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排行老三，原名张松祥。父母早逝，为图生存，他十岁时，被过继给一位有小量土地的同族年轻寡妇为嗣，改名张镇强。
　　
　　 “被共产党洗了脑”的小伢子
　　
　　 过继后，他能够读书了，但不幸他新家的三代女长辈在两年内先后病故，土地全被卖光。不过，在伯父等人借钱支撑下，他仍坚持读书，一直读到南岳国立师范学院附中。
　　 1949年5月，他突然被开除了学籍。原因是，他参加了支持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反饥饿、反内战、反压迫的示威游行，而且是打着小三角旗带头喊口号的。那年他18岁。
　　 我伯父埋怨、指责，说他不应该在学校闹事。他说他从来不闹事，将来还想去读大学，只是中国太黑暗、政府太专制，不革命不行了！有见识的人明白，他被共产党洗了脑，属危险份子。
　　 1949年下半年，国民党政府抓紧“清乡”，不知他通过谁人举荐，当上了本地小学老师。
　　
　　 最年轻的中学校长
　　
　　 解放军来了。三哥跟着几个南下干部走了。
　　 原来，他回乡后，和地下党组织联系上了，成了共产党员。1950年初，他任区政府文教、民政助理。
　　 当时，乡村小学教师中有一些出身不好，有所谓政治历史问题的都留用了。有的乡干部以“工农干部”自居，对他们存有严重偏见和歧视行为。他认为这对于“治好中国的创伤”、发展中国教育不利，就给省报《新湖南报》写了一篇批评稿，很快刊登了。编者还加了按语，斥责不尊重教师的行为，要求被批评者检讨改正。
　　 后来，他又调到县人民医院当政委、党支部书记、县委培训班（党校）副主任。没多久，又调县二中当校长，时年23岁。
　　 校长当得好好的，我们家以及左邻右舍、亲戚朋友，没有不为他“官运亨通”而高兴的。1956年，他突然要去考大学！他工作很好，领导赏识，下边口碑极佳，是一个有领导能力的人。县委领导也有人劝留他，暗示他还会“上去”。他舍弃这一切再去读书，不合算。
　　 不仅我家里、左邻右舍都说服不了他，上级领导也没能“打通他的思想”。他说，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提高教育文化水平最重要。他那一点点水平，是无法适应国家发展需要的。他一意孤行，1956年一举考上了南开大学历史系。
　　 他属于“调于生”，有调干助学金作保证。
　　 入学后，他给老家县委写了一封长信，大意是：从全县看，教育抓得不太紧。中、小学教师的政治地位、工资待遇、生活水平普遍偏低。因此，他就如何重视教育、如何提高中、小学教师的政治、经济、生活待遇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建议被通报全县，供干部们参考。
　　
　　 劳改三年的右派分子
　　
　　 进入南开大学后，他有幸成为中国著名的美国史专家杨生茂教授的弟子，主修世界史。同学们称他“老布尔什维克”，是56级第3班班长。
　　 好景不常。他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他大鸣大放，有些替农民叫苦的言论。入学后给老家县委写的信也成了诬蔑、攻击党的领导、反社会主义“铁证”，“资产阶级右派”，板上钉钉。后被送到天津郊区一个农场劳改，种小站米水稻，以观后效。
　　 1959年3月，我因公赴北京，顺便去农场看他，在他那间简陋的草棚里，在挤满了劳改者的地铺上，和他共一个被窝，享受了潮湿阴冷的一个夜晚。他在劳改期间，患了支气管扩张，左肺切除了一半。手术后，还继续劳改。
