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我们觉得这可能是杜老师是村里唯一公办老师的缘故。守家在地，靠泥土和山坡生活的人多数不识字，没文化，但都知道学文化重要，更清楚供养自家孩子上学的终极目的。尊重老师，是想老师尽心教好自家孩子，自己孩子好有出息；至于杜老师的一贯脸色，农人们觉得，人家是老师，一个月工资都比自己一年收入多。当然有资格对人爱理不理。
　　 我们不仅尊敬杜老师，还特别怕他。杜老师经常劈头盖脸地呵斥我们。有时候我们做得对，他不表扬；做错了，也不当场呵斥。常常在下课时间，我们正在校园里尘土狼烟地玩得高兴，杜老师平地冒出，一声断喝，把我们吓得魂都没了，呆怔怔地看着他。杜老师见我们都静下来了，嘴巴嘬住过滤嘴香烟狠狠吸一口，然后用两根被烟熏得焦黄的手指头夹住烟屁股，食指使劲一弹，赤裸的过滤嘴飞跃而起，在空中划出一道冒烟的弧线，落在不远处。吐一口唾液，然后大声呵斥说：你们自己说说，我教你们这些不成器的学生有啥用？整天就知道个玩啊玩，一个个不在学习上用功，就知道在嬉笑打闹上你追我赶，白吃家里的饭，白花爹娘的钱，都是大混蛋！
　　 久而久之，我们意外发现，凡杜老师无故发火，肯定是在家里受了憋屈，对着老婆不敢发，只能到学校找我们撒气。再后来，我们从大人们嘴里得知，杜老师的老婆是乡长的亲妹子。前几年民办转公办，全乡十多个就杜老师独一个儿赶上了趟。到这时，我们才恍然大悟，也深刻理解了杜老师无故发火的因由，心里也有些同情他。他再骂，我们就关住耳朵听着，他转身离开，就再继续疯玩。小学三年级开学，杜爱民就加入了进来。每次上课，杜爱民都举着长颈鹿脑袋认真听，我们写作业他也低头在纸上用功。可每次考试，杜爱民无一例外地用超级恐龙蛋回报他做老师的父亲。杜老师恨铁不成钢，白天黑夜教，杜爱民也还是不知道36乘以21等于多少，也不知道“鬼子”的“鬼”到底怎么写。
　　 自己孩子不争气，甚至还不如我们这些爹娘都是一脸尘土的学生，杜老师的沮丧和失望可想而知。有几次，一个要好的同学私下嘀咕说，要是俺爹是老师，我肯定能考全班第一！我们几个冷笑三声，嘲笑他说，就你那榆木疙瘩脑袋，别说爹是老师，就是娘也是老师，肯定也是一个烧不开的泥茶壶！尽管这样说，但在心里也想过，假若自己是杜爱民多好，爹是老师，可以学习好，舅舅是乡长，走到哪儿人都得巴着脸向上看……这是我们最伤心的一件心病。那时候，我还不知道爹娘的苦难，以及出身农门的坚韧与善良。这当然不是说杜老师狐假虎威。那时候我们尽管小，可也知道，这一切都不怪杜老师甚至他当乡长的大舅哥，所有的俗世荣耀和尊重，不是他们要的，而是像我们父母那样的人主动赠予他的。
　　 一场雪后，再开学，杜爱民个子忽然又蹿高了几个厘米，站在我们中间，就像是一头长颈鹿和一群羊。他自己可能也觉得不好意思，主动坐在最后一排。下课，也等其他同学都出去了，他才摇晃着迈出教室门槛。有几次，杜爱民刚出教室，就被站在教室门侧抽烟的杜老师叫到了自己办公室。门是关着的，听不清里面的声音。但从语气可以判断出杜老师正在发火。几分钟后，门开了，杜爱民细如春天柳枝的身子忽悠一下，从他爹的办公室转到教室里。通常，我们进教室，无意看到杜爱民，发现他总是把腰背弄成一张弓，侧着脸趴在桌子上。
　　 五月，乡村的麦子大面积成熟，我们也有了升级考试的压力。测试成绩一出，大家都正襟危坐，听杜老师宣布各自的成绩。听了半天，每个学生都念到了，就差杜爱民。杜老师先是在讲台上低着头走了两圈，然后又“蹦”出了教室，在院子里转了两分钟左右，再风一样旋进来，干咳几声，三角眼怒箭箭地射向杜爱民，怒吼说，杜爱民，赶紧滚，跟你娘下地割麦子，再不要给老子丢人现眼！
