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改前买了两亩水田
　　
　　 大约是1949年上半年，胡姓地主想把我家租种他的两亩水田便宜卖掉。我家从祖父开始，一直靠租田养家糊口。伯父有了自己的瓦屋以后，还想有自己的田土。三哥悄悄地劝伯父不要买。因为共产党快来了，要打土豪分田地。地主们听到风声，才急忙卖田。土地改革，贫苦农民就能按人均分到田地。
　　 伯父做梦也想置地立业，可他不想白拿别人的田。他有血的教训。
　　 1927年闹农民革命，红红火火，打土豪，分田地。毛先生（毛泽东）还到附近的金鸡塘调查呢！可是，没多久，有人反水了，农民协会被血洗，农会会员十有八九被捉，满村血雨腥风。保安团的人挑了10个冒尖的革命农民，五花大绑，捆成一串，带到村外的大枫树下，按高矮排成一列站好。一个刽子手左手持刀柄，刀刃一半横搁在右胳膊上，伸出大半雪白晃眼的刀锋，架在第一名较高的梭镖队员脖子上。只听队长一声令下：“杀！”刽子手迈开大步从罹难者面前走过，一颗颗人头就在他背后滚落下地，有的热血喷出几尺远，有的人头落在地上眼睛还大瞪着，有的头掉了身子挺立了一阵才倒。最后一名是矮个子，不等刀来，他已吓得倒下了。刽子手没有一刀砍掉头，杀鸡一样，故意用刀背割他的脖子，他倒在地上还挣扎，两手乱抓，两脚乱蹬。
　　 伯父没听三哥劝，南下解放军到来前，买下了胡家那两亩水田。他觉得，耕种自己买的田，不会有什么牵累。再说，那是两亩肥田，土改，不保能分给我家。
　　 伯父自以为捡了便宜，没想到，共产党来了，建立了人民政府，稳坐天下。第一件事就是斗恶霸地主，搞土地改革，分田分地。我家自有水田两亩，定为佃中农。除去这二亩，补齐人均一亩水田，一亩旱土。分地主、士豪劣绅的浮财，只照顾给贫、雇农，没我家的份。有些“贵重物品”不分，公开拍卖。拍卖所得钱统一用于生产救助。有一件旧狐皮长袍，是王四老爷穿过的，他在县政府当过什么科长。长袍是大襟的，红狐皮，毛不柔软，穿用较长，掉毛了，皮板硬。袍面是缎料，有个小孔。伯父见没人要，就买下了，美滋滋的。
　　
　　 过余钱剩米的日子
　　
　　 有了房屋、田土，伯父又买了一条水牯牛，这算农家的重要资产。伯父坚信，只要作好田，铁保过上有余钱剩米的日子，早计划的杂货店也不开了。
　　 我家兄弟姐妹多，且有堂亲，一直没分家，齐心、和睦，在当地，可算独一无二。伯父以和睦大家庭为荣，亲生儿子和侄儿、侄女一样，按年龄大小顺序，挨个作准备，该娶妻时娶妻，该出嫁时出嫁，一个个张罗得蛮有体面。三哥当了区里的文教干部，后又升为县二中校长，堂兄张松俊在外当店员，有工资。我当了超龄小学生，和弟弟、堂弟同一个年级读中学。
　　 过上了有余钱剩米的日子，伯父还照样精打细算，开源节流。他培养二哥接班管家，所传要义是好日子当穷日子过，学老鼠留隔夜粮，防天灾人祸。因为我和弟弟们要读书，以后要成家，孙儿孙女会一个跟一个地来人世讨吃的。吃不穷，穿不穷，好吃懒做、不会划算铁定穷。每年秋收后，首先交了公粮，算好一年所需口粮、畜粮，必留余粮。公粮、畜粮是刚需，余粮不可没有。如果收成不如愿，也要从口粮中匀出一些，保证年年有余粮，多多益善。
　　 伯父奉行勤劳生产为先，带大哥、二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伯母和我的几个嫂嫂做饭、喂猪，养鸡。一段时间，还利用自家收的黄豆做豆腐，赚几个活钱。大哥、二哥参加互助組、合作社，伯父都积极支持。他只怕別人把我家的牛累坏，要亲自赶牛犁田，决不让牛去互助人家踩砖泥，因为牛踩砖泥比拉犁还苦。我家的牛一天能犁三四亩干板田，伯父扶犁，最多犁三亩就收工。不管春夏秋冬，农忙农闲，他给每个人都安排了活计。每天清晨，他最早起来。挨个敲门，指名叫喊：“起来，太阳晒着你屁股了！”晚上，他总喊：“早点睡，莫熬灯油！”有电灯了，就喊：“省点电。”他总是最后一个上床，喊了一辈子，几乎天天不断。
　　
　　 大家庭及解体
　　
　　 村里的小学叫欧源完全小学，有个篮球场。我在中学是校篮球队的前锋，弟弟、堂弟、三哥、堂哥都爱打篮球。我们回家碰在一起时，就到小学球场上打球。组成一个队，和学校老师及乡干部组成的球队比赛，我们总赢。对方不服气，校长经常下战书。我们的人凑不到一起，他就提前预约。我们把务农的大哥、二哥也带起来，当了替补队员。因为屡屡获胜，伯父觉得这表现我家人丁兴旺、家势强盛，暗暗高兴。每次比赛前，他都像教练一样要求我们下劲打，一定要打赢对方。他总要到场观看，为我们喊加油。球场紧临一个水塘，他站在一边拦球，万一球飞落水里了，他总是第一个跑去捞球。