　　 我家里人都劝他不要读书了，放弃学籍回老家。最大的担心是怕他保不住性命。因为学校承诺，只要他劳改表现好，还可以复学。他死心踏地要读完大学，仍然一心想着中国必须是一个尊重知识和有知识的中国。
　　 1964年，他终于在南开大学毕业。他的毕业论文是评美国宪法的，导师打了5分（满分）。他精通英语，也能阅读俄文、法文书刊。
　　
　　 大学本科毕业的炊事员
　　
　　 按照他的学习精神、学习成绩、外语和毕业论文水平，加上革命经历、工作经验等，他完全有资格留在历史系任教，导师杨生茂也有意留他，但因“右派”身份，他还是被抛出南开，来到位于鄂西北山区的一个地质队工作。开始在大队部工会做分发图书报刊等工作，1966年文革启动，因“臭老九”身份不宜栖身工会，又被发配到炊事班当炊事员。
　　 他正好藏身伙房，不说不动，以躲避新的劫难。但他仍然坚信中国不可能永远这样斗来斗去，最终还是要知识、要文化。于是，他每天在做完饭后拿起英、法文版的毛泽东选集来读，以免外文荒废。造反派说他崇洋媚外，抓住外文不放，要斗他。
　　 他告诉他们，“这是毛泽东选集！”弄得他们手足无措。
　　 搞地质勘探，离不开荒山野岭，高山峻岭，流动性强，居无定所。
　　 1972年夏，我因公到武汉，顺道又去鄂西北看望他。他在一个小城镇边上租了一间农家空弃的牛栏，清理清理，算安了家。嫂嫂也从老家来此和他团聚了。
　　 1973年6月，我得到地质队发来的电报，说我嫂嫂死了。她感感冒发烧，队医给她输液，插上管子，医生就离开了。输液管漏气，致她窒息死亡。这是一次无可争议的医疗责任事故！但队领导以嫂嫂只是自己跑来的临时家属，非正式随队家属而不负赔偿责任。
　　 哪知三哥宽容无比。他知道，责任医生是刚从军队转业来的，虽疏忽不可恕，但并无故意。再说重处责任人，也复活不了他妻子的生命。他只提了两个要求：第一，责任人真正吸取教训，以后好好工作；第二，单位给正在读高中的大儿子安排工作。一个重大的医疗责任事故就这样平息了。
　　 从此，他既当爹又当娘。不得已，他只好把几个月的小儿子送回老家，交给我大嫂抚养。他亲手把妻子的骨灰盒埋葬在家乡红土地里，我们父母的坟边，一切都是寂静无声的，欲哭无泪。
　　 1975年，领导也肯定三哥表现好，作为大学毕业生和老干部，再让三哥当炊事员不符合政策，只好将他升为事务长，也算干部。此后，他更加兢兢业业，养猪种菜，种油料作物，夏日炎炎，冬日寒风刺骨，都未停止耕耘，努力改善职工伙食。地质队每次大节大年，必杀一头大肥猪，免费打牙祭。从此，食堂每年被评为先进单位，但就是不让三哥当先进，因为他当过右派。
　　 1978年，食堂被评为湖北省地质系统唯一的先进食堂。全体炊事员说，再不批准张镇强为先进，我们就不要这个先进称号，不出席省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三哥终于当上了先进。但仍然只要他写食堂的先进事迹报告，而不让他出席省里的大会发言。
　　
　　 不合群的大学教师
　　
　　 1976年冬天，三哥突然来到北京，来到了我家里。
　　 他自由了，可以出来找工作了。单位允诺，只要他自己能找到合适的工作岗位，组织会支持、配合，并会给他十多年的“地质工作”一个好鉴定。他的几位同学在北京一些社会科研部门工作，都乐意向单位推荐。都说像他这样有真才实学的老牌大学生，哪个单位都可能要他。但是，面临着一个实际问题，他有四个未成年子女正在学习，不能离开他。要他拖儿带女走，特别是到大城市安家落户，显然难以准入。最后，他终究没能逾越这道“户口”关。
