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没有绝对的好人和坏人。什么都有个场合分寸。是做好人还是做坏人？这是由一定的条件所决定的，也需看站在什么角度去看待。比如涉及到县长朱豪三与九儿的对手戏，该剧是这样演绎的：你县长讲理，给人做好事，我就认你这个好官，认你做干爹，而你拿我孩子做人质，要剿灭并不祸祸老百姓的余占鳌，让我孩子他爹遭殃，做这等不顺乎民心民意的事，我就不吃不喝，不认你这个好官，更不认你这个干爹。所以，同样是一个朱豪三，在九儿眼里，就是一个分外拎得清的角色。什么时候该怎么做，她心里十分敞亮，一点不迷瞪。所以也就在后来，逢到日寇入侵，朱豪三不得不撤避乡里之时，九儿爽快地收留了他的太太，并随后安置朱豪三投奔余占鳌。这些都是具体体现人物性格的真实细节，符合人物身份，有助于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九儿这个角色，理解这个人。
　　 九儿的形象不是一蹴而就的，是有着自始至终的铺垫映衬的。正因为这样，这个角色才一步步走进了我们的心里，得到了我们的认可。
　　 剧作开始不久，当九儿的母亲被她嗜赌成性的父亲戴大牙卖给杠班班主，不堪受辱自尽之后，九儿果决地举起了火把，意欲一把火烧了杠班班主的房子，若不是余占鳌等杠夫死死拦住，那些房子化为灰烬也不是不可能；接下来，当众人闹闹嚷嚷争执不休之际，恰遇新上任的县长朱豪三路过，杠班班主恶人先告状，九儿无畏地予以反击，一二三，四五六，陈述得头头是道，条理分明，县长是个正直人，一声令下，于是班主和戴大牙分别被抽了二百鞋底子。泼辣果敢的九儿正是以这样一种形象走进我们视野里的。这些戏都很有表现力，十分的令人瞩目。
　　 也正是因为如此的铺垫，在随后的情节变化中，一个个细节才得以珠联璧合，相互映衬。比如，她被掳到土匪花脖子那里后，沉着地与之周旋，巧妙地利用好吃懒做的哥哥、自私自利的父亲以及无情无义的张家等条件，让花脖子将自己作为人质去勒索钱财，顺利地达到了自保的目的；比如她知悉单家大少奶奶为了一己私利，多次不择手段欲置自己于死地后，智用“美男计”，成功诱使其上钩自毁名节，不得不含羞忍辱上吊，若非罗汉救得及时，差点自尽。等等。
　　 从这些例子里可以看出，九儿是这样一个人，干脆利落，说到做到，一点不含糊。她憎爱分明，眼里揉不得沙子。你对我好，我会对你好百倍；你若不仁，就不要嫌我不义。想跟我玩花样？趁早别想。对无恶不作的土匪是这样，对欺负自己的家里人是这样，对侵略者，依然是这样。你看，本来，在日寇入侵之前，九儿还是跟日本人相安无事的，那个叫野村的家伙尽管潜伏下来的目的很不纯，但九儿也是用买卖人的眼光来衡量他、与之交往的，言谈之间，彰显一种气度。但是当这个野村及其主子蛮不讲理地残害百姓时，九儿的火就噌噌噌地冒起来了：冒着枪林弹雨，她带人给打鬼子的余占鳌和他的兄弟们送拤饼和三十里红；鬼子精良的武器压得余占鳌的队伍抬不起头，伤亡惨重，她想出了点燃干高粱秸扔到鬼子那里的好主意，结果熏得鬼子睁不开眼、全无招架之力；她把藏起来的粮食巧妙地做了转移，让鬼子一粒粮食也休想得到；她还带领乡亲们躲进高粱地以避开鬼子的清乡，随后挨门挨户劝说受到鬼子惨杀亲人的家属，跟着去揭穿鬼子鬼把戏的朱县长去作证；最终，为了掩护余占鳌这支打鬼子的队伍，她把鬼子带到了藏在高粱地里的三十里红跟前，让那些酒香飘溢的三十里红变身为威力无比的炸弹，不惜与鬼子同归于尽……
　　 在这一系列的情节演进中，九儿这个角色是经得起推敲的，立得住的。她的所作所为，都有合理的性格因素做支撑，都有前前后后的细节做支撑。也正是因此，我们才能在这样一个人物身上，看到我们所熟悉的善良、坚韧、果敢、勇毅等等值得嘉许的成分，她这个形象也才能深入我们心里，让人过目难忘，历久弥新。也就是说，九儿的性格塑造，是由多方面的细节一起支撑起来的。这是在特定环境中逐步成熟起来的一个人物形象，是一个呈现立体、多元、细腻等诸多因素的真实的人物形象，十分出彩，有着不容忽视的借鉴意义和审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