　　 饥荒岁月，伯父管治的这个大家庭经受了严峻考验。那时，三哥在南开大学读书被打成右派分子，在农场劳改，弟弟上大学。我当义务兵，驻守云南边疆。家里一直有余钱剩米。生产队办公共食堂，开始，由各家按食堂所定标准交口粮，放到一起统一吃，五保户由集体补贴。伯父一开始就喊：“要不得，几天就会吃光的！”没人听，他只能服从。那些口粮在各家足够吃，食堂不掺杂粮，就不够了。伯父总吃不饱，回家还得补一口。大家有意见，伯父带头，纷纷要求退出。生产队没办法，食堂只留五保户，集体余留也根快耗光，吃不到一个月就散伙了。
　　 我们那里虽然没饿死人，也不需吃草根、树叶，生活还是紧巴巴的。我家也得量米下锅。有时哪个多吃一碗，伯父就得带头少吃或不吃。吃红薯等杂粮多了。
　　 我在云南边疆，没听见家中来信叫苦叫难。
　　 1959年上半年，那时，好多地方饥荒没完，我在连队也分饭吃。回家探亲，我看着大伯盘点谷仓，剩下多少稻谷，就划算好每日每餐下米量。他只说：“今年更得省着吃了。”全家所有人，每天只吃早晚两餐，一餐干一餐稀。老鼠们在别家偷不到吃的，都跑来围攻我家粮仓，我帮伯父用胶泥堵老鼠洞，堵不胜堵。邻居张科全子女多，不会作田，主要靠给人盖茅屋谋生。平时就生活困难，这时更断顿了。伯父借给科哥两升米，再三嘱咐科哥不用还了，千万不要声张。
　　 正是在这段饥荒岁月里，伯父决定分家。我大哥、二哥各立门户，伯父和他子女成一家。在当地，这是最后一个大家庭解体。后来，伯父向我解释，他老了，实在操不了心。侄儿侄女们也都为人父母了，都有能力过好自己的日子，他哪天去见我父母，也无愧了。
　　 我理解，伯父的历史任务完成了。他只有两个儿子，奇怪的是，一直没再生育。也许在他蕴酿分家时，觉得自己有必要、也可以再养个孩子。因此，小儿子生出六七年后，又意外地添了一个，并且是符合他愿望的女儿，又香！
　　
　　 不愿去北京安渡晚年
　　
　　 1974年三四月间，我第一次带妻子儿女回乡探亲认祖，打算带伯父到北京安渡晚年。伯父已75岁，伯母于1971年8月病逝。他儿女都孝顺他，但都不常在他身边。他在家还种菜，喂牛，闲暇时也跟人玩玩扑克，打打纸页子十点半。有次去碾米坊碾米，晕到在碾米机旁，险些被碾碎了。
　　 我要带他回北京，家中人都高兴，邻里乡亲羡慕。伯父怕北方冷、住不习惯等顾虑也打消了，决定先去玩玩，住不惯再送他回老家。他要穿狐皮袍，我觉得破旧了，穿上像个土老财，长年不洗，有股怪味，实在该报废了。劝他穿我的军大衣，戴裁绒帽，在北方不冷。临走前，他还是穿上狐袍，以远处的三角寨、大牌托青山为背景，留下了全身影照。这也许是和故乡的告别照吧？
　　 到了长沙，在我弟弟家小住几日，等火车票。赶上梅雨季节，出行不便。去一趟公园，淋了雨，他直打喷嚏。参观马王堆汉墓女尸，他兴趣不大，说：“死了几千年不烂，我不想。”看到许多棕树，都没剝棕毛。他说城里人不会过日子，这么好的棕皮不剝用。棕树一年长一层叶，年年剝，年年有，剝了可以搓棕绳，做蓑衣，不剥就浪费了，棕树反而长不好。反正对城里不满意，我们在家里陪他玩扑克，他也烦心。登车的头一天，他改变了主意，不去北京了。原来，他到长沙后就思想斗争，城里住不惯，想着家，想那块小菜地，想那头牛。
　　 我们只好退了他的火车票，由弟弟送他回乡下，这以后一直没去过北京。晚年，他的老病依旧，经常听他干咳，近似慢性咽炎。小腿上长有牛皮癣，一直治不好，有时痒起来抓出了血。身边儿孙天天见，只牵挂在外边工作的人。
　　 1980年3月24日，伯父离开人世，享年81岁。我由于有特殊情况，没能回乡送他上路。伯父临终前嘱咐：节山（我的小名）离家远，是军队干部，云南边疆正打仗，他一定抽不出身，不必回来了。
　　 伯父葬于铁狮寨，那坟地有皇陵风水相。2009年，我回家去扫墓，站在伯父墓碑旁，可以看到我家的田园和房屋。伯父走前没有什么遗憾，我好像听到他老人家像老夫子一样念叨：葬我于高山兮，望我家兮，牵挂我儿孙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