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年，曾看到报刊上有人拿滕子京说事，说滕子京建岳阳楼本是为自己扬名立万，没想到却成就了范仲淹。范仲淹在《岳阳楼》里喊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千百年来后世学人尊崇的楷模和济世的典范，滕子京却籍籍无名，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被人们所遗忘。显然，作者是在借古讽今，藉以讽刺当今那些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官员。更为不幸的是，滕子京后来又被押上了贪官的审判台。讽刺以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为升官之道，抑或为自己树碑立传，亦无不可；批判损公肥私，应属应当；可惜的都是找错了对象，把滕子京拿来给当今一些官员垫背，实在是“愤青”之误，且谬误之至。
　　 且不说在各地大兴旅游的当今，登临岳阳楼欣赏洞庭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荡荡”之万千气象，岳阳楼已成为旅游的热点，仍在继续丰富着湖南的荷包；假如你乘车自北而南进入湖南，即使你此行不是旅游，难道你不想在岳阳楼上体会范文正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博大胸怀，消除心中的块垒，轻松地面对新的生活起点？毕竟，是滕子京为范仲淹提供了这么一个抒发其人生至高境界的平台，也为今人提供了这么一个欣赏洞庭胜景、感悟世事沧桑、提升人生境界的殿堂。
　　 岳阳楼，是入境湖南的第一站，是范仲淹人生的光辉顶点，也是滕子京留名青史的一个支点。滕子京怎会籍籍无名？
　　 其实，这仅是当时的不平之想，后来看《宋史》，才知道自己和拿滕子京说事的作者一样孤陋寡闻的实在可以，滕子京的大名堂而皇之地记载于史册。不过，这位先贤名叫滕宗谅，子京是字，传记侧身于一般宋臣之中，事迹散落于众人传记之内，很容易为读者所忽视，但绝非无可称道之处。
　　 还是先纵览这位先贤的一生吧。
　　 滕子京与范仲淹同科举进士，一生遭际与范仲淹以及另一名臣范讽的政治生涯息息相关。作泰州军事推官时，因范仲淹的举荐而进入朝廷中枢，提升为殿中丞。殿中丞是个专事“不同政见”的差事，但也要看你怎么做。仁宗皇帝就曾说：近世的士大夫，还没有发达时，好批评时事，一旦被提拔重用就不是原来的样子了。批评时事，是为了扩大知名度，赢得个好名声。提拔重用了，多栽花少生刺，便可以积累人缘，创造提升的机会了。但滕子京在这个位置上，确有不同的反响。时为仁宗皇帝初期，仁宗养母章献太后垂帘听政，决断军国大事。滕子京的惊人之举就是太岁头上动土，借皇宫火灾，要求章献太后撤帘还政于朝廷。此事彰显了滕子京的政治节操，造就了他的政治名声，也若明若暗地影响了他一生仕途。
　　 章献太岁何许人也？宋真宗时名相李迪说她出身寒微，曾让这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第一夫人耿耿于怀。这位十岁就做童养媳嫁给当地银匠，摇着拨浪鼓走街穿巷、走出成都、走到京城、十五岁被前夫卖给襄王（宋真宗当初的王号）的川妹子，是个通过征服男人来征服天下的典型人物。史称“当太后临朝，权幸用事，人人顾望畏忌”。“权幸用事”，就是权臣、内侍当政。权臣并非名臣，名臣指的是有名望的重臣，权臣则是通过非正常渠道窃取大权的大臣。内侍主要指章献太后身边的宦官及医生、艺人。以当今眼光和观点看，这些人并非就没有行政能力，以星球大战拖垮前苏联并使之解体的美国前总统里根，还演员出身呢。但宋朝首开中国历史文人政府先河，开科取士，由科举制选拔人才成为一定之规、基本国策。放着一大批饱读史书、进士出身、名正言顺的储备干部闲置不用，而把会看病的、会唱歌跳舞什么的提拔重用，岂不本末倒置，乱了规矩？就是今天，如果把自家的保健医生、家庭教师、保姆阿姨、甚或推残障轮椅的人都提拔重用，也照样会为社会舆论所诟病，岂不都成了台湾民主的奇观？