　　 杜爱民一声没吭，把桌上的书本装进书包，大摇大摆地走到讲台前，正要出门，一直眼睛喷火的杜老师突然冲到杜爱民跟前，抬起脚，朝杜爱民屁股上狠踢了几脚。杜爱民可能也怒了，回头盯着比自己稍微矮一点的杜老师，鼻孔里的粗气好像鼓风机。我们都吓呆了，大气不敢出，也不知道该咋办。幸好，和杜老师对峙了几十秒钟后，杜爱民转身快步走出教室，然后上了马路。怔在原地的杜老师仍旧大口喘着粗气，眼睛盯着渐去渐远的杜爱民，然后转身，上到讲台上，抓起一张卷子，狠狠地撕扯了一顿，又冲到教室门口，使劲儿扬了出去。
　　
　　 【女老师】
　　 进校园，感觉就有些异常，很特别，但一时又说不清楚。院子里的核桃树叶子开始泛黄，一枚枚往下掉；先前满树的核桃也早被人摘下，洗干净，卖给了大小贩子。在教室收拾好东西，再参与搞卫生。我和另一个同学一人提了木棍，一人提着水桶，晃晃悠悠往河沟走。到校门口，忽然听到一阵咯咯咯的笑声。这笑声明显发自女性，这在我们属于穷乡僻壤的石盆中学，史上从没出现过如此叫人耳朵叮当作响的笑声。忍不住扭头张望，只见一个二十来岁的女的，上身一件红色运动衣，下身一件蓝裤子，头上翘着一根马尾巴，正从张校长房间出来。
　　 我“咦”一声，那位同学也“咦”了一声，然后眼睛不约而同对在一起，并一齐收住脚步。俩人脸上的惊异要是刮下来，估计得有两斤多重。我首先迈开腿，扛着木棍摇头摆脑地下了小路。另一个同学也提着吱扭乱响的铁水桶走了下来。在河边舀水的时候，我俩先就那位女子的来历和目的进行了一番猜测，最终达成一致意见，即，我们这所从来都是粗嗓门大嘴巴占主导地位的边远乡村中学，不可能有女教师入驻并任教。俩人信心满满地抬着一桶水刚进教室，素有嘴似机关枪，牙如石英石之称的白和平就把臭嘴凑上来说，你俩傻货知道不，咱校又来了一个女老师！那个漂亮啊，恁全村闺女加起来也不如人家的一根汗毛！
　　 要是搁在平常，对白和平这番话，我起码要给予坚决彻底的回击和痛击，让他嘴张千回也说不出一句话。可在那时候，我全然淡漠了白和平对我们全村闺女们的嘲讽，看了看一起抬水的同学，再看看白和平红柿子一样的鼻子，说，真的，这是真的？白和平哈哈笑着站起身，一脸得意地看着我们说，瞧瞧，就你俩抬水的还不知道吧？如此重大消息，还不叩谢隆恩？我说叩你个猪头啊，我们一开始就发现了，你这是马后炮、倒栽葱，你应当向俺俩叩谢皇上大恩才是！白和平眨巴了几下眼睛，哼了一声，转身，拿着抹布狠狠擦起桌子来。
　　 下午有生理卫生、生物和地理课。我们在课桌上昏睡了一个中午，正在迷迷瞪瞪，忽然听到一声清脆的“同学们好！”一下子就把歪斜的脑袋旗杆一样竖了起来。几十双大小不一，明暗不定的眼睛一齐射向讲台。只见讲台上一个女子，穿着一身蓝西装，保留了马尾辫，脸白得可以当纸用，小巧的鼻梁上横着一架蓝边眼镜。“哇”，我们几乎异口同声，发出赞叹，然后才恍然大悟，参差不齐地喊了一声老师好。女老师笑笑，开始自我介绍，一边说一边在黑板上写下“段玉英”三字。
　　 下午放学，还没到家，乡亲遇到我们就问：听说你们学校来了个女老师？我们说：可不就是的！语气里充满了莫名的兴奋和自豪，仿佛来了一个女老师，我们的中学就成全国重点一样。有几次，白和平等人也举着一脸兴奋说，我最喜欢段老师的课了；并且说，听段老师讲课，就像是喝蜂蜜水，甜得听不到下课铃响。我们笑话他说，还以为你找不到茅房，拉裤子里了呢？白和平歪着脑袋说，你们这些没意思的人，就是不知道个好歹，说正经的，你们胡扯；胡扯的，你们偏偏要装成个人，没意思，不好玩。我们反击他说，不好玩，有本事你别和我们玩啊，上牙对下牙，谁怕谁！
　　 其实，我的心情也和白和平一样，特别喜欢段老师讲课。段老师声音细柔，好像夜里的小河水，有一种说不出但能明确感觉到的韵味。尤其是她那态度，与粗枝大叶，靠粉笔头、书脊和大声吼叫为主要特征的男老师比起来，一个是水泊梁山，一个是红楼一梦。