　　 1978年春，原武汉师范学院、现湖北大学派人到北京找人才，经三哥在中国社科院的老同学介绍，他们在湖北地质系统找到了三哥，请他去该校教书。三哥当然高兴应允。但一听他还有四个儿女必须随行，他们非常为难了，因为城市户口控制很严。但武汉师院还是下决心争取，因为三哥既学世界史专业，又懂三门外语。师院多次向武汉相关部门申报，都遭到断然拒绝，理由是他带入武汉的户口人数太多。拖了十个月以后，武汉师院也硬起来，向相关部门摊牌了：如果不批准调入张镇强，世界史课就开不了。有负责人问，他究竟有何本事？师院立即将他在地质队翻译的两部美国史（英译中）给他们看，我三哥这才如愿以偿。
　　 1979年4月11日，三哥携子女四人进了武汉师院。行前，食堂职工们要把他养的一头600斤的大肥猪宰了犒赏他，他婉言拒谢，高兴而去。
　　 当上了大学教师，我三哥更是忧心忡忡。那些年月，由于有人蓄意或无知，无论是中国史、世界史，被歪曲、篡改、遗漏、掩盖、回避，不乏其例。这样去教学生，岂不要误人子弟，愧对良心？
　　 学校通知他主讲世界现代史。这是一门新课，没有人讲过。对于这个未上过大学讲台的人确实是一个非常艰巨紧迫的任务。许多人等着看他的丑戏，说这样的人怎么能讲好大学的课？三哥也确实急了，但他决心应战。在照管好四个上学子女的同时，日夜拼命阅读中外文资料，准备讲稿。
　　 1980年，他第一次上大学讲台讲授世界现代史时，意外地博得了学生好评。主要是他能大胆打破已有教材框框，讲授很多新史料、新观点，引人入胜。例如，介绍列宁对斯大林的不信用“遗嘱”，斯大林通过肃反大肆屠杀老布尔什维克，布哈林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并非修正主义等等，学生们说，从来没有听过这些内容，真是大新耳目。也有个别学生向学校举报，说张老师仍在课堂上传播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论。有人主张对他进行批判。但他不害怕，没有后退。
　　 一次，他给当地驻军官兵讲课（成人教育班），讲述了更多有关斯大林的史实，包括他以肃反之名，把德国法西斯军队的最大克星苏联最年轻的元帅屠哈切夫斯基也杀掉，使听课官兵大震，几位师长、师政委即使课间休息也不放过，围着他提问不止，探究更多问题。
　　 他曾依据长期观察，分析世界形势和各种力量对比，在课堂上讲述：类似前两次世界大战那样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有可能避免，世界和平发展的总趋势不可逆转。他的立论立即遭到一些领导和权威的围攻。他们说，列宁的“只要帝国主义在，世界大战就不可避免”的论断还没有过时，指斥他胡言乱语，右派立场仍为改变。
　　 1987年10月，他在湖大主持召开了首次帝国主义问题学术讨论会。他作“评西方对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的挑战”的主题学术报告。关于资本主义的垂死阶段、关于帝国主义和第三次世界大战、关于西方民主现状等敏感话题，他都发表了新颖独到的观点。都引发了自由争鸣讨论。学术气氛空前活跃。
　　 当有些人为争夺系主任一职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终于有人赏识他了。1988年8月时任校长要求他出任一届系主任，以改变历史系的乱局。这时他已57岁，断然拒绝这一要求，他只想好好再做几年学问，捱到60岁退休。但校长一次又一次地找他，说：“学校党政联席会议决定你出任系主任，你是党员，必须服从党的决定，接受任务。”这样，三哥被迫出任历史系系主任一职了。
　　 他的性格是不干则已，一干就要干好，干得很出色。从此，他雄心勃勃，想把历史系建成有学术研究气氛的自由空间，在教学方面出成果出人才。短短时间内，历史系果然生机蓬勃。