　　 但章献太后可不管这些。一个摇拨浪鼓招徕生意的弱女子，能受到王爷的垂青，晋身第一夫人，直至管制皇帝玉玺，这样一路走来的感觉能差吗？一边是政治地位自我感觉好得过头，一边是心底对出身寒微深深的自卑，二者相互移位转换，更容易造成举止的自以为是。何况一旦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又是所有通过非正常渠道取得权力者的通病？因为他们尤其是她们，换取权力与地位所付出的代价，往往是人的尊严和良知。一旦付出了尊严和良知，便销诛了应有的理性和正常思维，往往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是否尊重和依附自己会成为惟一的判断标准。朝廷中那些名臣、贤臣、能臣，能不分青红皂白地随声附和吗？用权臣主宰朝政，呼风唤雨，派内侍查访州府，翻云覆雨，朝廷内外尽入掌中。与此相并举，自然就是贬黜名相贤臣。
　　 首当其冲者是民间妇孺皆知的名相寇准，罢官赶出朝廷，取而代之的是为宋真宗贡献天书降世策划、鼓动泰山封禅、大肆制造祥瑞之相、在“一国君臣如病狂”中集编导演于一身、“党恶丑正，几败国家”的首恶丁谓，章献是背着皇帝飞书召回丁谓的。对以寒微出身反对封后的李迪，摇拨浪鼓时能把青铜说成黄金招徕顾客的章献太后，就不会把你李迪附会成寇准的同党？李迪一贬三千里到衡阳做团练副使。世称贤相的王曾，对章献太后八杆子打不着亲戚的提拔多有抑制，找个借口赶出朝廷！御史曹修古、杨偕、郭劝、段少连等一个劲地上折子批评此事，便统统赶走！也是世称贤相的晏殊上疏说张耆不能任掌握军权的枢密使，忤逆了章献之意，下场自然也是被赶出来。章献当初到襄王府不被皇家认可就住在张耆家，张耆对青春妙龄的少妇服务备至，怎么个服务备至，就难说了。章献临朝，宠遇最厚的就是张耆，章献还赏赐一栋紧靠尚书省有七百间的大宅子，使得张耆在大宅内囤积百货，“与群婢相贸易”。
　　 章献平常着天子服，憧憬着效法武则天君临天下。就是朝廷已经形成共识的重大决策，章献也常常是一言否定，自己说了算。范仲淹曾批评说，这种现象“非太平之政”。
　　 反对听政，请求还政，便成为朝廷的主流舆论。首倡者便是滕子京和同科的秘书丞刘越。
　　 恰值宫廷大火，雷雨交加之中电光乱掣，一大火团射入规模空前的玉清昭应宫内，四处爆裂，霎时间烈焰腾飞，穿透屋顶，大火烈烈轰轰的烧了一夜，竟将三千六百一十间房屋的一座琳宫玉宇，变成了一片瓦砾荒场。灾后滕、刘接连上疏劝止，借此批评引起火灾的原因是“政失其本”，请求还政。宋仁宗曾说：“人主忧天而修德，犹人臣畏法而自新也。”天灾出现，往往是皇帝反省、百官进谏的极好时机。滕、刘虽没有受到严厉的惩处，但两人“越年不逮用”，被晾在了一边。
　　 本来“请还政”获得了皇帝的青睐，章献死后仁宗开始重用“尝言还政者”，滕子京被连续提升为左正言、右司谏，但滕子京对皇帝的批评却又惹恼了仁宗。
　　 也许是仁宗青年时期被章献太后垂帘听政所压抑，“好色于内”，伴随仁宗一生。坐朝不咨询治国大计，与大臣相处不询问民生舆情，而把精力都投于后宫，旦旦而伐之，做为一国之君怎生得了？后来苏轼的弟弟、同样跻身唐宋八大家的苏辙曾在进士策问中忧切地说“宫中贵姬至以千数，歌舞饮酒，优笑无度，坐朝无所咨谟，便殿无所顾问”，“久而百蠹将由此而出”。皇帝的好色竟成为文人学子晋身取仕、治国策问的话题，可见问题之严重。当然，关心国家大事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其代价就是科举录取时苏辙在充分肯定与彻底否定的争论中降为末等。当初，仁宗亲政不久，好近女色的传言即流行于世，引起了朝臣的忧虑和不安。以前程为代价、好不容易盼来仁宗亲政的滕子京，怎会不呛声？他批评仁宗“日居深宫，流连荒宴”，临朝时多是瘦羸疲倦之色，决定朝廷大事似乎漫不经心，这样的批评比苏辙要尖锐多了，一下子把刚刚找着皇帝感觉的仁宗气了个七荤八素，立即将他贬官出朝，理由是“坐言宫禁事不实”。
