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每此时我都会想起一句粗豪而铿锵的话：
　　 “中国法度森严，动辄触禁，孰与海外乎逍遥哉！”
　　 当年，说完这句话后，年轻的汪直头也不回地登上了海船。
　　 7
　　 汪直出生的村庄名叫柘林。我租了一辆出租车前往。上车后，我提起汪直，司机满脸茫然。
　　 柘林与县城的直线距离大约不到7公里，但出租车却开了将近半小时。要拐一个大弯，过几座窄桥，还有一段两辆车交会都很困难的沙土路。听司机说，柘林是一个相当偏僻的小村，一直以来都比较穷苦，直到近些年有高速公路通过，才开始慢慢好了起来。
　　 穿过一片浓密的竹林，司机说前面坡上那些人家便是柘林了。
　　 午后的柘林很寂静，在村巷中穿行许久，才在一家堆放柴火的土房外寻到了一位老者。我向他询问汪直墓，他同样有些困惑；直到我补充说，就是那座前些年被外地人破坏过的坟，老人才恍然大悟。
　　 行刑后汪直的尸首其实并未得到保存。1996年，日本长崎县福江市——也就是汪直当年居留的平户——访问歙县时，由汪直的日本崇拜者出资，在他的故乡建立了一个空坟，以供凭吊。不料2005年，两个江浙年青人不知是何心态，游完黄山后竟然专程绕道来到柘林，将这座落成不久的纪念墓狠砸了一通，一时间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
　　 老人将我带到了汪直的墓前。但他并未离去，而是站在一旁，警惕而沉默地观察着我。想来八年前的闹剧，至今令柘林人心存阴影。
　　 汪直墓被安置在村头的一块茶园中央，墓体用条石砌成笠帽状，墓碑左右两侧分别用中日两种文字说明此墓由来。墓左侧还有一横碑，但已被敲去半边，碑文中所有“汪直”名号也被刻画涂抹。我问老人事情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为何不修补回去，老人笑而不答；再问汪直在此有无后人，他摇摇头。
　　 手抚残碑，我不禁喟然长叹。
　　 更令我欷歔的是，汪直的主墓碑上，除了年款，赫然只有“王氏祖墓”四字。
　　 日本人对汪直的感情可以理解。在他们的史书上，这位讲究排场的“徽王”，与其说是荷枪实弹的海上霸主，更像是一个成功的商人：日本商界一直视汪直为“东方商人”的典范，尊称他为“大明国的儒生”；平户人民尤其感激汪直：正是他短短几年的经营，使一个原本潦倒的小小渔村，一跃而成为了当时东亚海上贸易中心、世界最高级别的国际性大商港。
　　 还有学者指出，是汪直将火枪传入了日本，在促使日本由冷兵器时代向热武器时代过渡的进程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与日本人跨洋过海万里追寻形成了意味深长的对比，在故乡，汪直却连自己的姓都不能暴露在阳光之下：
　　 不止是墓碑上的石刻，几百年来，徽州方志有关汪直的记载，大部分都被有意无意地写成了“王直”。
　　 改“汪”为“王”，徽人是否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洗去汪直给“汪”这个徽州最著名的姓氏带来的玷污与耻辱——
　　 抑或以笔为刀，愤然截断汪直逆流而上的返乡归路？
　　 8
　　 汪直墓前有一条堪称宽阔的江——日本人如此选址，应该含有深意。
　　 过了屯溪之后，徽州的水系已然明朗。
　　 对照地图，我得知眼前这条江在屯溪合并了横江与率水之后，有了一个新的名字：渐江；渐江东流数十里，在歙县浦口汇入练江；至此，徽州各县的河流基本完成集合，一条性格鲜明的大江呼之欲出：
　　 徽水过了浦口，便称为新安江；入浙之后入乡随俗再改几次名，如桐江、富春江，最终以钱塘江的名义掀起一片天地之间最雄壮的大潮，汇入东海。
　　 汪直墓前，我向着渐江下游眺望，努力想象着江水的尽头，那片无边无际的蓝色，同时思索着胡宗宪与汪直这对冤家。
　　 他们顺着同一条江，看到了同一片海；然而面对着同一片蓝色，两位徽州人却分道扬镳，各自朝着相反的方向越走越远：一个想要重重压住汹涌的海涛，另一个却发誓掀起愈发滔天的浪潮。
　　 临刑前，汪直仰天高呼“吾何罪？吾何罪？”而狱中的胡宗宪，临终也留下了这样的绝命诗：“宝剑埋冤狱，忠魂绕白云。”直至生命最后一刻，他们都坚信自己的一生没有做错。
