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叶，别哭，外面不好就回来吧，这里有我们呐！”千里之外的电话那头，响起兰那特有的大嗓门。电话这端，我颤抖的双手捧着电话，早已是语无伦次，泣不成声了……
　　 【一】相识在小镇
　　 我和兰同住在一个小镇。那是祖国的北部边疆，大兴安岭的西北坡上，一个风光秀丽的地方。这里山峦叠嶂，林海茫茫，涛声阵阵。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弯弯曲曲，日夜奔腾不息的流向远方。
　　 我和兰同在职工子弟小学读书，彼此知道姓名，原因是大家都说我俩长的很像，不认识的人还以为我们是一家的呢。但我们未曾说过话。我们同在一个年级，兰在三（1）班，我在三（2）班，教室紧挨着。我们见面也就是相视微微一笑就算是打招呼了。兰那时很高傲，优越感极强。因为，她的父亲就在这所学校里任教，而且是德高望重的老教师，很受师生的喜爱。
　　 兰说话嗓门大，她笑起来声音更响亮。往往是只要她一笑，就要带动身边的人一块儿笑。因为她的笑声，像串串银铃清脆悦耳；像小巧的金钟具有很深的穿透力；像山间的溪水，鲜亮透明、纯洁晶莹；像丰满的开心果，爆发力极强。听见她的笑声，心里特别爽快，所以，你就被感染了，情不自禁的跟着哈哈傻笑起来了。
　　 兰长得很漂亮，一双杏核眼，长长的睫毛忽闪忽闪的。瓜子脸上，小巧的嘴巴，总像是涂了唇膏似的红润鲜亮。头发梳成像两条干豆角样的小辫子。唯一美中不足的是两条腿不太直溜，有点儿向里弯，略显罗圈儿。
　　 兰的嗓子清亮，从说话的声音就可以听出来，我想，她唱歌一定也会很好听的。但不知是啥原因，学校的歌咏队里没有她，当然了，也没有我。我那时貌不出众，语不惊人，只不过是个弱弱的、傻傻的、整天就知道疯玩儿的小姑娘。
　　 我和兰读到小学六年级时，走廊里忽然听不到兰的笑声了，她身边的同学也没有了，上学、放学都是兰一个人蔫蔫的走着。又听同学们议论说，兰的父亲靠边站了，不让教课了。要搞“四清”运动了，她父亲是地主，要被清出教育界了。我们一群12、3岁的小孩子，哪懂得啥叫“四清、四不清”的，也不知到这就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开始。跑去问班主任，老师说出了事情原委。兰的父亲教低年级特别有一套，为了加深学生对生字的记忆，他自编了很多儿歌。负责搞“四清”的革命者发现，他在教“美”字时是这样说的：“王大姐，带俩花，把大字，压趴下。”革命者发怒了，哪家的王大姐这么厉害？还带两朵花，这是资产阶级的臭美！还要把大字压趴下，这是不让贫下中农翻身！这是地主阶级的反攻倒算！于是，就剥夺了兰的父亲当老师的权利，随时听从革命者的调遣。于是，兰的笑声黯然消失了。于是，我也知道了我是成分不好的人。于是，在大环境的影响下，在特殊的时间里，“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感，使我和兰走到了一起。课间，我们在一起说着悄悄话，放学，我们结伴回家。从相识、相知，到相依、相伴，慢慢的我们成了患难之交的好伙伴儿。
　　 【二】刻骨铭心的中学时代
　　 鬼使神差，上中学时，我和兰分到了一个班里。那时兰的父亲整日挨批斗，已经被折磨的瘦弱不堪。我的父亲也在单位里兢兢业业做事，老老实实的夹着尾巴做人。
　　 我和兰在班级里是属于“可以教育好的黑五类子女”，行动很自由。可以参加早请示、晚汇报、献忠心、跳忠字舞等活动。但是，不许唱忆苦思甜的歌曲。类似《年关》、《天上布满星》等诉苦歌不许唱；“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之类的口号不能跟着喊；吃忆苦饭时，面对那像猪食一样的糟糠，不许说不好吃；不许参加班里的文艺队，贫下中农要占领文艺舞台；语录歌不许唱造反有理的，唱歌只能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等革命歌曲！
　　 我和兰不许登台表演，但是可以参与编排动作。我和兰很有文艺细胞，新歌我一听就会唱，兰编舞蹈动作，手到擒来。共同的爱好，天赋和机缘，使我俩配合的非常默契。我们班由我和兰亲自编排、指导的歌舞《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在全校的文艺汇演中，一举夺魁。
