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夹板子(散文)
一、夹板子
对夹板子,农村人应该是熟悉的,尤其是车老板子。夹板子通常和套包配套使用。它是马或驴、骡等牲口拉车或拉犁时夹在脖颈上的工具。
夹板子,是两根圆木中间打眼穿绳套,两根圆木,要长短一致,粗细均匀,一般是买现成的,因为手工制作,合适的圆木很难找到,特别是凿眼儿,要左右相当,不能走了板眼。使用时,夹住牲口的两肩。这之前,要先把套包套在牲口的肩上,使夹板不直接摩擦牲口的两肩,套包既能保护牲口,又能使牲口在拉车或拉犁时用上更大的力气。
夹板子是牲口拉车或耕地时的重要工具,也是较为残忍的工具。拉车或耕地时,两个板子夹在脖颈上,在老板子的挥鞭抽打之下,要拼命地往前拉,那叫“负重前行”啊!有时,道路泥泞,车打误了,在老板子扬鞭催打下,驾辕的牲口,因为死命地往前拉,都能把固定在夹板上的皮条拉断,造成牲口蹿辕子,车扑辕子,以致会把端坐在车上老板子从车上张下来了,大鞭杆子压折了,有时老板子都容易丧命。
一年四季,最辛苦的是拉车和耕地的牲口了。送粪、耕地、秋收、送公粮……起早贪黑地劳作。忙了一天,收工来家,卸下夹板子,才发现,通身是汗的牲口脖颈上早已磨出了殷红的鲜血。
生产队的车老板子,高焕最能驯服烈马,他一鞭子下去,马的要害处一条血淋子,不管什么样的烈马,他几鞭子下去,这马便会服服帖帖了。为了降服烈马,他通常把马套上夹板子,套上车,然后再把马缰绳拴在电线杆子上教训,那皮鞭子噼啪山响,马身上的伤痕一道道。不过,谁都知道,他鞭子下的马,谁都使唤不了,别看在他鞭下服服帖帖,一旦别人套上拉车或耕地,那是干嗷喽不动地方,扬鞭子也没用,因为换个人手,你的鞭子没高焕的力度。有句话叫做“恶鬼怕恶人”,牲口也怕心狠手辣的车老板子。
分队前,马是主要的劳动力。记忆中,沉甸甸的秋天,就是靠戴着夹板子的马一车车一趟趟搬运回屯子的,场院里被山一样的一垛垛、一堆堆挤满了。
我见过马拉车把套拉断马蹿辕子把马腿别折了的惊险场面,也见过驴车车轱辘进沟驴跪在地上拉车那让人震撼的一幕。然而,牲口脖颈上那副枷锁啊,却始终如同双节棍,生死相依,默默无语。是谁发明了夹板子?已无从考证。夹板子,这伴随着牲口的一声的伤痛与桎梏啊!
夹板子,属于牲口,因为它适合于牲口更好地拉车或耕地;也属于老板子,属于老板子的鞭子。当然,它也应该属于农民,因为它一直是农民们赖以生存的命根子。
二、生产队
如今,许多人都爱吃农家饭,这类饭店的生意也确实不错。有一次出差,我就去过一家农家饭馆,感觉很新鲜的是:那些个雅间还在使用人民公社时的称呼。见一间门上写着“小部队”,我把老板叫过来说应该是“小队部”。
“小队部”也就是当时的生产队,也叫小队。生产队是1958年大跃进农村成立人民公社后才有这个说法的。人民公社下分大队,大队下分生产队。其实,那时的生产队也没有队部,也就是说生产队的组织机构没有办公室。只有大队有队部叫大队部,就是今天的村委会办公室。而生产队开会,通常是临时找个地方,有时在饲养室(也叫更房子),有时也选在住房宽敞的人家。
生产队作为大队下边的一个基层的集体,就像一个完整的大家庭。在生产队,所有社员(就是劳力,也就是现在的村民)都听从生产队长的领导。生产队设有队长、副队长、妇女队长、会计、出纳员、保管员、饲养员等。在这个集体中,队长在劳动上享有一定的特权,虽然有时也拿着劳动工具和社员(就是现在的村民)一起劳动,但只是象征性的;而副队长(也叫领工队长)就不同了,他首先具备和掌握各种农活的技能,按农村的老话说是个很好的庄稼把式,主要是带领社员劳作在田间,指导社员劳动技能,监督社员劳动质量。妇女队长在生产队里也起到一定的作用,除了组织妇女们参加生产队一些辅助性的劳动外,有时也要组织一线妇女和男社员干一样的活儿。生产队的会计,是生产队的老管家,是管账的,年终所有的收益都是经过他核算出来的。出纳员是生产队管钱的,生产队的所有收入也包括副业收入都由他掌管。保管员一般是由最认真的人担当,他具体负责保管生产队的仓库和所有农具。饲养员负责饲养队里牲口,一般是年岁大的社员担任。
在生产队,工分是衡量劳动强度或劳动量的重要指标,也是当时最敏感的概念,其工分多少直接关系到家庭的粮食收入和生活水平的高低。那时,一个劳动力劳动一天记工分10分,半劳力记工分7分,未成年人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记工分5分。生产队分配粮食就按一家人全年的工分总值计算,工分多的分得多,工分少的分得少。也有些少量的农产品,为省去按工分分配的麻烦而按人口分。
在当时,生产队与其说是个生产单位,不如说是个执行政治任务的集体。当时的一切工作都是为革命服务。上边叫你种什么,你就得种什么,那怕这个品种根本不适应你这里的气候和条件。社员们种田也没有什么积极性,因为庄稼长得好不好、秋后收成如何,都是大家的事,跟自己的关系不是很大。社员们心里没什么负担,因此,干活时也都是有说有笑,很难感受到劳动的特别艰辛;只是那时的活总是干不完,只要不是遇到阴雨天,几乎没有一天的闲时候。
大冬天也闲不着,队长还经常组织社员外出拉脚挣钱,实在没啥活了也坚持让社员在屯子里捡粪积肥,甚而抡起镐头整天刨大粪堆儿,往地里送粪,记忆中,社员也就年前年后能歇上几天。即便这样,社员干了一年,也没什么收入。年终结算(也叫分红)时,集中到会计家签字按章。劳力少的,或是没劳力的职工户,就要花钱买口粮,买不起就打欠条,转账到下一年,所谓旧账未还又添新账;劳力多的,工分挣得多,不欠队里的,但分红时也分不到几个钱。总而言之,那年月,大家伙是一块儿穷啊!
当然,生产队长家要比社员家好过一点。一队之长,权力最大。最起码,队长一句话,让谁干啥就得去干啥。队长的家属还有他的亲戚一般都能干上好活。给上级来的干部做饭,大都是队长老婆来做。用公家的米和柴,既烧了自家的炕,还落下泔水,剩下的饭菜自然也不上缴自家大人孩子一起享用,还要记工分,但没法,谁叫人家男人当队长有权。所以,说起生产队那会儿,认为那时的大小干部怎么怎么廉洁,其实也不尽然。
上世纪80年代初,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生产队变成村民组,队长改叫组长了。生产队的大锅饭,被分田到户的“单干”取代,农民有了土地经营自主权后,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昔日的穷社员,总算走上了勤劳的致富之路。自然,当年的生产队也就成为了历史的产物和我们曾经的记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