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晚上，我们被安排住进了一家酒店。夜深人静，望着窗外的夜景，好美啊，这就是——上海外滩。我心想，我应该开心地欣赏这美丽的景色，可是，我一点也开心不起来。这样璀璨的夜景，让我感觉更是无助，心里一阵酸楚，突然之间嚎啕大哭起来……
　　 我的女儿小星在床上呼呼大睡，即便她是醒着的，我的哭泣她也是充耳不闻视而不见。
　　 我一边大哭，一边又不忍心把未来的两天想成那么难捱。于是，过了一会儿我擦干眼泪，放下窗帘，抻抻身上那件新买的衣服。
　　 洗漱完毕，我关上灯，躺在床上。虽然这是一个标间，但我还是和我的小星睡在一起，面向她。除非我特别的生气，我都不会给她一个背影，冷漠的背影。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我的心里渐渐平和了很多。
　　 突然，小星转过身来，吓了我一大跳。“你真的觉得我拉得很好吗？”小星在漆黑中凝视着我。“你真的很好，我很，喜欢你的琴声。”我哽咽。
　　 “你可以让别人也喜欢吗？”我又抱又亲地回应：“当然可以，你那么棒！”我怕她不懂得棒是什么意思，我便特意摸了摸她的脸。
　　 然后她一遍一遍地问，我一遍一遍地答，直到她在我的身体的温热里，酣然睡去。我在黑夜中含泪凝视着她，感觉她是那么可爱，又是那么可怜。
　　 2.
　　 “你曾经那么讨厌她，你还记得吗？”有一个声音在我耳边响起。
　　 今年42岁的我面部已经有了很多岁月的痕迹，但时间其实过去的并不久远。
　　 八年前，在我们那个小县城的街头，秋季大雨过后，还可以看到污水塘，人们一般都绕道而行。
　　 我回家的路上，要经过一段台阶，在经过台阶的时候，我突然听见不远处污水塘有人在喊“接着滚啊”。我心头一紧，便循声望去，看见有个小孩在污泥中翻腾。孩子像牛一样，不停地翻滚，周围看着的人有大人也有孩子，他们起哄道“滚啊，滚啊，好玩啊”，而那个孩子也更加起劲地滚着。我还没反应过来，紧接着，又一个身影纵身跳入污水中。
　　 那个男人从污水中把那个孩子气势汹汹地拖出来，并往家里拖去。孩子不哭也不闹，还是傻呆呆地笑着，周围的人们也都哈哈大笑。
　　 我立刻目瞪口呆，因为那个男人是我的丈夫史东，那个孩子是我的女儿小星。我虽然是一位中学老师，但在那一刹那间，我所有的人格和尊严，都被一片片撕掉。我无地自容地蹲下来。
　　 我正出神地蹲在台阶上看天时，旁边有脚步声传来，一个较好的邻居走过来。她一来就大声嚷嚷道：“张老师，你怎么啦？赶紧回家吧！你的女儿小星搞了一身泥，你赶紧回家给她洗洗吧！”
　　 我明显地言不由衷：“好，知道了，谢谢你！”说完，我落荒而逃。
　　 我一进门首先听见小星打了一个响亮的喷嚏，然后是满屋子的污泥。我推开了卫生间的门，小星默默地坐在地上。而我的丈夫史东，站在客厅的阳台上潸然泪下。
　　 秋寒不动声色，却是别样的凛冽。
　　 我这么一想，心里更烦，生气归生气，我还是把小星洗干净了，然后放动画片给她看。
　　 史东哭够了，他知道再哭下去也没什么用，便抹了抹眼泪，走过来对我冷冷一笑，说：“搞得像一个贤妻良母似的，如果不是你跟我爹妈搅不到一口锅里去。小星不回去跟我爹妈待上几年，怎么会长成这个样子？”
　　 我心一沉，一股恶气涌上心头，说到：“要不是你妈总是闹，我能把孩子让她带回去吗？”
　　 我们正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在沙发上的小星突然一言不发地用自己的手掌打击自己的额头，她一下一下地打着，越打越上瘾。我们被她的举动吓了一跳，浑身一激灵。我抓住她的手腕，但她的力气惊人，挣脱我，继续击打。史东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根绳子，想把她的双手反绑在一起。
　　 我说：“行了，你怎么能这样呢？”
　　 史东停住手喘息着说：“那你说咋弄？本来脑子就坏了，再打伤了，你说咋弄？”
　　 我白了他一眼，小星又突然把我的手狠狠咬住，我大叫起来，我好不容易摆脱她后，对史东说：“好，就让你绑起来吧！”
　　 3.