　　 在那疯狂的年代，学校里不是批斗老师，就是搞三忠于四无限活动。没有其它教材，只发过一本代数书，没人敢讲有理数，哪个老师刚开口，马上就会有N张嘴，断章取义、胡搅蛮缠的问x个为什么？一条数轴断断续续学了三年。没有书包，整日上课就是读报纸，连说带唱的背诵老三篇，老三段。
　　 我和兰在几次复课闹革命中锻炼了自己意志；在反复的献忠心活动中，丰富了自己的词汇；在导演编排中，充实提高了自己的实践能力，为我和兰今后的人生之路，奠定了坚实的生活基础。
　　 【三】快乐的知青点
　　 我和兰稀里糊涂的度过了中学时代，和老三届学生一起离开了学校，响应号召，上山下乡。66、67届学生年龄较大，下乡了，68、69届学生上山。我们本来就在内蒙古高原上，再没有山尖可上了，林业局一股脑儿把我们这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廉价劳动力塞到各个林场、农场参加劳动。
　　 我和兰真是有缘，一块分到林业局中心苗圃。那时，文大结束了，各派都实行了革命大联合。我和兰头戴大草帽，脖扎白毛巾，怀揣红宝书，和同学们一起，到广阔天地，来大有作为了。兰的笑声又响起来了，我和兰无忧无虑，就像一对快乐的春燕，在苗圃的蓝天绿水间，自由飞翔。
　　 苗圃这个知青点全是女生，有二百多人。离家虽然不到十里路，但是，刚出校门的我们，踌躇满志，豪情满怀，都想在这里滚一身泥巴，练一颗红心，谁都不回家，集体住在一个四合大院里。每天一下班，四合大院叽叽喳喳的，不知累的姑娘们嬉笑打闹，整个院子就像一个大鸟巢。
　　 没几天，林业局要成立文艺宣传队了，苗圃为中心，各点选拔几个男生，都到苗圃集中排练。我和兰都被选中了，这是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第一次登上无产阶级的文艺舞台。当然了，我和兰平时积累的丰富文艺素材和编导经验，在这里如鱼得水，得到了充分展示和发挥。
　　 当我和兰把在班级排演过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教给大家时，队员们都赞叹不已。不过，我和兰以独唱为主，其次参与编导。我还清楚地记得，我登台演唱的第一支歌是地道战插曲《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兰演唱的第一支歌是《见了你们格外亲》。我和兰都属于女高音，声音高亢清亮。我唱那支歌把握的比较好，而兰一到高音区就跑调，不紧张还好些，一紧张，自己都不知跑到哪国去了，收都收不回来。
　　 在苗圃这群知青里我年龄最小，当时只有十六岁。被子脏了，好不容易把被衬拽下来，堆在那儿，不知如何去洗。是比我大两岁的兰，教会我如何用两个洗脸盆，把两片被衬分开，一半一半的洗干净，晾干后，又帮我一针一针的把两片衬里缝合在一起，再缝在被子上。在家里这些活都是妈妈或姥姥干的，所以，我不会做。
　　 当时，知青们都按连排编制，穿着统一发的草绿色军装，头戴军帽，腰扎武装带，脚穿解放鞋。我们演出时，内穿白衬衣，把袖子一挽，露出白袖头，再把上衣翻出白领子，清一色齐耳短发，简单一化妆，英姿飒爽，上台表演了。
　　 我和兰独唱时要换服装，白上衣，配上灰色的背带裤子即可。那时还没有穿裙子和花衣服的。只有黑、灰、白、绿、兰五种颜色。初次登台演唱，我和兰都很害怕，心里像揣个小兔子，突突跳个不停。我清楚地记得，兰站在台上，八寸的裤脚，像安了弹簧似的抖个不停。我呢，更是有意思，在台下不知练过多少次的敬军礼，一到台上，又哈腰鞠躬，又抬手敬礼，惹得台下观众哄堂大笑。好在我的歌声出口，才压住场子。
　　 我和兰经常跟队员们早出晚归，深入周边的知青点慰问演出。农忙时，我们就到田间、地头去演出。这时多是我和兰的节目，一脸汗，一身土，两脚泥。虽然很累，很辛苦，但我和兰很快乐。我和兰是同学，是没有血缘的亲情，我们怀着一颗执着的心，互相帮助，互相关心，共同提高。彼此间那份默契，那份友情，珍藏心底。
　　 那段时光是我和兰出校以来最快乐、最幸福、最难忘的美好时光。
　　 后来，林业局成立京剧团，到群英荟萃的苗圃来选人。要求很严格，身材、扮相、嗓子，表演等，最后把我给选中了。我参加了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的排练，担任女主角，扮演李铁梅和阿庆嫂。经过一个月的刻苦排练，在国庆节首演成功。苗圃的姐妹们都来捧场，高兴得又蹦又跳的。
