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养成了一种习惯，每当周末忙完家务，便会冲一杯菊花茶或者玫瑰花茶，端坐于电脑桌前，在电脑上找出老电影，一看再看，在一幕幕场景中，寻找回味着那远去的看电影的美好时光.......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物质生活、精神生活都相对比较贫乏，人们主要的娱乐方式就是看电影。城里人可以坐在风吹不着、雨淋不到的电影院里悠然自乐地享受着电影带来的乐趣，而贫苦的农村群众却只能在露天电影场，忍受着夏季蚊虫的叮咬、冬季大风的肆虐了。尽管如此，每当放电影的时节，场地上还是围满了观众。
　　 那个时候，在农村看电影是不收费的，大人们整日面朝黄土背朝天在生产队忙活，回到家还得缝补洗涮，哪有闲情逸致去看那些打打杀杀、卿卿我我的电影。所以，当时的电影，只对我们这些不知愁滋味的小孩子具有莫大的吸引力。记得公社的放映队是轮流在各个村子放电影的，除过下雨下雪，几乎每晚都会有电影看。我们也就经常去“赶场”，足迹几乎踏遍方圆几里的村子。
　　 那个时候，看电影的乐趣不仅在于观看本身，传播放映消息，也成了我们的快乐源泉。记得，我们放学回家走在路上，每当碰到放映员骑着自行车，驮着放映机时，我们就会兴奋不已，总是充满期待地问：“今晚在哪儿放电影？放什么电影？”而当得知就在附近时，我们就会压抑不住内心的兴奋与冲动，一路雀跃，逢人就喊着：“今晚要放电影啦！”不管是陌生的还是熟悉的，我们总会说上一句。不管大人小孩，都会禁不住问一句：“在哪个村子放？”那时，我们是最得意的，心中充满了成就感和满足感，仿佛放电影也有自己的一份功劳，到处传播，乐此不疲。
　　 每当夜幕快要降临，伙伴们便各自端着小凳子，在村中央的大路上聚集，待到人差不多到齐，大家便开心地说笑着，浩浩荡荡地向目的地金进发。到达放映场地时，看到两棵大树中间，挂一块白色的电影幕，桌子上摆放一部放映机，不远处有一台发电机，设施虽然简陋，但却给我们带来了无穷的乐趣。
　　 我那时年纪尚小，不能独自去，又禁不住电影的诱惑，为了让姐姐领我去，便像个跟屁虫似的随时跟在她后面，生怕一不留神她就偷偷地溜走。大我四岁的姐姐，却好像怕我拖累她，躲着藏着，威胁恐吓，使出浑身解数想要摆脱我，我自然不会上当，这时脾气急躁的姐姐，就会伸手揍我。疼痛和委屈，使得我禁不住哭了，为了博得爷爷和父母的同情，使她不至于甩下我，我故意把声音放得很大，往常情况下，爷爷或者父母就会训斥姐姐，并勒令她带上我。我破涕为笑，屁颠屁颠地跟在姐姐身后。自然，受了委屈的姐姐，是不会轻易放过我的，我人小走路慢，她就恶狠狠地边推搡我边骂。这时候，没有了大人的护佑，我再也不敢吭声了，任凭她推来搡去地到了电影场。
　　 记得那时候我们街上的电影场地一般是选在戏园子的，电影机就放在戏台子上，我们找到一处合适的地方，放下凳子就聚精会神地看起来。
　　 在露天看电影，虽然视野开阔，空气清新，但问题也多，夏季还好说，虽有蚊虫叮咬，但天气很是凉爽舒服，也不知我是看不懂电影还是为了跟姐姐感受那种热闹的氛围，惯常情况下，我总是不能完整地看完一场电影，便爬在凳子上沉沉地睡去。其时正忙于看电影的姐姐是不会理会我的，但若是电影散场，她再三喊我，我却一再迷糊，这时我便遭了殃，她往往是边骂边拳打脚踢，我被打疼了，自然就被吓醒而哭起来，却不敢出声，抽抽噎噎地跟着她回家去。待到第二天晚上，我却又好了伤疤忘了疼，死磨烂缠地跟着去了，最后自然又是一顿好打，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了好几年，直至我能独自邀朋唤友地出去。
　　 在我小的时候，冬天天气奇寒，是真正意义上的冬天。这时去看电影可就遭罪了，不刮风的时候，天气虽然冷，却还能受得了，只是无法安心坐在凳子上看了，大家都站起来，边跺脚边盯着屏幕，我也自然无法睡觉，也就避免了挨揍。但若是天气突变，凛冽刺骨的北风，就会无情地肆虐衣着单薄破旧的我们，我们在寒风中瑟缩着颤抖着，却很少有人提前退场。为了取暖，往往便有人拾来一大捆柴火，用火柴点燃。瞬间熊熊的大火就燃烧起来，映红了天空，于是我们便轮流去烤火，而这有时是很危险的。
　　 记忆中最深刻的一次，是我和同伴去看电影（那个时候，我好像有十一二岁吧，早已不再依赖姐姐了），也是一个多风的夜晚，东北风带着尖厉的哨音不断地吹着，当火生起来时，我们纷纷围上前去烤火。当身体慢慢暖和以后，火焰也慢慢变小，最后只剩下了一堆通红的木炭。我就那样站在火堆跟前，边看电影边烤火。那天晚上的电影好像是佘太君什么，由于年代久远，我记不大清了，只记得银幕上出现电影名字时，好多人在念：“余太君”，我还纠正了一下。当时我看得很投入，当感到脚上火辣辣灼热时，我才发现，母亲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为我缝制的棉鞋，已经被火烤了一个大洞。我当时真是害怕极了，心想，挨骂自不必说了，说不定还得挨打呢。想到此，我再也无心看电影了，不断地在心里编造理由，又不断地否定。在我忐忑不安、左思右想中，电影终于结束了。