　　 当时历史系是自筹自供经费最少的落后单位，他一上台，立即发动老师广办成人教育专业，一年之内就使该系成为全校“四小龙”之一（自创收入），大大提高了教师的课时、科研津贴，改善了教师福利。一些健在的老年教师至今念念不忘他的这一成绩。
　　 难能可贵的是，他还在繁忙的行政、教学工作中。和师生合力编著了现代世界历史大事的《全球风云九十年》一书，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撰写了拉丁美洲史部分词条。他还在国内几个重要的历史研究期刊上发表了许多论文，总计著述三四十万字。
　　
　　 古稀老人——政论高手
　　
　　 1991年，他年届60，本来精力旺盛，但被通知退休了。
　　 到了回首往事的年岁，他还是像他走路一样，挺胸直背，抬头远看，只是旧愁新忧充斥在他心里。我敬佩他，这么多年，始终和老家农村往来频密，也许这是他永久保持草根意识的一个原因，和农民的脐带没有断。由此，他对中国农村的发展迟缓，对农村生产力的长期落后，对农民生存状态的可怜可叹，焦虑和苦恼常常溢于言表。城乡、贫富差别的继续扩大、腐败不绝、贪官横暴，立法滞后、司法不公、民主监督机制的残缺不力，官本位、人治传统顽固不化，矿难死亡大事故不断，“视生命如草芥”，民工们被肆意压榨，教育、医疗问题成堆，吞噬了数千万小股民血汗钱的股市大黑洞，贪官们携款轻巧外逃……都使他忧心如焚。他想说话，想建言，憋不住，终于提起笔来，直抒胸臆。老实讲，我担心他太直、掌握不住分寸。他毕竟是书生、学者，“农民意识尚未改造好”。再想想，几十年磨练，他有了一颗佛心，一双鹰眼，一个平民视角和全球思维，如果把他那张快嘴变成一个文字加工器，也许是他老有所养、老有所乐，防止老年孤独的一种生活方式选择吧！
　　 果然，他过了七十岁生日后，开始为报刊写时政评论短文，发表了500多篇。绝大多数文章都是围绕中国民主法制建设中立法、司法、守法、执法等方面的热点、焦点问题，依据宪法这一根本大法、母法，结合民主法制建设进程中涌现的许多具有开创性的举措，发表他独到的、前瞻性、建设性的真知灼见。他写的，观点鲜明、新颖、条分缕桥，不人云亦云，没有多余的词句，完全是他血管里喷出来的血！
　　 他的热情，很快获得了许多报刊的重视，《杂文报》就给了他极大关注。该报曾多次以一个整版发表他的时评和长篇政论杂文。一编者说：“张先生的文章并不以文字优美、婉转曲折取胜。他的文章都是条理清晰有时略显干涩的说理型杂文。学者的睿智，历经沧桑依然积极人世的热情，使得张先生的文章总能给人以深刻的启迪，有力的鼓舞。”本不知名的他，已被拥有广大读者的《杂文报》视为名家。
　　 还有多家报刊把他的文章放在“社论”、“卷首语”、“法制热评”、“时事锐评”等栏目里发表。好多文章被多家报刊争相转载。2004年10月8日，肯尼亚环保部女副部长获诺贝尔和平奖后，三哥是继美国《华盛顿邮报》之后第二个撰文提出“保护环境是人类永久和平”的观点（事前他不知《华盛顿邮报》有此观点），l0月13日，《新京报》即以此文为社论予以发表，几个报纸立即转载。
　　 他在全国都有众多敬佩他的读者，给他的电话、信件、文章不断。他珍存30多万字。这些热心读者除赞扬他的文章以外，还衷心希望他健康长寿，多发表文章，出几本书。
　　 当然，他的文章也有经编辑部送审，领导批示“缓发”、“不宜发表”。也有个别文章发表后，引起针锋相对的争论。
　　 我最高兴的是，看了他几百篇政论时评后，觉得他思想年青了。像他那张红润的、不见皱纹的脸，显示出一芥草民书生的生命力多么强盛！他决意还要为建立一个民主、平等、公平尤其是让最广大的弱势人群能够真正适意地生活的社会而鼓与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