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自己为何要做这样的一个梦……
　　 过年了，母亲异常兴奋地让我们来看幻灯，在白色屏幕上的是母亲的一段闪光的文字，虽是手写体却又像是一种别样的书法。母亲的文字内容是写过年对孩子的祝福的，特别提到的是她要为孩子们每人都换上一个新名字，好像都是不知所云的名字，我忘了其中换的名字都是什么了，母亲在文中没有写要换名字的原因，我们问时，似乎说这换名字是对少了爱的孩子的一种补偿。我看了那草稿并不以为然，但我还是努力让自己去抚摸纸上的字迹，但最终没有看到母亲为我换的那个是什么？
　　 我从来没有见母亲提笔写过什么，虽然她是高小毕业，后来嫁给爸爸这样一字不识的贫下中农子弟，有文化在那个时代不是光彩的事，她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村家庭妇女了，所以，我们从未见她写过字。可现在她居然会写文章，我觉出这是母亲晚年里想要的一种生活情趣。
　　 我是一个文字狂，也自然而然地提笔在母亲写剩的纸上，写下去，虽然，我心里对母亲的文章不以为然，但还是坚持像给学生评作文那样写上鼓励的话，说“妈妈，你不妨可以把写作当成一种享受生活的乐趣，将人生中可忆可歌的事记下来吧”。
　　 梦醒来了……
　　 我觉到自己的心在痛，母亲一个人孤苦零丁地苦守在故居，远在他方的儿女与她缺少了交流，能写一封信去问候似乎已是上个世纪的事。十几年前，在大学时曾写信给父亲，也只为了向父亲索要学校临时多出的费用或是报要放假回家的讯息，那时，父亲虽是村里响当当的人物，却也还是写信人回家了信还辗转未到，自然对写信的事淡漠了。现在父亲不在了，将信寄给哪一个呢？小时候听母亲说过她有一个好听的名字——“瑞英”，可是，也好像是上个世纪的事了。在村里，母亲的名字似乎从未有人真正叫过，“瑞英”好像一个天外之音。那，即使寄一封信写上她的名字，也怕要被硬生生退回来了。
　　 可是，有一种强烈的冲动难以压制——一定要给母亲写些信，让她孤独思女时可以当作一种慰藉，让她相对漫漫长夜时，不再是形影相吊的独白与叹息，可寄给谁呢？
　　 似乎现代电信事业发达得早已不屑于写信了，写信好像成为一种古老的传说。可是，我就是倔，我就是想写信，想让真实的信纸与清晰的文字常常摆在母亲的床头，想让那无数次的抚摸变成实实在在的欣慰。而现在，儿女流浪在外，母亲老了，华发苍苍，齿牙不在，母亲能快乐地安享晚年吗？
　　 我有一种不可压抑的信念——一定要写信，一定要寄到母亲那儿去。不管她是否真的读得通，看得懂。不管母亲是否真的学会了写作。可是，谁会认得“瑞英”这个独立于天外的名字呢？谁愿意搭起这座延伸母女之爱的鹊桥呢？
　　 夜梦又展开，妈妈给每个孩子都换上了一个很美的名字……
　　 那也让我换个名字吧，于是，我寄给妈妈的信很特别——在外面的信封上写的是专递信使的名字和地址，在里面的信封上我写的是“王家庄董瑞英（妈妈）亲启”。
　　 我的爱就在这种曲折中传递出去了，我不知妈妈能不能理解我的这点小聪明，但我相信，我的信会放在母亲的床头成为一种风景，我的文字也会被母亲那双骨胳变形、皱纹累累、青筋爆出的手抚摸……
　　 这一切不是白发苍苍的老母亲辗转收到女儿每月捎来的一百元时无声的老泪纵横，不是故园满目的潮湿与荒芜，不是园里那老无花果的早夭，而是秋风里石榴的飘香，春雨中苹果挂枝的期待……
　　 母亲的名字——“董瑞英”终于被人一遍遍地呼来唤去。当她倒在一片金黄色的玉米堆里不能摇醒，被送进满是悲悯与神圣的红十字世界时，她的名字被那些要为她扎针、插管、量血压、测体温的天使们24小时内翻来覆去不厌其烦地呼唤着，那个来自天外的好听的名字——“董瑞英”的回声在红十字的世界里久久回荡着，那回声在急促、枯燥、无情、激动、喜出望外的变化中演绎了一个生命的复活历程，一床儿女的心随着母亲血压的起伏而起伏，随着母亲呼吸的缓急而缓急，母亲的生命停顿在五个女儿虔诚的祈祷与祝福中。
　　 母亲从另一个世界回来了，因为她不曾舍弃她要换个名字的孩子。当她醒来时，早已忘记了医院里的一切，她的头脑已不像从前明白了，只剩口齿不清地呼唤自己的孩子的名字——宝宝。
　　 母亲针灸三个月后，终于重新学会站起，学会走路，学会说话。她用超人的毅力，拖着臃肿的身躯练步，用使不上劲的左手艰难地做着自己认为可以完成的生活琐事——吃饭、脱衣、穿衣、提尿桶。她用含混不清的语言向女儿们描述她的病与她对孩子们的关怀。她在布满血丝的双眼上挂上老花眼镜，手握一本不知名的书，吃力在翻看着，试图分辨那些小如蚁虫的文字。
　　 早晨，母亲与她最小的女儿一起去散步作锻炼，母亲拄了手杖一步一挪地上了大街，那种蹒跚中更多透着生命的倔强与不屈，她不时还用含糊不清的话语与女儿开心地玩笑。
　　 人生最是好事多磨，当母亲经历了这场磨难之后，她真正为孩子们换好了名字，孩子们也为她换上了一个好听的名字——瑞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