　　 那年到了深冬，我们仍没有把小星治好，县城里的医生都不知道这是什么病，一直当精神病来看。
　　 春节时，我们到了省城，一个从国外回来的医生振振有词地说，这是孤独症，目前无药可医，只有缓解。
　　 从省城回到家后，史东再次提议准备把小星送到福利院去，我们出抚养费护理费。我沉默了半天，从木柜里拿出半瓶子白酒，仰着脖子咕噜噜喝完，傻了似的呆坐着，脸色渐渐由苍白转为红润，然后对史东说，我要辞职，带小星到北京治病。
　　 史东翻脸了。
　　 史东勃然大怒。
　　 他对我大吼大叫：“你他妈有毛病啊？傻子啊？一根筋啊？不开窍啊？现在谁个夫妻不齐心合力挣钱啊！能送福利院干嘛不送福利院，啊？你去吧去吧，别指望我在北京找朋友帮你！也别指望我拿一毛钱给你！张丽，我把话放在这里，这一次，你要是真的能把她的病看好，回头我在自己的手板心上煎一条鱼给你吃！妈的个XX。”
　　 史东怎么能骂人呢？怎么可以？
　　 其实我不是想和史东闹矛盾什么的，我是想说明我内心的一种焦渴，一种孤独，这种话听起来似乎有一点豪情壮志，平日里很难下定决心，因此我也从来不想对任何人说。酒壮人胆，想想我的孩子来自哪里，想想她要到福利院去经常被人粗暴地忽略，好像幼年时的我一样，生活在别人的土壤里，而不是生活在自己的家里自己的亲人身边。我觉得我再也不能像平时那样对待她！我已经抛弃过她一次了，理论上，我已经不是一个合格的母亲，难道我还有抛弃她第二次？
　　 在学校上课的时候，我觉得我比谁都说得好。当然我会有话要说，我也会说，会被触动。可是，我一回家后，我就感觉我要疯了，真的！我寻找不到恰当的语言，以及组织语言的能力。实际上我早已习惯了和我丈夫史东的关系，我试着尽可能的和他好好谈，但这挺困难的，他确实不想再把孩子留在身边。
　　 当我想到恰当的语言，并组织好这些语言时，史东消失了。他出门或者上货去了，他是一个做玉器的商人，这几年，玉器价格扶摇直上，但他常常抱怨好玉料越来越难找了，这样下去就只有弄虚作假了。
　　 我木然地坐在沙发上，我不认为辞职到北京就一定能治好她，但我必须要这样做。小星此刻也正坐在沙发一角，手放在嘴巴边上，毫无表情眼神呆滞，倒是异常的安静。那个从国外回来的大夫说，孤独症的孩子是来自星星的孩子——小星，小星星，是妈妈没把你的名儿取好吗？你是来自星星的孩子吗？望着她的我，心里一动，是的，不错！在拥挤的地球上，只有你如此孤独，你完全有资格自豪地说，你是来自星星的孩子！我走过去，抱住她，想，但有妈妈在，妈妈不会让你一个人在自闭的空间里孤独一生。
　　 对不起，我去北京了。
　　 给史东留下一张纸条后，我们就走了。
　　 4.
