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听秦余粮说这件事，就想把他们的鼻血打出来。在他们和我们擦肩而过的一瞬间，我出手了。我出手迅猛又有力。你知道，如果我一出手不把他们制住。我就永远输了。所以，我使出了全身的力气。而且，我的手里还攥着一块锋芒毕露的石头。
　　 我打的是胖的那一个。我一拳砸在他的鼻子上。我手中的石头划破了他的鼻子。他嗷地一声叫喊，双手就捂住了鼻子。血立刻顺着他的指缝流下来。这时候，瘦的那个已经闪到了一边。他有些害怕了。
　　 你打我。胖子说。
　　 你敢打我。胖子又说。
　　 我就打你。我说。
　　 为什么打我？胖子问。
　　 因为你打了他。我回答。
　　 我要你记住你的鼻子也会流血。我说。
　　 接着，我问，你记住了没有？
　　 算你狠。他说。
　　 你等着。他说。
　　 我要瘦子扶着他。他们走开了。走不了几步，他们回过头来，眼睛里露出绿色的凶光盯着我。
　　 那天傍晚的时候，秦余粮正吃力地躺着身子，在桥洞外边竖三块砖头搭起的炉灶前煮红薯稀饭。一个穿着一身摘去了帽徽领章的旧军装的威风凛凛的50岁左右的男人朝他走过来。男人的身后紧跟着那两个小伙子。胖子的鼻子上大大地包了一块白色的纱布，给人的感觉是口罩戴错了地方。
　　 祥祥。秦余粮一声惊呼，奔到桥洞口，伸张开双手和双脚，挡在我的面前。当时，我正躺在干草堆里看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这是一部获诺贝尔奖的外国文学名著。
　　 祥祥，不怕，有爸爸在。秦余粮柔声给我说。然后他大声问道：你们要干什么？
　　 那三个人已经走到了秦余粮的眼前。
　　 我不慌不忙地站起身。我将书交到左手里拿着。我的右手空着，半握成一个拳。我挤到秦余粮面前。我给那个威风凛凛的五十岁左右的男人笑了一下。我说：我知道你会来，我一直在等你。
　　 哦，你怎么知道我会来？那个男人也给我笑了一下。他问。
　　 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你比我想象中的样子要威风些。我老实地说了这样一句话。我的声音很沉静，没有半点空虚和害怕。
　　 是吗？他又笑了一下。我真的很威风？他问。
　　 我仍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这件事情是你不对。我慢吞吞地对他说。
　　 我怎么不对了？他再一次笑了。他的笑容很有魅力。如果我没有想错的话，他的本质是非常好的。
　　 你知道吗？我反问。
　　 我不知道。他问答。
　　 他脸上的笑容和特区的冬天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他能笑多久呢？我心里想。他是一只猫，我是一只老鼠吗？
　　 我能看看你的书吗？他还在笑。他的笑容确实很灿烂，不，灿烂得近乎辉煌。
　　 我把书递给了他。
　　 他先看书的封面，然后，翻开了书。他看了一会儿。好书。他说。
　　 他脸上的笑容更好看了。笑容里竟然有一种特别的气息。那气息很奇异，我说不太准，有点像秋天的菊花错开到了冬天。他合上书，还给了我。
　　 你的心里其实很苦，我突然说，别看你这样笑着。
　　 他咧咧嘴，想说什么，但是忍住了。他说出的另一句话：不管怎么说，是你打了人。
　　 我想不出别的办法通知你来。我说。
　　 我来了。他说。
　　 在他的脸上一瓣一瓣菊花的花瓣飘落了下来，显得是那样的寂寞、多舛、不羁、降尊行贵和孤芳自赏，那样花瓣在桥洞下的泥地上，看上去是那样的触目惊心。
　　 你看不出来吗？我问。我背剪着双手走出了桥洞。
　　 他跟在我的身后。在我们走出有200多米的距离后，他和我并肩走到了一起。他轻轻地抓紧我的那一只没有拿书的手。
　　 兄弟，哥是一个粗人。他说。咱们交个朋友吧。
　　 我没有吱声。
　　 你不愿意？过了许久，他问。声音颓然。
　　 读到这里，想来你已经明白：这个人才是这一带的垃圾王。这里所有捡垃圾的人都归他管。这个人在部队上曾经当过营长，后来下到地方，当了科长，再后来，你知道，单位不景气，他主动要求下岗。他怀着无限的爱来到了特区。他认为深圳有他的机会，他文化不多，高小毕业，鼻子碰了半年的灰连工作的边都没有闻到，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捡上了垃圾，很快，他就成了这一带的垃圾王。他修了一座巨大的垃圾场。他的手下有200多个人，专门回收垃圾。在垃圾场的周围，他还修了几排平房，出租或者免费提供给外地来特区的人住。他还请了厨师，办起了伙食团，垃圾场俨然像一个很正规的单位似的。