　　 汪胡之间的恩怨我不想再做深究，汪直是否有罪也不去纠结。真正令我遗憾的，是对汪直简单而粗暴的镇压令中国失去了一次飞跃的机会。原本，汪直用生命为代价的试验证明，徽人除了骆驼，还能成长为鲸鱼；而徽州蛛网般的水系，曾有机会通过新安江源源不断地汲取海洋的营养，最终像一张饱吸了汁液的叶子，舒展筋骨昂然竖立，成为一张坚韧的巨帆，推动中国这艘古老却停泊了太久的大船，乘风破浪，一步步驶向海洋时代——
　　 如同系在山海之间的一根琴弦，新安江水完全有可能在中国腹地弹奏出一阙回肠荡气的海水天风之曲。
　　 然而对历史的任何假设都是徒劳的。正如历史学家黄仁宇以“走兽蜕化而为飞禽”来比喻一个农业国家蜕变为工商业国家的艰难，汪直的巨舰再大，也注定载不下一个封闭王朝的臃肿身躯，隔绝大海的国门，注定无法从里面撞开。
　　 就像龙川需要丁家和榆树，大明王朝最需要的只是胡宗宪，而绝不是惹事生非的海盗汪直。
　　 9
　　 “中国法度森严，动辄触禁，孰与海外乎逍遥哉！”
　　 或许，我们不必在汪直身上寻求更深的意义；他最初的想法，很可能只是一种重压之下本能的逃避；
　　 抑或说，在千军万马的独木桥外另辟一条新的生路。
　　 “生在徽州，前世不修；十五六岁，往外一丢。”这其实曾是“七山一水二分田”、缺少田园的徽州人共同的理想。
　　 在汪直之前，已经有许多先行者荜路蓝缕，为徽人开创出了一条最稳妥的大道：将徽州圣人朱熹奉为领导他们闯荡江湖的精神领袖，紧扣以儒立国的国情，在正统礼教框架下纵横捭阖。
　　 徽商看似长袖善舞，其实在“贾而好儒”的习俗下“法度森严，动辄触禁”。这种儒贾结合的心态有效地帮助徽人制定了一套必要而合理的规范，在徽商成长阶段极其有益。然而毋庸置疑，当壮大到一定程度时，朱熹过于强调约束的理学，反过来对徽商的发展事实上形成了阻碍。
　　 其实一直有人试图跳出朱熹留下的紧箍咒，试图为徽州寻求新的突破方式。汪直不过是其中走得较远的一位罢了——
　　 两百年后，另一位著名的徽州人戴震，可以说也是汪直的同志。从哲学的角度，他对同乡朱熹的理学进行了严厉批判，尤其针对朱熹禁锢人性的伦理观，戴震发出了惊世骇俗的言论：“人类的一切作为都是出于欲望，没有欲望，哪来的作为？所谓的道德，就在于欲望感情能够得到合理的满足；推而广之，如果所有人的欲望感情都能满足，这天下也就尽善尽美了！”
　　 然而并没有多少人理会这位一生都考不中进士的老举人的沉痛呐喊。与排斥海洋的紫禁城一样，徽州也无法抗拒过于强大的惯性，硬生生地扭转方向。
　　 随着“汪”字左边的三滴水黯然坠地，那根连接海洋的蓝色琴弦铿然断裂；而被铁锚牢牢钉死的徽州，在之后几百年间，陪伴老迈的中国一个王朝一个王朝地锈蚀，慢慢萎缩成了一片枯叶。
　　 10
　　 我在徽州的最后一程，是从柘林出发，遵循当年汪直的路线由水路离开徽州。
　　 歙县而浦口，浦口而深渡。在歙县东南三十一公里处的深渡镇，我乘上了顺流而下的渡船。
　　 这条水道号称“山水画廊”，确似一轴展之不尽的水墨长卷。一路上，我尝试着将自己想象成第一次离开家乡的汪直，尝试着用他的视角，来观察这条与徽州同名的大江。
　　 按照徽州一般习俗，那年汪直大概是十五六岁，读过几年私塾，出门前刚举办完婚礼……
　　 行囊简单，不外是几件换洗衣裳、几块充当干粮的米果、几两散碎银子、一根捆绑杂物的长绳（走投无路时也可以用来了结生命）、一把雨伞，很可能还有一把算盘。
　　 作为商人重要工具的算盘令我想起了一个人，一个与汪直同时代的商人，程大位。路过屯溪时我特意去看过他的故居，一个简朴而有些局促的小院子。
　　 程大位平凡了大半辈子，在四十岁时却突然做出了一个奇怪的决定：结束所有生意回到家中，潜心研究起了珠算；二十年后，他完成了一部十七卷的《算法统宗》，成为东方古代珠算集大成的经典。
　　 从现存的宅子看，程大位的后半生过得并不富裕。只是谁也无法说清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放弃一切埋头于一个个圆润却冰冷的算珠之间。不过我注意到，正是在隆庆帝为胡宗宪平反的那年，他回到了家乡。
　　 当然，我并不认为程大位弃商与胡宗宪有什么必然联系。我只是隐隐感觉到，将数字与计算从纷纭人间独立出来，再没有恩怨纠缠，再没有成败利弊，抽离成一个纯粹而不计功利的思维演练，对于中国，对于徽州，与汪直一样耐人寻味。
　　 遐想间，渡船突然长声轰鸣，抬眼望去水阔山远，已然驶入了千岛湖。
　　 于徽人而言，进入千岛湖，也就意味着出了新安。
　　 如此想来，耳畔恍惚听得噼啪一声脆响，
　　 像是某行算珠被掸回了原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