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虎形地看菊花，万千簇集，光芒耀眼，那气势非“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可比，但也缺少陶令先生突然见菊的惊异。满山遍野的红黄紫赤，除了感叹造物的华丽外，还感叹那些花丁们的巧夺天工。浏览完前人一幅幅咏菊、颂菊的作品，我对身边的那位说：实在羞于动笔，纵算有万千才思，也只能拾人牙慧。说着说着，我的脑海中突然想起了作家老成，仿佛他也正在万紫千红之中，欣赏、赞美、陶醉抑或其他。想了半天，突然自问：如之于他，又能够写出什么样的作品？
　　 老成、菊，其实从未曾在脑海中有过交集，我不知道那一刻为何有这种想象。
　　 认识老成之前，先读的是他的作品。那些年，在本县和本地党报上，经常看到老成发表的豆腐块文字，多是宣传报道，歌功颂德的那种，因为事情说的是本镇，无论多少水分，还是可堪阅读。时间长了，就慢慢认识了。那时，他是镇上一个什么办的主任或副主任，有时工作上也有些接触，就熟识了。
　　 在我的内心，向来以为这些所谓“大干部”高高在上、喜怒哀乐就不同于我们芸芸众生了，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不会和他们主动来往，不是我清高，而是我太不起眼。那时他们不仅大块吃肉，其实工作也实在不易。单是每年农民上交和计划生育，就够焦头烂额的。某一任书记在政府大院亲自题写春联曰：改革要搞，生产要抓，稳定要保；农民真苦，政府真难，干部真惨。那一年，政府出了几笔惊天动地的事，那些事放在现在，可能更有杀伤力。但那书记口碑不错，能干实事，敢讲真话，就是运气差点。运气这东东，只有天知道。
　　 让我对老成刮目相看的是有一时期，地方党报上老成的文字愈发多了起来，后来成为连载，写的都是关于杏花村的奇闻异事，有些也是关于那个小镇的历史文化研究。如果说这也是颂歌，那比那些整天歌功颂德的宣传报道有生命力多了，也更有文学价值。要说后来我对杏花村历史文化有些了解和兴趣，那就是从读老成的文字开始的。歧亭杏花村的文化研究，自八十年代江乐山先生《杏花村考》那篇文字轰动以后，中间沉默了许多年，真正全方位记叙杏花村应该是自老成开始。老成后来将所写文字定名为《古今杏花村》，作为专著出版，以我之孤陋，实属最早的对杏花村研究推衍的文本，后来陆陆续续也出版了一些书籍，有些书籍的文献价值也远远地超过了老成的著作，但论真实情感和开拓贡献，老成当推为第一。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见解，自然不代表那些方家。
　　 《古今杏花村》出版了后，歧亭的名头也逐渐大了，后来得到了时任某领导的重视，杏花村开始从传说中发出新芽。这话虽然有些尖刻，以我之见识，杏花村自清末三祠建成以后，不久就毁于兵戈（其实也不完全是毁于兵戈，更多的是毁于人的愚昧），除了古文中有几篇诗文还在沉睡外，一切古迹荡然无存。断砖片瓦，无处寻觅。历史在风中沉吟，残阳如血，剑气飘零。好在有某主要领导的重视，仅仅两三年，众多传说中的古迹得到翻新。那是歧亭之幸，也是杏花村之幸！当然某领导高就后，杏花村像一盘吃残的菜，至今还在横陈。
　　 但这不是老成的责任！老成作为一个文化人，或者说作为一个歧亭土地哺育的子民，他尽了最大的力量。他在残灯孤夜中所码的文字就是最好的证明。写完这篇文字我也尽力了，我微弱的呐喊也是证明。
　　 有一段时间，和老成的交往多了起来。撇开身上的外衣，我们还都算性情中人。谈论的主题很多，人生在世，烦忧不少，扯白打撇，消磨余兴。自然有时也谈谈苏东坡，谈谈陈季常，谈谈于成龙，谈谈张憨子，高雅时还谈谈唐时的明月，宋时的风光，有时也说几个乡间古道上粗鄙的笑话，反正，除了不强迫喝酒外，其它的都很开心。陈季常是北宋知名的名士，使酒好剑，用财如粪土，苏东坡一句“河东狮吼”让他成怕老婆的代言人。千百年来，人们津津乐道。就是这位名士，历史上竟无一篇诗作流传。老成后来经过考证，认为《无愁可解》乃其所作，按其意境，或作于杏花村。为了更有说服力，还专门寄函请国内某知名专家帮忙查找资料，以正是非。最近我读《麻城文选》，那篇词作亦记载于季常名下，大概与他的研究分不开。这虽然是一个普通文人所做的默默无闻的事，但于季常、于杏花村却有莫大的意义。
　　 于他，于我，算尘世中的普通朋友，熟人中的熟人。虽非知己，亦算知音。
　　 后来，七站八所改革，老成虽同为招聘干部，却因无干部编制，只好解甲归田。一个将生命中最美好的年华献给政府，最后被政府一脚踢开，不能不让人嘘吁。同进之人，有很多早就辉煌腾达，局长、书记，甚至是市级干部。大政策的变化其实也怪不上别人。自古至今，钻营是谋生中必备的伎俩，这于古之爱菊的陶潜、今之爱文的老成都是最好的明证，于我其实也是最好的明证。成为草民的老成，后来外出一段时间，毕竟五十多了，后来又回家，在小镇当了几年历史代课老师，这也算照顾。后来，我离开了，就不知所云。
　　 现在想来，老成其实和菊还多少有些关联，比如经霜不枯，比如凌寒而发，又比如傲气如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