　　 我和秦余粮住进了垃圾场里。
　　 我做了垃圾王的文书，秦余粮做了垃圾王的保管。
　　 虽然住在垃圾场里，可是，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再也没有碰过垃圾。我成了垃圾场里的专业作家。对散文，我投入了疯狂的热情。我的散文开始在全国各地的报刊发表。
　　 让我们来读这篇散文吧。这是我的长篇散文《大山语词》中的一章。谁能相信这样的文章出自垃圾场呢？这一章标题叫《故乡的远山》。很短，总共不到300字。
　　 故乡，那迷人的云，是那大山幻在天宇的倩影吗？那被阳光镀亮的丽壳，粉红的宁静，涟漪般柔和，轻灵地吸引着一一我渴求之眼。
　　 百年圆寂的荒梦，化成一种虚拟的神话，成为我童心的记忆。我想将心掏出来掂掂，对理想的追求和对你的思念轻重如何？
　　 煎熬也是甜蜜，为了一曲交响的歌。
　　 流水逝去，消尽那么多潮起潮落的日子。淅淅沥沥的呼唤无法寻回童年松球与山楂之梦，只得踮起脚尖向那遥远的日子眺望，在你永不消失的目光中往泪水哗哗地流淌……
　　 一切的经历成为故事，对你的眷念颤巍巍地伫立在思绪的深处，每天不得不在唐上诗宋词里游弋，让干蜡烛般的日子，充实父亲干瘪瘪的心愿和亲友瘦瘦的眼睛，也为你临别时的嘱托。
　　 故乡的远山，等着我吧。
　　 4
　　
　　 那天的情景我记得非常清楚。
　　 那天是十月一日，我们国家的又一个生日。
　　 在那天的头一天，秦余粮就唠叨了一天：祥祥祥祥明天我们去看升旗吧。祥祥祥祥明天早上我们去看升旗吧……
　　 这里看升旗虽比不上在北京天安门看升旗那么来劲，但这里是我国改革开放的窗口，看升旗也特别有意义呀。去吧去吧。我说。
　　 那天早上，我们六点钟就起了床。我们用一个空矿泉水瓶子装满了满满一瓶凉开水，再带上六个馒头，就上了路。我们是骑自行车去的。我和秦余粮，我们一人一辆自行车。我们的自行车都是花50元钱在旧货市场买的旧车，买回来后，秦余粮彻彻底底地修整了一遍，骑着就很舒服了。我们那时住在梅沙片区，要骑到城中心的广场最少得一个小时。一路上都很顺利，我们到达特区广场时还不到七点钟。
　　 我们在广场旁边的小树林里停了下来，吃馒头，喝开水，我们都饿了。
　　 我特意走到那个靠着树的人的跟前。我看清了他的脸。这是一张和秦余粮的脸差不多的脸。我敢肯定和秦余粮一样，他也是一个湘乡的老农民。他这么靠着树在冷冷的风里睡一宿，就是为了在第二天清晨——我们国家的生日的时候——看升旗。在这一天，他在深圳这个特区窗口，有无数的话想要说给祖国母亲听，他要把在深圳亲眼所见的日新月异告诉祖国母亲。他的双手抱在胸前，紧紧地贴住心脏的部位。他一定是觉得冷，以此抵挡一下寒风，增加一些温度。我的眼睛几乎快戳到他的脸上了。我想把他看得更清楚一些。我看到他微微闭着的眼睛，眼皮闪着幽幽的光，在轻轻地不停地跳动，似乎在告诉我他的身体的内部：神经和血液，每一根和每一滴，都在激烈地喜悦着，为那一场辉煌的升旗仪式，那一个他渴望已久终于就要实现的心愿。路灯的光透过斑驳的树叶，在他的脸上形成了一团又一团小小的柔柔的淡淡的光晕，使他的脸看上去整个就是一场梦：一个老人的童年的梦。在梦中，不知道他是否还感到冷？他的右嘴角低低地往上翘，浓密的花白的胡子在那里展示出一个回旋，有点像倒流的水。他的胡子真的像水，在树的暗影中，汪汪地沁沁地亮着。绝对的、他的胡子就是一泓清泉。不知不觉之间，我的鼻尖已经碰上了他的鼻尖。我感到他的鼻尖非常软，有一种饴糖的滑滑的甜蜜蜜的黏性。我被他给粘住了。我一惊，一挣。他就醒了过来。他的眼睛嗖地睁开，目光定定地看着我。我遭到电击一般浑身一颤。我认出他原来是秦余粮。
　　 见我有些不知所措地傻乎乎地呆着，秦余粮便牵住了我的手。他领着我熟练地穿过那些躺着和坐着的人中间，一点也没有碰着他们。
　　 我发现那些人，他们的身体底下就铺着几张报纸。他们身上的衣服也不是很厚。有一个大约14岁的小男孩背靠路灯，坐着看一本很厚的书，奇异的是在如此的十月一日的晨风中，他的额头上竟然有几颗亮晶晶的汗珠。它们在不太亮的路灯下闪闪发光。我在那个小男孩的脸上看到了我的眼睛。
　　 我的眼睛除了有涟水河的水之外，每一只里还有一块涟水河岸边的石头。原来，那个男孩竟然就是十四岁的我自己。我似乎明白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同时，我也理解了刚才的那个秦余粮。