　　 那时候村子里没有路灯，伙伴们都先后回到自己家里，我家在正街上，到达村口的时候，只剩下我独自一人了，村里虽然早在几年前就已通电，但村人大多已经熄灯睡觉了。一个人走在漆黑的村巷里，老感觉后面有人跟着我，我快他也快，我慢他也慢。我吓得“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感觉心都快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了……
　　 终于到了自家门口，我松了一口气，怕前来开门的父亲看见我棉鞋上的洞，我像做贼一样，鬼鬼祟祟地跑回我和姐姐共同的房间，匆忙爬上炕熟睡了。
　　 纸里终究是包不住火的。忘记母亲是如何发现的（也许是姐姐告的状），当母亲严厉地质问我时，我见瞒不住了，只好一五一十地说出了实情。之后低着头，等待母亲发落，毕竟是她一针一线、辛辛苦苦缝制的啊。母亲不但长得漂亮，人也很温柔善良，她只是语气很严厉，等她查看完棉鞋和我的脚，看到我没有受伤，责怪了我几句，叮嘱我以后要注意安全，就让我换上另外一双棉鞋。我知道，为了补好棉鞋上的洞，母亲又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心血了，因为我听人说过，补破洞比作一双新鞋更难。那一刻，我心里很难受，为了不让母亲担心，以后的好几个冬天，我没有再去看电影，直至上了初中。
　　 好像是我上初一的那年吧，一部名为《人生》的电影开始在各地流行，异常的火爆。在此以前，收音机上已经有过评书连播。大概是电影的情节或者主题很新颖，不同于以往那种纯战争或者警匪的题材吧，人们对此很是热衷，无论走到哪儿都能听见高声的议论。我没有认真听过，只隐约隐约记得男女主人公的名字是张家林和王巧珍，至于他们之间有什么纠葛，因为我年纪尚小，单纯幼稚，所以并不是很清楚。记不清当时的具体情况了，只记得电影在我们那儿放映的时候是夏天，好像是学校组织各班主任带领全班学生去看的。
　　 当我们到达放电影的地方——戏园子时，戏园子里已经人山人海的全是人了，由于相距银幕太远，后面的人为了看得清楚，便不断地站起来，于是，更靠后的人只好站在凳子上，而没带凳子的人看见人家的凳子上还有空位，就见缝插针挤上去。由于我们去的晚，开始虽然看不清银幕上人的面容，但好歹还能看见银幕，当前面的人相继站在凳子上，我们没带凳子，便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堵密密匝匝的人墙在我们面前竖起。
　　 我们的班主任老师，是一个刚刚师范毕业两年的年轻老师，个子较高，大概有一米78左右吧，我因为作文写得好，很得他的器重。面对前面高高的人墙，我无可奈何，只好抓着老师的胳膊蹦着，或者尖着脚尖努力地穿过人墙的缝隙往银幕上看，还是看不见，只好放弃徒劳。想要静静地听，却只听见电影场上人们嗡嗡嗡的议论声、间或放肆的大笑声，至于银幕上的人都说了些什么，我根本不知道。一场电影看完，并不清楚电影的主题，及至长大后才知道，那部影片是由陕西作家路遥的同名小说改编的，讲述的是历史转折时期青年人的理想和生活。但那热烈欢快的气氛却深深地刻在脑海中，成为我挥之不去的情愫。
　　 那时候，村子有了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那是公共财产，一般放在生产队长的家里，那种小小的长方形的匣子，那么神奇，只需插上电源，转动按钮，里面的人就会说话，人们很好奇并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无论冬夏，除了刮风下雨，每当夜幕降临，村人们便聚集在队长家门口，其时，队长已经提前把电视机小心翼翼地抱出来，放在一张方凳上。这种有着丰富多彩节目的电视，跟电影相比，自然要好看得多，且不用四处奔波了。电影这种农村人唯一的娱乐，便越来越少了。除非谁家过红白喜事或者有轰动的影片出现，才能重新唤回人们对电影的记忆。
　　 其时，我已经上了高中，由于功课紧，平时电视都很少看，但期间却还看过一场电影。好像是高二的上半学期，开学不久，我们的英语老师结婚，一个高高瘦瘦、还算漂亮的陕师大毕业的女老师。听同学们说，她的男朋友是部队上的军官。不知为什么，结婚的当天，他们请了场电影，学校就有放映机。我们是在操场上看电影的，记得名字好像是《老井》。当时我们的班主任老师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戴一副眼镜，他平时很少说话，也很少批评我们，但我们却很怕他，每天不用他督促，我们吃完饭就赶紧进教室学习。这天他仿佛换了个人似的，脸上有了平日难以见到的微笑，我们喜不自禁，只顾叽叽喳喳地嬉笑，直至电影结束了，我还不知演得什么内容。只记得我们整整齐齐坐在凳子上傻乎乎说笑的情形。
　　 ......
　　 随着生活越来越好转，几乎家家都拥有了自己的电视机，而且是18英寸彩色的，人们只需坐在自己热炕头上看自己喜欢的电视节目，露天电影好像已经淡出了我的生活。
　　 岁月流转，转眼间，我已是人到中年，电影那种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早已随着社会的进步，已变成了文物，电视机在不断更新换代，电脑也早已普及，想要看哪部电影，只需打开电脑就能搜到自己喜欢的影片。虽然再也不用劳心费神地打听哪个村子放电影了，再也不用忍受蚊虫叮咬，寒风肆虐了，但那相聚一处看露天电影的热烈气氛，却再也找不到了，它成为我记忆中最美好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