　　 我自掏腰包带着小星去了北京好几家医院，到最后有一家医院接收了我们。治病很耗钱，我兜里渐渐干了，有人建议我在医院倒号，曾做过中学教师的我觉得这是一种可耻的行为。我想自己创业，晚上我待在医院，白天我到天桥下或者地下通道去卖我批发来的手套袜子口罩什么的。
　　 第一天天都快黑了，我由于不会吆喝，没人看也没人买，我着急的不行，却又始终开不了口。还好我的运气不算太坏，有一个小伙子买走了我全部的袜子，我问他为什么买这么多，他说：“哎，大嫂，我看你冻得瑟瑟发抖，我多买一些你好回家，男式的我自己穿，女式的我女朋友穿。看你也是外地人，你大概还没领教过北方的春寒吧，穿得这么少。”我转过身去，眼泪流了下来，他哪里知道我的皮衣我已经卖掉给小星买营养品了。
　　 有一次，缺乏经验，没有先垫一大块白布再把全部货物摆在上面，在城管来抄的时候，没有来得及逃脱，被城管抓住了。我已经顾不上什么体面不体面，我蹲在地上，“我没办法呀”，我说，“你试着设身处地站在一个患孤独症的母亲的观点上想想，我在老家县城，还是一位中学老师呢，身为老师我要尽量让自己端庄，穿着半高跟，而我现在，我需要穿平底鞋，卷起袖口，方便自己跑得快，家已不成家，我就这么一个女儿，她的悲惨命运，身为母亲我不能忽视不理……”我一把鼻涕一把泪地不得不把我自己的窘境说过他们听。
　　 坐在我旁边的一个年纪大的城管，像是一个头，他微笑着扶起我，脸上的皱纹像一个个括号，我吃不准他的心里在琢磨什么，他会把我怎么样呢？结果会不会也是一个括号，先写上罚款，括号备注是收容。
　　 有人进来，叫他出去接了一个电话后，他终于说话了。他说：“张老师，你怎么能干这个？”我一听这话心都快跳出嗓子了，我，咽了一口，叹息一声，说：“我能干什么？我需要钱！”他微笑着，直起身子，把手指伸进口袋里，拿出了几百块钱。我的脸都红了，我又是惊，又是羞，又是怒，更不知道说什么了。我先是拒绝，他再三坚持，最后我在大腿上一正一反擦了两遍手，接过来，十个手指像触电一样，不停地发抖。这样的惊喜实在是难以自禁。但是，我不摆地摊，我又能做什么呢？我在惊喜的同时又涌上了无尽的忧愁。
　　 我走出门，背过身去时，一遍一遍地感谢一遍一遍地发愁。
　　 “张老师！”我听见他在背后又叫我，“张老师”，这个称呼太过正规、太过高尚了，我在北京第一次被人正儿八经地称作“老师”，内心觉得既不敢当，又涌起了一股难言的自爱。
　　 他突然问：“你愿意到一家民工中学，做老师吗？”
　　 我转过身来，为表示对我的尊敬，他拉过一把椅子放到他的对面，然后示意我坐下来谈谈。
　　 “要是你喜欢，你女儿医院附近就有一家学校，我跟里面的校长很熟，我可以和他说说。”他一脸认真，“不管怎么的吧，这也是一份工作，多少有一份收入，能保障你们母女的生活。”
　　 我掩饰了内心的激动，微笑着说：“对，我一定去，虽然我好像觉得，这份工作的工资不足以支付女儿的医疗费用。”
　　 “是的，”他也微笑着注视着我的眼睛，接着便说，“你说得对，可是我们总得一步步来吧！”
　　 听了此话，我眼睛里闪耀着喜悦和幸运的微笑，我向他告辞，听候他的消息。他站起来送我，他向我保证他会再想办法。
　　 5.