　　 天啊！我轻轻地叫了一声。
　　 升旗仪式在我们的热切的盼望中，终于开始了。这是我们在电视里看到的北京天安门广场升旗的场景。
　　 天还不太亮，仍然是灰蒙蒙的。那时候大约是七点半钟吧，高空中满天的星星不见了，广场上，旗杆的四周已经挤满了看升旗的外地人。他们比天空中的星星还要多得多，挤得里三层外三层的；老人、孩子、妇女以及青年人和中年人，还有一些外国人。层里层的人有的蹲下了身子，有的干脆就盘腿坐在了地上。军乐队演奏的国歌声中，一队整齐的士兵迈着正步走了出来。走在最前面的那个双手捧着鲜艳的五星红旗，紧随其后的则扛着枪，看上去一个一个全都有凛凛然洗洗然坦坦然和慨慨然的威风，似乎天塌下来了他们的任何一个人只要一伸手就能托住。这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这是我(所有这些各地赶来到广场看升旗仪式的人)盼望了一生的时刻。我们中的许多人，也许这一生中只能看上一次，从此再也没有机会了。要知道，这样的事，根本就是一般老百姓不能随便看到想到的。
　　 就说秦余粮吧，如果不是他的儿子秦小东先在深圳工作，又在深圳失恋然后又在深圳遭遇车祸，死了，他能来这里看升旗吗？来深圳，这是他以前想都没有想过的事，不敢这样去想啊。深圳是一个湘乡农村农民想来就来，想去就去的地方吗？
　　 秦余粮的家就在湘乡潭市的涟水河边上，进城只需花3元钱就行了，公共汽车每10分钟一班，而且还是两边对开，特别方便，车票也不多，可是他要进一次城都反复考虑。首先，进城去干什么，无事闲逗，那不是一个农民的作为；其次，往返一趟光车票就得花六块钱，假若再上一次厕所，还得花两毛钱；假若饿了哩，渴了哩，那就更得花钱；最重要的是进城不仅白花了钱而且还浪费了家里的工。一个农民，他总得肩膀上扛着一把锄头天天去地里转转，东看看，西瞧瞧，地里是永远有活儿的，地里的活天天做不完。城，他是进的。城，就在他家的对面，时时刻刻分分秒秒都能看到，如果想看到的话。秦余粮进城去不是为了看城。更不是为了闲逗，秦余粮进城都是去卖菜的。再说像湘乡那样一个小城市有什么看头和逗头呢？是的，我承认。湘乡的美丽来自东台山，还有那条美丽的涟水河。这两样，就使得湘乡美丽。一个地方即使再好，没有一条河，那种好也是白好。没有河，人如果愁了烦了有事想不开了，上哪儿去清洗心灵和头脑呢？我是一个离不开河的人。这一点，秦余粮和我相同，所以流落长沙后，秦余粮把他的家安在了深圳一条肮脏的排泄沟边上。因为在深圳，你根本找不到一条干净的河。深圳虽然美丽，卫生环境不错。但离我们这些人却是很远，像是在公园里。像秦余粮和我这样的人是不敢进的，更别说上那儿安家了。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都是在涟水河边和垃圾堆上度过的。我的身体一半是干净的一半是肮脏的，我的生命也是如此，因此，我能在垃圾包围下写散文和小说。
　　 那个时候，当我和秦余粮，以及其他许多人，我们在十月一日凌晨约七点半钟的深圳的宽阔无边的秋风中，围绕在特区广场上的旗杆旁，仰望五星红旗迎风升起且随风招展的时候，我们的心里只有崇高、爱和美。一切的不幸和苦难，我们都忘了。升起且招展的五星红旗映红且闪烁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和脸。我把心里对祖国对特区的爱写在了我们的脸上。那爱是崇高的美的，没有私欲和杂念。
　　 看了升旗仪式后，我们又在特区广场上呆了近半个小时。
　　 特区广场上的人越来越多了。许多来晚了没有赶上看升旗仪式的脸上既深刻又激烈地写着失望和后悔：怎么就晚了呢？他们有些想不明白。他们已经把建这里看成天安门广场。不，他们认为这里是天安门广场。他们中有些人也许那天就得离开深圳，车票或者机票都买好了。家里或者单位里有重要的事，必须回去。今后，还有没有机会再来深圳还是一个问题。唉，怎么就晚了呢？而那些看了升旗仪式的人，他们的脸上很得意地写着自豪。他们很清楚，这，也许在他们的生命中只有一次。一生的爱一次释放出来，是那样的强烈，简直隐忍不住，像火山一样一个劲儿地喷射。直到那时许多人的心都还在丁丁当当乒乒乓乓轰轰隆隆乱跳个不停，有的在眼睛中跳，有的在手里跳，有的干脆在广场红色大理石铺就的地面上跳；有的甚至跟着红旗在广场的半空中跳，它们跳着跳着就跳到天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