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我和现在的老公结婚了，一种橘黄色的幸福感，像一条过冬的羊毛围巾包围了我，如果不是九月的那记晴天霹雷，今天的我，依然会像一只过冬的熊那样，终日惬意着，慵懒着，怎么也不会在老公离开这座城的今天，我迫切巴望他的车子尽早消失在那条拥有六条车道的高速公路上。
　　 “师傅，牌坊公墓在哪？”我问公司那个脸上长有朱砂痣的老门卫。
　　 “门前这条大路向东，五千米，再右拐两个弯就到了。”门卫说，“你去看谁啊？”
　　 “我……呵，是……是亲戚。”
　　 到城南公墓北门的“天堂寿衣”店，买了最贵的盆花，四提土黄色的火纸。我看到店铺门前擎入天空的电线杆上，绕着一扎黑色的电线，一只褪色的花圈，像受刑的耶稣，耷拉着疲倦的脑袋，吊在那里。不知为何，我想沿着杆子爬上去，我会看见什么呢？生活在这座城市里所有人的隐私吗？死亡和末日的眼睛吗？突然，我感到有些紧张，连忙把目光收回。
　　 卖花大婶自卖自夸地说：“我的花，鲜艳好看，火纸纸质好，硬朗、耐烧……”
　　 “大婶，快点。”我说。我无心还价，似乎还价会让自己更难受，难受什么呢？店铺门前刮过一阵风，一阵迷惘的冬风，我看到自己心上那道伤口淤着血，一种难看的黑褐色。
　　 汽车在熙攘的车流里开得很快，张镐哲磁性伤感的嗓音从CD里缓缓流出，流满一车，像一只温柔的小手，残忍剥着我心上尚未干结的血痂。路边的车流、人流、商铺列队似的向后奔跑，汽车从光滑的柏油路换上颠颠簸簸的石子路，再转上窄窄地水泥道，一家“天堂寿衣”店铺前的大树上挂着一只木牌，牌上“刻字立碑”几个潦草的墨字让我明白了宗教，也许，肉体真的只是一间暂居的房子，房主终有搬迁之日。前面，高墙陈旧的灰色，类似一天最初的光芒，墙外聚拢上指的枯枝，严肃地指向基督教的天堂，我扑腾的心像浙皖山区里的野桃核，在挡风玻璃后缩成一枚坚硬的壳。
　　 我停下车，拎着火纸，端着盆花，越过大门一侧几间守墓人的简易房后，呆住了，人的生命能排列得这样紧缩，挤压得这样局促么？一块石碑一个生命，而这些又是什么样的生命啊。他呢，他在哪呢？我站在原地，不敢挪动一步，我怕踩着，踩着脚下这片密密层层的万千灵魂。
　　 看墓老人从靠墙的文件柜里搬出一摞黑色的软皮笔记本时，我看到蝼蚁一样的黑名单后，阿拉伯数字，五位、四位，等级森严地排列着。
　　 “墓价多少？”老人问。
　　 “我……”
　　 “查名字行吗？”我说。
　　 “什么名字？”
　　 “FYX。”他的名字，从前，我不说是因为觉得他土，总丢我的面子，后来，听说他幸福，也就心安理得地把他渐渐淡忘，淡忘到只剩一张泛黄的小照片，被我背面朝上地塞进褪色的陈年影集里。今天，我毫不犹豫地说出他的名字，像说出一个亲人那么自然，没有杂质，没有解释。其实，我内心渴望，渴望有一间黑暗，超现实的地下室，里面只有一只喇叭，能把我内心的呼号送到这座城市的上空，像很多年前，他跪在午夜的大街上，把被车撞倒后的我揽进温暖的怀中，并带着哭腔呼我的乳名那样。
　　 “没有。”老人说，“墓主家属叫什么名字？这里有联系电话的。”
　　 “我……”