　　 形势还是很严峻。
　　 我从中学下班回到医院的时候，还是会绕开住院楼的前台。没想到这一次，绕不过去了。我听到护士小姐叫我的名字，让我过去一下。我硬着头皮战战兢兢地走过去，我虽说故作镇定，到底欠人钱财，没有一根骨头是支愣着的。
　　 护士翻了翻记录，又看了看我，忍俊不禁地说：“你的钱结清了，清了。”
　　 这怎么回事？
　　 当天晚上，又有志愿者到住院部看小星，我才明白有孤独症救助基金会帮我们垫付了所欠的费用。他们说，小星的症状缓解很多，再过一段时间可以出院，转入特殊教育学校学习，为将来谋得一技之长，最不济也可以融入社会。听完后，我特别高兴，我热情周到地把她们送到他们坐的中巴车上。
　　 刚和小星吃完晚饭，护士说有电话找我。这孩子好像现在知道了什么是暖，什么是冷，这么一想我也觉得她有进步了，只是觉得前途依然漫漫。我到护士台拿起电话，里面传来一个非常严肃的声音：“你是张丽吗？我们是某县公安局的，你的丈夫史东被杀了，请速回！”
　　 我的脖子和目光一起梗了，我吼道：“——谁？！”
　　 对方接过了问话，他说：“史东。”
　　 我无力地放下电话，电话晃晃悠悠坠在台面的边缘，我已经没有一点力气了，面色苍白，扶在护士台上吃力地喘息。
　　 这个男人真的离开我了？我用冰冷的巴掌把伤心的泪水往两只耳朵的方向抹，但是抹不开。我泪如泉涌。抹干一遍立即又潮湿一片。后来索性不抹了，我知道是抹不完的。我干脆蹲下身去，把脸埋在肘弯里头，狠狠地往伤心里头哭，最后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善良的护士帮我挂好电话，和我谈话，并拉我坐好，还端来一杯温开水。
　　 形势真的更严峻了。
　　 史东的死显然没有瞒过他的那帮朋友，一天，我刚走出小区，就看见他的一个哥们儿向我走来。家庭变故让很多人看见我都绕着走，怕我找他们借钱。有人来也好，来就来吧，要钱没有，我所知道的钱都被他拿去云南上货了。本来说好到云南，我走后他去过好几次云南，每次回来都能赚一大笔，但他越来越贪心，这次结果不知道怎么辗转到缅甸，无辜地成了黑帮火拼的牺牲品。
　　 “嫂子！”来人说。
　　 “有事？”我冷冷地说。
　　 他不吭声。
　　 我有些急躁：“你什么意思？有话就说话吧！”
　　 他宽容地笑着，从包里掏出几叠钱来，递给我。
　　 “这——”我的语调有些诧异，我的眼睛望着他，“怎么回事？”
　　 “听说我哥出事了，这不，我也刚回来，就急急忙忙赶过来了。这是我欠哥的钱，实在是对不起，回来晚了，没帮上什么忙。”他诚恳地说。
　　 我梳理了一下纷乱的心事，从而把他请到了家里面。
　　 他坐在沙发上，连忙说他还知道谁谁谁欠史东的钱，他都会帮我要回来。
　　 晚上，我在史东的床头，以及他的日常用品中，翻来翻去，希望能翻出一些线索来。没想到，翻出一本日记。
　　 这本日记详细记录了自从小星来到我们身边后，他的全部想法。从带小星到处玩再带她好好治疗，到想方设法多挣钱，从多挣钱到冒险挣大钱。因为缅甸越是乱的地方，料费的价格也越低，这样拿回来就能挣一大笔钱，够我们夫妻俩死后小星在福利院的生活和后续护理费用了。
　　 我还能够责怪他吗？里面居然还有我们母女俩在北京的生活情况，买袜子的小伙子，帮我找工作的城管，其中我在北京认识的许多人其实都和他有关系。在日记的末尾他这样写道：小星，我的女儿，爸爸好想你！你的美不为人认识，造物主这个神为什么要把你造得如此孤独，又为什么要把你放在我们如此能力有限的家庭里？张丽，你这个傻女人，你这个倔强的女人，你能理解我吗？
　　 我理解。我真的理解。我怎么能够不理解？
　　 6.
　　 小星在上海的演出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在演出中，我看着小星拉着小提琴的样子，脑子蓦地冒出来这样的句子：“那少女披着一袭轻纱般的白衣，犹似身在烟中雾里，除了一头黑发之外，全身雪白，面容秀美绝俗……”在接下来的由演出方——上海市某艺术乐团协助承办的“来自星星的孩子”的文艺晚会的答谢会上，有许多孤独症儿童的家长还有媒体记者问我是如何培养小星的，我想了想，说到：“孤独之外，便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