　　 很快，我们就意识到，段老师可能会遇到一个难题，即生理卫生课当中男女生殖器构造那一节。白和平等人“认为”，段老师是城里人，思想观念超前，肯定会讲。我们几个断定，段老师就是北京城里的，也会把那一节翻过不讲。两派意见争执不下，最终决定，要是段老师讲了，我们给白和平等人买一包方便面。如我们说对了，他们则给我们每人买一包。
　　 秋天随着风的力度而逐渐扩大和加深，忽有一日，早上起来，满山坡都是白的。白和平说那像白糖，还趴在地上用舌尖舔了一下。往学校路上，白和平向我暴露了他的一个秘密。他说他早就翻看了生理卫生课本当中那一节，还有图，挺好看。以前问爹娘自己从哪里来的，娘一直说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要不就是在大马路上捡来的。长大后，他觉得只有孙悟空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其他人不可能。假如真的是马路上捡来的，爹娘不会对他这么好。看了生理卫生课本上的那一节，他觉得很神奇，也忽然明白了很多。有一个中午，他趴在学校背后的玉米地里，悄悄地往女生厕所看。
　　 我大惊，虽然那时候不知道这叫偷窥，但觉得不好，同时又觉得新奇。就追着问白和平看到啥了？白和平支支吾吾地说，啥也没看到，就俩白屁股，和咱的没啥两样。快到学校时候，白和平叮嘱我说，这事打死都不能说出去。一说出去，他这辈子就完了。我说我绝对是一顶一、二顶二的革命英雄，坐老虎凳、灌辣椒水，竹签扎指头也不会出卖朋友！白和平拍了拍我的肩膀，又说，哥们，好好给俺保守这个秘密，明天，我把俺家最好的板栗炒熟了给你带来。
　　 终于要讲那一节了，我们格外兴奋，早早坐好，眼睛盯着教室门，盼着段老师早点出现。可等了几分钟，段老师没来。教英语的黄老师来了。站在讲台上，他说，段老师家里有点事，请假回去了，这一课由他暂时顶替一下。我们一听，一个个像蔫了的葫芦，心里的失望，好像大冬天喝了三瓢凉水。
　　 越来越天寒地冻，枯败的乡野在严酷的冬季显示出大地与事物最绝情的一面。因为距离学校路程远，我们都在亲戚家寻空闲的房子住下，也像附近村里的同学一样参加早读和晚自习。有天早上，我和白和平拿着书本到教室背后的土坡上去朗读，途经连成一排的教师办公室兼宿舍时，无意中看到黄老师和段老师使劲抱在一起亲吻。我和白和平赶紧猫下腰，轻手轻脚地溜了过去。
　　 黄老师也是二十多岁，还没对象，追段老师算正常“课业”，无可厚非。我和白和平说好，谁也不能把这件事讲出去，除非毕业以后。可还没等到我们毕业，黄老师就调回了市七中任教。次年，段老师也回到了市里中学当老师。我们黯然了一些日子，也就中学毕业了。辍学的辍学，上学的各奔各校。高一年级时的秋天，我从市里回家，走到原来的中学外面，忍不住看了几眼，看到一个怀里抱着孩子的年轻妇女，正坐在办公室兼宿舍门口朝这边看。我急忙收回目光。低头一想，觉得那位妇女似曾相识，但一时又想不起是谁。
　　 快到家时候，忽然想起，那年轻妇女就是段玉英老师。
　　 段老师不是调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呢？而且还抱着孩子，是他和黄老师的吗？这些问题，在我脑子里盘旋了几天，最终就被繁重的课业代替了。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段老师的爱人到底是不是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