　　 努力打捞记忆的渊泽，关于她，只能捞起一个电话的记忆。那年，一个陌生女人咒我花瓶，并在电话里滔滔不绝地数落我霸了他房产的罪过。我口拙舌笨地站在那年的那套楼房里，不知所措，脑袋，沙漠一样，空茫茫。我能跟她解释什么呢？解释离婚时我们把共有资产像切苹果一样，从果蒂处一切为二吗？她会相信我当年的留房，只因它离我单位很近，上班便捷？在他拖走家俱、电器，留下一堆我怎么也还不完的债务后，我哪能想到几年后的房价，像这座城市的所有大楼一样越长越高。人们说我是个幸运的人，是个丢到河里都能口衔宝物而归的人。而在她那里，成了数落我的罪证。我生性木讷，老公说过，在乡下，我断定是被欺的主儿。“只要她对他好，骂就骂一顿吧。”当时我想。
　　 “怎么一问三不知呢？你是他什么人？”老人盯着我的脸，深陷的眼窝似乎要在我的脸上凿出洞来。
　　 “‘牌坊公墓’怎么这么大啊！”我隔窗望着这片无边的花海，迷惘极了。
　　 “什么，‘牌坊公墓’？这里是城南公墓东区，你搞错了。”老人说。
　　 “啊……对不起，对不起。”
　　 冬天的阳光，舒服得有些残忍，通向墓园的路，在悲哀的金光下越走越窄，路侧浅窄的河道上，静静地躺着一排褐色的树段。冬天的风，一场又一场地过，它们在等待体内的最后一丝水份被抽干，等待伐木工人把死了的尸体运往附近的木材加工厂，它们的价值，在折断后得到延伸。一直记得，那年雨后的天，澄明如一块浸在水中的玉，坑洼黏糊的乡道像一面被枪子打烂的旗，直直地伸向远方，他用新买的摩手车载我去看路那头，他老家的木材加工厂。一路上，他与泥、与水、与疲乏的体力展开了持久战，像春秋之前楚地的冶玉工人卞和，用生命呵护着他的和氏璧，而他的悲剧之源正在于他曾拥有了和氏璧。不能提了，再提，我觉得自己是个罪人。那天，在车和人疲乏得像两只狼狈的动物，安静地休憩在老家的两排小屋前，我用右指还曾点着他的脑门嬉笑。屋后的加工厂，常年飘着锯木屑的味道，只是谁也不知道，这种味道是被死亡的气息浇灌着的。那时，他哥还在，常年戴着一只露眼的黑色护罩，抱着木头的尸体从电锯下穿过，那样的装扮，常常让我想起枪决死刑犯的法警。那年夏天，他哥跟着病魔走了。十年后，他年轻的躯体在空中划过一道精美的弧线，蝙蝠一样被钉在电线杆下，一动不动，他在静待，那辆白色的灵车带他离开苦厄悲辛的人世，与长兄永相欢聚。
　　 车停在公墓门前的一块空地上，几只花喜鹊沉甸甸地压在一棵树上向这边小心地张望。大门一侧，金黄逼人的如来佛主顶天立地地踞坐着，宁静祥和的面容，引领了多少苦厄悲辛的灵魂，找到皈依。
　　 我端起花盆的手，不知为何，抖了一下，一些黑色的土，珍珠一样，散落在后备箱的车垫上。突然，我感觉自己像个初犯的小偷，面对自己留下的作案痕迹，手足无措。“刷把呢，平常刷车的把子去哪了？”我着急地在车后胡乱地翻着。这些土，在老公那里就是一个信息储存库，他不仅能由此掘出我的这段伤痕，还能让我此行的心理痕迹裸呈于这座城市的天空下。太阳快要落山了，黑暗正一寸一寸地逼进，压抑十年的愿望压倒了所有的迟疑、纠结，我端着花盆，迫不及待地绕过进门的屏风墙。
