下发过‘一打三反’的严打运动的文件，应该说阶级斗争到了最关键的阶段了。而今天，竟然就在自己眼皮底下，发生了这样大的‘恶攻’案件。”傅主任不敢继续往下想。
　　 民兵全副武装赶来了，把程家的房子团团围住，连同老村周边的几处通往外地的路口都被严密封锁起来，等着上级派人来。
　　 那时的老村，虽说已经修通去县城和区府的公路。平日里，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异常少，大多时候只有供销社的几辆马车，县林业局拖料货车偶尔的光顾，都会引来不少社员的围观。
　　 数小时后，一声“来车了！”，把众人的目光统统引向县城方向。果然，随着山谷中一阵汽车的马达声，两辆绿色的吉普车疾驶而来，飞扬的尘土，化作一条长长的烟雾摇曳在吉普车后。
　　 吉普车行至老村青石板路和公路的交叉路口，马达声嘎然而止，车子稳稳当当的停在等候的众人面前。从前面那辆吉普车上径直走下三名身着军装臂戴红箍圈的军人，随后那辆车走下的是了几位身穿中山装的干部，傅主任赶紧迎了上去。
　　 上级派来的调查组成员中有一位是区革委会领导，和傅主任熟识，这位区领导简单给大家介绍了一下，便让民兵连长老周在前面带路，领着调查组往老程家走去。
　　 几位军代表步幅大，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傅主任紧跟在县区革委会领导后面。这时区领导故意放慢脚步，和傅主任落在在人群后面，区领导压低声音对傅主任说：“傅天坡啊，你们这次闯大祸了，连省革委会都惊动了，你我都是五区的老同志了，你这次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呀！一定要好好检讨，全力配合军代表把此事弄个水落石出。”
　　 傅主任和区领导走到老程家院坝时，一位高个军代表已经着手对墙上的“反标”进行拍照了，两位中等身材的军代表领着民兵们在房子周边搜索，看能否找到“敌人”留下的作案工具或其他蛛丝马迹。
　　 现场勘察完后，高个军代表指挥民兵把“反标”从墙上给刮了下来，并对所有在场的民兵和群众做出硬性规定：“此事大家一定要严格保密，不许外传，否则后果自负。”训话完毕，几位军代表领着县区领导一同到公社办公室开碰头会去了。
　　 当时的老村公社，人口密集，加之土地异常贫瘠，大多数人吃饭都成问题，许多年青人被组织成民兵突击队外出修铁路或水电站去了。红卫兵小将们有规模的批斗会早已停息，这也大大缩小了军代表调查的范围。
　　 军代表首先查阅了老村的“人口档案”，并让傅主任圈定出几个重点怀疑对象。为了不打草惊蛇，军代表决定分头行动，一路人悄悄去供销社摸底，另一路人马去案发地周边挨户走访。
　　 因那年代，老百姓购买文具特别是纸笔墨砚的人少之又少，何况现在又不逢年过节，购买纸笔的人更是稀少。军代表很快就从售货员那里获知，自打春节过后，压根就没人来买过这类物品，这就奇了怪？难道“反标”自个冒出来的不成？
　　 另一组军代表从“反标”现场周围人家也没调查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被调查的这些社员都异口同声的给出答案，那天晚上大伙儿根本都没有听到有什么动静。社员们白天劳动太辛苦，晚上点煤油灯又比较费钱，所以家家户户睡得早，连狗叫声都没怎样听见。
　　 三位军代表组织县区公社三级干部开会讨论，得出一致意见是：“这敌人就隐藏在我们身边。理由是，如果不是熟人作案，老程家的狗那天晚上也不会如此的安静。”
　　 按照这个思路，很快就有一家人被纳入了军代表的视线，那就是和老程家相距不过半里的地主分子荣家。那阵子，年过六旬的地主老荣早已被民兵监视起来，他儿子大荣也去十几里地远的白崖寨下烧炭去了，于是荣家大孙子小荣便成了最大的嫌疑犯。
　　 本来荣家有三个孙子，荣家第二个孙子去外地修电站去了，老三还是个十岁未满的孩童，只有这个已年满十六的小荣有具备作案的条件。公社革委会更有人搬出有力证据：这个小荣上小学期间，表现不好，爱看杂书，经常在教室里高谈阔论，喜欢对书中各色历史人物评头论足。后又因家庭成分问题，小荣未能升上中学，对人民政府心怀不满。
　　 事实上，小荣是傅主任看着长大的，这小孩特逗人喜欢，没有什么坏心眼，虽说他母亲前几年被造反派整死了，但他并没有为挨批斗的地主爷爷叫屈，他只是觉得那名踢死他母亲的女知青太狠心。小荣一度还积极向红卫兵靠拢过，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去北京亲眼见见毛主席，因为他真心崇拜这位伟大军事家，他还打心底里喜欢他老人家气势磅礴的诗词。
　　 可眼下的现实是，上面已经下了死命令，限定三日内破案。假如不把小荣当犯罪嫌疑人抓起来的话，又到哪里去找真正的作案人呢？何况军代表和部分“革命群众”也非常满意这个侦破结果。
　　 事后，傅主任自我辩解说：“眼见军代表将小荣抓走，自己确是爱莫能助……。”
　　 四十年后，小荣回忆起当年的情形，苦笑着说：“真没想到，自己平生第一次坐汽车，居然是以这种方式坐的。那几位军代表可能觉得自己还是个孩子，并没有给自己带上手铐，只是把自己押坐在座位中间。更可笑的是，头一回坐上吉普车，起初还有些许惊喜，等到汽车开动，渐渐驶离老村的那一刻，我才真正意识到自己的处境，顷刻间，内心的恐惧、无助、甚至绝望……一股脑儿的涌了上来。”
　　
　　 土家老村记于甲午年甲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