　　 再后来我通过考试，走进教育阵地，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开始了漫长的教学生涯。兰也在同年的冬季，经过考试，也当上了老师。我在林业局最东端（东线）的庫都汉林场学校，兰在林业局的最西端（西线）哈达林场学校，我们相距一百多里。我们都是承担着音乐教学的任务。每当林业局举办各校文艺汇演，我和兰就率学生下山，难得一聚。就是林场职工、知青表演的节目，我和兰一看，就知道出自谁的手笔，我和兰彼此太熟悉了。有时我们也来个合作，比如兰编导的独舞《蝶恋花》就是由我来伴唱的，我编导的《重上井冈山》舞蹈，造型就是兰给设计的。不过，我的文笔比兰好，我根据小人儿书自编自导的话剧《园丁之歌》一举夺魁，为我们学校争了光。我和兰平时见不着面，只有在假期才偶然相见。我和兰在相同的教学岗位上，为了党的教育事业，在不同的学校，不同的地点，各自忙碌着、奋斗着、拼搏着、奉献着。
　　 【四】同在一个学校任教
　　 真是山不转水转，水不转人转。六年之后，我和兰先后调回林业局直属第二小学。阔别六年又相聚在一起，这是不是“有缘千里来相会”呀。见面之后，才知道我们都是贤妻良母了，而且，第一个孩子都是男孩，是同年生的。成家后的兰还是那么笑声朗朗，整天大大咧咧，没心没肺的。
　　 我和兰在一个教研组，我负责教高年级音乐，兰教低年级。我做事踏实认真，力求完美。而兰做什么事情不愿动脑筋，就那么马马虎虎地应付了事。通过接触我发现，兰当了这么多年的音乐教师，竟然不会弹琴！当时各个学校只有脚踏琴。备课时，教案也是三言两语，写的很简单。我多次督促她没事时多练习弹琴，要好好备课，仔细点儿。兰也听劝，没事就练弹琴，至于写教案嘛，那要等我写好后再抄。兰虽然不愿意看书、写字，但只要是搞活动，编排舞蹈，她就像换了个人一样，马上精神焕发，神采飞扬。上课时，她把歌词编成简单的舞蹈动作，让低年级的学生边唱边舞，学生感兴趣，教学效果好，课堂也十分活跃。
　　 学校各班文艺汇演时，音乐老师要负责为各班演唱伴奏。看似很简单的事，其实并不简单。大多数学生会犯一个通病，那就是一上台，一激动，一紧张，可着嗓子使劲唱，一使劲就冒调。比如原定的是C调，一张嘴就可能唱到F调。这就要求伴奏老师，在学生变调的情况下，也随之变调。兰不能熟练掌握弹琴，更变不了调，只好找我来为她所负责的年段伴奏，救场如救火嘛，谁让我们是好朋友了。我弹琴是不看键盘的，只看着学生的脸，用眼睛和他们交流，用表情和他们互动。虽然，全校二十多个班级伴奏下来，非常累，但每次我都爽快答应，一帮到底。
　　 在我的唠叨下，兰弹琴有进步了，由“一指禅”变成“大把抓”了，我也感到轻松不少。后来，兰在第二课堂开办了电子琴班，搞得有声有色，受到了师生的好评，还上了林区的报纸呢。
　　 每年的六一国际儿童节，都是我和兰最忙的时候。要组织学生参加全局文艺汇演，或者参加大型集体舞比赛。我和兰起早贪晚，编导训练。小节目还好说，在活动室就可以练习。集体舞要求三百人，从选人、选曲子、编动作一通忙乎。动作既美观又不能复杂，要练到整齐、统一，突出主题就行。我和兰心往一块想，汗往一起流，每次参赛我校都是第一名，而我和兰则累得又黑又瘦，疲惫得只想好好的睡一觉。
　　 在全局的庆祝大会上，我和兰组建的百人腰鼓队，吸引了全场众人的眼球。清脆的鼓点，变化多样的队形，上下翻飞的彩绸，博得观众们热烈的掌声。这是我和兰最开心的时刻。
　　 我和兰的配合默契，更使师生羡慕不已。每次，都是兰率领腰鼓队伍走在前面，队伍在她清脆的哨音中变换队形，随着她果敢有力的手势，变化着新颖的花样打法。我则背着小挎包，包里装的是钉子、锤子、绸子等，走在队伍的最后，也就是全校的最后。眼睛不断的巡视着队伍，及时解决处理突发情况。如有的队员腰鼓上栓背带的螺丝圈掉了，彩绸开了，或鼓棒打折了，甩绸掉了等等，我马上走过去，及时处理好，确保队伍完整、统一。我和兰彼此一个眼神、一个微笑、都相互心领神会，融会贯通。因为我和兰是以诚相待、心心相映的好朋友。
　　 【五】患难见真情
　　 一年的冬天，兰家中因电线老化遭了火灾，损失了部分财物。我听说后，非常着急，先解决吃饭问题再说。当我端着一大盆热气腾腾的面条，拎着一袋子火腿肠和咸菜赶到她家时，她正坐在凉板凳上发愁、发呆。兰知道我不太会做饭，煮面条是我最拿手的了。看我气喘吁吁的满头是汗，感动得接过面盆，热泪也随之涌出。我又回家找出棉大衣给兰穿上，找出几件衣服给她孩子们换上。人在困难之时伸手相援，无疑是雪中送炭。我和兰的心贴的更近，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情谊更加深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