　　 他的碑前，我的泪，像初春濛然的飞絮不断地笞打在多风的石阶前。我的声音呢？压抑十年的声音应该很大，可怎么就听不到呢？声带出问题了？还是耳朵失了聪？他的碑，真漂亮，那是一幢活着的人梦想一生的墅房。从前，我们租住的婚房，夏季，太阳钻进面西的窗，箭一样，像要剜出人的双目来。冬季，寒风像体寒女人冰冷的怀抱，将我们紧紧拥抱。婚后一年，有了自己的房，则欠了永远也还不完的债。火盆里，百元红钞燃出的光多么令人眩目啊，像他鲜活的生命，走得那么不真实！还有美元，生前他从未见过的美元，在炙热流动的空气里，闪烁着扭曲的疼痛。以前，我们总是缺钱，几张脆薄的工资揣在怀里，计划还债的，他哥来借钱，我哥也来借，还有出不完的人情礼，我们在纠结中争吵，在争吵中纠结，累了，就冷战，我们像两只不服输的年轻的刺猬，在匆匆相属相连的岁月里留下后来注定要悔恨一生的惩罚。一直记得，那年，我们还住在城南的出租房里，父亲替哥来借钱，他二话没说，八百元的工资给了父亲五百。那时我就想，都给哥了接下来的日子我们吃什么呢？长长的十年过去了，他年轻的生命已化为眼前的一只镶嵌着红丝绸的骨灰盒，哥的钱，连一个子儿都不曾见过。
　　 碑上的照片，多真那。他的眼睛又深又大，里面深藏着多少柔情，多少让人心疼的善良。我痛恨，这世界竟忍心这样的邂逅，十年中唯一的一次，在人如蝼蚁的广场，在我的老公，他的老婆，众目睽睽之下。谁能告诉我，那一瞥就是结束，结束了我们今生的聚会。如果在他和她的眼前，我们牵手，我们拥抱，甚至再做一次爱，是不是宁愿身体化为冷硬僵直的尸体，静待刻碑、掩埋都不可以呢？
　　 长长的火舌，吞吐出一群又一群张皇无措的黑蝶，在碑身的廊檐下反复画着一条又一条极美的弧线。我跳起来，急急忙忙地把火盆端下，我听到指肚处有烧烤皮肉的声音，在冬景无限的风中凄然地坚忍，奇怪，我竟喜欢这意外的残忍，甚至渴望它来得更猛烈一些。我鼓起嘴巴，着急地想吹散这群恼人的蝶阵，顺着碑身，向上，再向上，我怎么看到一座封建年代的牌坊呢？它雕凿细洁，通体干净，擎入天空的顶上还有浮饰图纹。突然，我想躺下，躺在他的脚下，卑微地仰望，从这个视角，我可以仰望死亡和末日。老公的疼爱，儿子的优秀，生活的富足，在这里，我觉得它是一种罪过。如果他耸入天空的笑能发出声音，我希望那是一种让我紧张、恐惧、寝食难安的笑。奇怪，我感受到的怎么全是温暖，像他从前的怀抱，让我冰块一样的身体在四季的轮回中享受着恒温。
　　 左边，一个六十左右的妇人在鲜花挂满的石碑前哀啼，苍凉的风里，她颤抖的十指在摩挲着碑身，仿佛摩挲着一俱没有生命的尸体。她和九十老母烦难冗长的交流像水塘深处泛起的泡沫，源源不断，让我吃惊。天快黑下来了，嘴上长着冻疮的守门妇人拿着竹制的扫帚已经开始清园了。我的声音呢，声音去哪了？要走了，怎么木纳得还像当年，上帝赐给做爱的机会，而我，连手都不曾抓住。“亲爱的，给你磕头了，原谅我的木纳吧！我真想，真想让自己的额头在你碑前露出一点红来，可我不敢！见你，我不能留下一丝正大光明的痕迹。”
　　 我走出墓园，摸黑向西走去，一任他温情的电话像地蝉一样，穿越千里沉实的大地，在我的包里开口唱歌。乍黑还亮之际，我看到一只鸟，两只细小的爪子，紧紧抓住摇摇晃晃的树枝，叫声很小，像蠕虫的嗡嘤。“正大光明地叫出来呀？为什么不呢？为什么？”我在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