　　 滕子京与范讽交情相当好，范讽此公，也是个硬碰硬的狠角色，《宋史》中归类于官位不高而名声响亮者。因范讽弹劾而丢官的都是朝廷重臣，丁谓、钱惟演、王曾、张士逊、杨崇勋、吕夷简、王随等，或为宰相，或为枢密使，或为参知政事，无一不炙手可热。其实，其中如王曾、张士逊、包括吕夷简等皆为北宋仁宗朝“风迹可纪”的名臣，但北宋朝逐渐内重，推崇和鼓励直言，注重养言官锐气以折权臣，掌握了话语权的范讽自然就出言无忌了。此公还建议朝廷选择能臣，替代那些不称职的大臣。所谓不称职者，自然包括被此公弹劾的朝廷重臣，使那些掌握朝廷大权的宰执及一些确不不称职者岌岌可危也耿耿于怀。得之于言，失之于言，范讽最终还是受累于此，做了封建官僚政治的牺牲品，带累了名相李迪，也带累了好友滕子京。滕子京从知州的位置上被赶了下来，降为池州酒监。
　　 西北边境战事骤起，给滕子京提供了新的建功立业的机会。这一机会，同样得益于同窗好友范仲淹的了解、信任和推荐。滕子京当过军事副长官的经历，比较当时好谈兵事却仅仅局限于纸上谈兵的士大夫自然增加了实践的优势，成为他以刑部员外郎、集贤院直学士的身份知泾州的重要条件。泾州即当今甘肃泾川，为当时北宋在西北的军事重镇，与原州、庆州、渭州构成安定边防的联合屏障。时为西北一路军事统帅的范仲淹曾言：“泾原地重。”当时葛怀敏兵败定川，诸郡震恐，首当其冲的泾州形势一片危机。滕子京临危不乱，集合数千农民穿上戎装加强城防，又招募勇敢者强化谍报侦查，及时了解敌军动向，以准确地判断双方态势，并飞马通报邻近州郡相应备战，有效地稳定了局势。范仲淹率军来援，十余日连绵阴雨阻碍着军事反击，给军心士气增添着不安和沮丧。滕子京携酒肉大事犒劳士卒，大张旗鼓地祭祀定川死亡将士，优厚地抚慰死亡将士家属，稳定了士气民心。
　　 毫无疑问，范仲淹由此加深了对滕子京的了解，更坚定了对这位同窗好友的信任。范仲淹构划了一幅边防要图，即他与另一军事统帅韩琦共同经略泾原，进驻泾州，并与韩琦分帅环庆、秦凤，原在前线的文彦博退守秦州，滕子京替代范仲淹帅庆州，张亢帅渭州，泾、原、庆、渭构成犄角之势，泾原有警，环庆、秦凤弛援；环庆、秦凤有警，泾原之师为援；范、韩练兵选将，伺机收复横山，便可断敌臂膀，平定边患。这一谋划，奠定了西北的边防基础，敌方西夏称赞范仲淹“胸中有百万甲兵”。显然，滕子京在范仲淹的边防大计中，占有非比寻常的重要位置。
　　 滕子京此时还有一项重要的贡献，就是全力维护范、韩的统帅地位。当时，朝廷既授范、韩统帅名号即经略安抚招讨使，而其他各路军事首长依然保留着招讨使的头衔，不便于军事上的统一调度。滕子京上书朝廷，撤销了其他各路军事首长的这些头衔，完全确立了范、韩的权威，确保了军事的统一。
　　 同学朋友、私人之间的友谊和信任，奉献于国家，成为保境安民重要的思想和政治基础，成为士大夫道德的典范。范仲淹《岳阳楼记》中“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进而提升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这种士大夫道德的精辟总括，成为北宋以至后世士大夫的思想规范。此为北宋士大夫阶级的主流意识。然而，宋朝士大夫中还有另外一种十分恶劣、令人厌恶的倾向，即有嘴说人，无嘴说己。宋朝行文教、重德行、崇儒学、尚名节的风尚，鼓励着士大夫甘于自守、墨守陈规，掩盖着士大夫踔厉奋发精神的缺失。首先是御史、谏官的风闻而谏、随意弹劾，不看大节专挑细节，借批评他人以证明自己并未失职，自己不做事也做不来大事，却不允许别人做大事，更不允许别人有任何过失，这种陋习恶习就像因人变异的传染病，很快蔓延于士大夫阶级。仁宗朝“御史舍大责细”，“言事者竟为激讦”，专门揭发攻击朝臣隐私，名臣刘沆就曾尖锐地批评说：“自庆历后，台谏官用事，朝廷命令之出，事无当否悉论之，必胜而后已，专务抉人阴私莫辨之事，以中伤士大夫。执政畏其言，进擢尤速。”宋人之“论”，就是严分析、大批判，以无限上纲之态，居于道德之巅，掌握舆论的主导权；以耸人听闻之语，引起朝臣关注，创造政治风波的亮点；以此作为晋身、提升的条件。宋徽宗时王安石的学生陆佃说得更为深刻：“学士大夫相倾竞进，以善求为精神，以能讦人为风采，以忠厚为重迟，以静退为卑弱，相师成风，莫之或止”。
