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会儿，管理员黄姐也到了。她打开了办公室的防盗门，让维修人员进去查看。她告诉维修人员中那个年龄最大的，看上去也像是头头的那位，刚才她在医院打点滴，是拔了针头过来的。什么毛病？咳嗽，并且医生说有一定程度的感染。因为经常咳嗽，经常输抗生素，如今青霉素之类已经对她不起什么作用了，这回医生给她开的是一种什么新型的抗生素，医保不能全报，需要自费一部分的。在学八舍待了不过10来分钟，她就回医院继续输液去了。临走时，她对王中兴说：“前面的值班员跟我说了，你儿子上个学期的住宿费还余300块钱，九月份够了。这个月的住宿费你们准备什么时候缴？”王中兴说：“过一天我让我儿子交给你……”后来他一想，儿子平时碰见黄姐的机会不多，于是就改口说：“罢了，我这里先替他缴了吧！”说着他把钱递了过去。跟往常把住宿费交给那些值班员一样，黄姐只是收下了钱，别说正式发票，就连收据也没给他。
　　 那些维修人员越聚越多，最多的时候，值班室都站不下了，足有五六人。就这五六人查看了半天，找到了问题——有几路电线老化烧糊了，却一时无法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商议了一阵，最后说是这台楼的线路需要改造；可改造就不是一时三刻能够解决的了。所以，最后他们把怀疑有问题的几个线路全都拉闸，吩咐老陶别动它们走了。
　　 他们走后，老陶对王中兴说：“这些搞维修的，多是半吊子——昨天下午，他们对我们这台楼前面的那盏高架灯进行检修，在将灯具拆下的时候，一个工人居然被掉下来的去灯具砸伤了。意外怎么会发生的？那个被砸伤的工人居然没有戴安全帽，并且傻傻地站在灯架下，一点安全意识与常识都没有，不砸他砸谁？”
　　 王中兴笑笑，摇摇头。看看衣服无法机洗，他又将脏衣服端上了楼，手工洗掉了。就在他晾衣服的时候，太太从省城返回家乡的火车上打来了电话，告诉他已经找到她那在省公司担任纪委书记的老同学了，在接过她装有“心意”的文件袋的时候，询问过里面是什么。她说是儿子的求职材料，还有就是两条香烟。这之后，他才将文件袋收下了。刚才，他打电话给她，说是她拜托他的事，他已经跟有关科室招呼过了，应该有希望，但因为不是他经办的，所以，不能说有十分的把握。另外，他还说是在她的文件袋中，发现了属于她儿子求职材料以外的东西，这不好，希望她什么时间能够拿回去，否则，有很多事他不好办。
　　 “儿子的事解决了之后，我的事是不是也该解决了？”王中兴阴郁地说道。“你的什么事？”那边太太一头的雾水。“什么事？还不是作为男人正常的生理需求呗！”王中兴说。“不要这么没出息！上个月不是满足过你一回吗？”太太说完就把电话挂断了。
　　 王中兴把电话重重地搁上。太太的话让他十分不快。即便是按照六十开外的人“一月三”的频率计算，他也属于半饥不饱之列的人；假如拿保安老梁两口子五天碰一次的频率作为参照系数，那么，他这方面就连打工的也不如。一个人活在世上，如果连基本的生理需求都不能满足，这生活还能叫生活吗？就连猫狗都不如！王中兴想到这里，忽然感到自己过去的这几十年无比的窝囊和失败。此前回家的冲动顿时消弭得无影无踪。“真还不如出家做和尚算了……”他的脑海里忽然闪过这样的奇怪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