　　 很不幸，滕子京也遭遇了这种恶习的伤害。御史梁坚不看范仲淹在西北前线精心部署的大局，弹劾滕子京在泾州时花费公款十六万贯；立朝后一直重视内忧甚于外患、一直把名声显赫的文武大臣当作家贼的北宋朝廷，立马派内宫官员“检视”，“检视”结果是滕子京按照惯例，犒劳赏赐各部羌族官兵，间或又馈赠一些游士故人。游士故人关心战事，不避风险来到战斗激烈的前线，作为地方首长的滕子京以官府名义做些馈赠，究其实也算不得什么大事。可以断定的是，滕子京并非中饱私囊。可佐证的是，滕子京“尚气”、“好施与”，去世后“无余财”。糟糕的是，滕子京可担当边防大任，敢谋善断，却没有应付内斗的经验。他太“尚气”太于有担当了，因不愿连累受馈赠者，一把火把受馈赠者的名单烧了个干净。中国官场内斗的思维大概古今类同，滕子京的行为，岂非对抗朝廷“检视”？自然被御史逮个正着、扭住不放。已任副宰相的范仲淹着力营救，朝廷给予滕子京“降一官，知虢州”的处分，但后来借机对支持范仲淹“新政”的改革派实行“一网打尽”的御史中丞王拱辰对此“奏论不已”。王拱辰的论点是：滕子京“所为无度”，朝廷这样的处置，恐会引起边臣效仿，应该施于重责。朝廷不接受王拱辰的意见，王拱辰竟祭出御史最后的法宝：待罪在家，要求自贬。其结果，“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即知岳州，王拱辰取得了同改革派斗争第一回合的胜利。
　　 “所为无度”，针对的目标是末而不是本，并非事件本身，而在于处置“无度”，不应该一烧了之。既然“无度”，却要施于重责，这就难脱党同伐异之嫌了。对滕子京的弹劾，不过是守旧一派对庆历新政改革派发动进攻的一个突破口，滕子京不过是范仲淹改革的替罪羊、牺牲品而已。
　　 其实，即使滕子京没有这些曲曲折折，仅凭一年时间就使巴陵郡“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就足以使其大名伴随《岳阳楼记》而传扬千古。
　　 人们读《岳阳楼记》，很容易被范文正公描写洞庭胜景的宏大气势、抒发精神心性的高远境界所吸引，往往忽略为文的由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是为政致治的胜景；重修岳阳楼，即是百废俱兴的有力佐正。百废俱兴，是要有相当财力做基础的，有钱能办称心事，经济兴事业才兴。没有相当的政策、策略，没有因地制宜的措施，要振兴经济又谈何容易？为官一年，富民一方，岳阳人会忘记这位先贤吗？
　　 重修岳阳楼，也体现着滕子京一贯的追求，即对文化、教育的弘扬，显示了滕子京的思想文化品位。仁宗朝庆历年间，范仲淹曾大力提倡振兴教育，得到了朝野的赞同，一时各地学校如雨后春笋，教育蒸蒸日上。滕子京知泾州前任知湖州，赠投资数十万贯办教育，如此大手笔曾使当地官僚属吏生疑不止，误为一场政治秀，以至不愿记录在史，还反映给接任知州胡宿。胡宿曾被史家称赞为“学通天人之奥，考其立朝大节，皆磊落，为良执政”。对滕子京所为，胡宿的态度同样磊落，毫不客气地反驳说：你们辅佐滕子京那么长时间，为什么不及早纠正呢？当面不说，等待滕子京走后才指责他，这不是诽谤吗？一席话使投诉者抱惭谢罪。
　　 史书记载，此后湖州的文化风气为东南之最。这自然得益于胡宿的维护和坚持，但滕子京开湖州教育先河，兴湖州文化风气，不是功在胡先吗？滕子京传记称其所到之处“喜建学，湖州最盛，学者倾江淮间”，这是何等辉煌的施政壮举，这是何等亮丽的文化景观！天下闻名、文人喜爱的湖笔，与徽墨、宣纸、端砚并称为“文房四宝，源于六、七百年以前的元朝，那不正是在宋之后吗？没有文人学子的需求，何来毛笔制作业的兴起？
　　 湖州人不应该感谢这位先贤吗？
　　 天下的文人墨客不应该感谢这位先贤吗？
　　 泱泱中华民族后世子孙不应该感谢这位先贤吗？
　　 我们还能原谅自己的学浅，还能罔顾历史事实对这位先贤说三道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