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后，内山完造被选为日中友好协会理事长，三次代表友协访华。1959年9月内山完造应邀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十周年庆典来华，20日突发脑溢血在北京去世，他与前妻美喜子同葬于上海万国公墓。所以现在的千爱里3号和山阴路口工商银行的大门边，分别挂着“内山完造故居”和“内山书店原址”的标牌。看到这些牌子，就会想起“内山书店”和他的积极向上的友好为人，是他用行动架起了一条中日人民间的友好桥梁。
　　 山阴路145弄2号，是一排灰色拉毛墙的三层建筑。这里曾居住过另一位著名日本友人尾崎秀实。尾崎秀实1901年生于台湾，由于其父的汉学功力颇深，尾崎从小喜欢上了中文。他在尾崎大学毕业后，成为东京《朝日新闻》社的一名记者，1928年至1932年任该报驻上海的特派员。他在上海结识了许多中国左翼文化人士，特别是在山阴路居住时，与左翼作家鲁迅经常晤面。1931年，尾崎秀实将日本左翼记者山上正义翻译的日文版鲁迅《阿Q正传》一书从日本带来上海赠予鲁迅。1934年，他把自己翻译的史沫特莱的自传体长篇小说《大地的女儿》赠予鲁迅。主人公史沫特莱1890年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北部一个贫苦家庭。小时候学业时断时续。先后肄业于亚利桑那州的坦佩师范学校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当过侍女、烟厂工人和报刊推销员。她曾为《呼声》等杂志写稿。后来成为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和社会活动家，她是一位杰出的与众不同的女性。史沫特莱是1928年底来华，这期间完成了她的自传体大作《大地的女儿》，之后在中国居住12年。抗战初、中期，她亲眼目睹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写出了许多正义之作，向世界发出了正义的声音，被公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最佳战地报告文学著作者之一。所以尾崎翻译她的书也是一种友谊见证，他也是山阴路上传播正义声音的日本友人。
　　 当年，鲁迅先生非常重视版画。特别是鲁迅在从北京到达上海后，曾一度收集世界各国的版画作品，从而力推国内木刻艺术的发展。在内山完造建议下，两人一起合作举办了“世界版画展览会”。1933年10月14至15日，鲁迅和内山完造一起举办了第二次“现代作家木刻画展览会”，会场就设在山阴路的千爱里。展览会上展出了德国、苏联、捷克、阿拉伯、荷兰、匈牙利等国木刻作品64幅，这对推动我国当时的版画发展是功不可没的。
　　 山阴路165弄17号二楼是大道剧社的旧址。剧社1931年成立于上海。大道剧社是左翼戏剧家联盟直接领导的剧团，参加人员有田汉、辛汉文、周伯勋、郑君里、安娥等。当时演出田汉编写的反映抗日战争的有《乱钟》、《解放》等剧。骨干社员遍及上海各学校，后来又先后演出了《洪水》、《梁上君子》、《街头人》等，在上海反响很大。“九一八”期间，剧团以活报剧等形式，广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剧社还参加对前线战士、医院伤兵的慰问演出。直到1938年才停止活动，在中国剧团史上留下了闪光一页。
　　 山阴路216弄2号陶晶孙旧居。三十年代中期定居在山阴路，他是中国木偶戏创始人之一。陶晶孙是江苏无锡市人。 1906年随父亲去日本，在日本读完小学、中学和大学，1919年在九州帝国大学学医学。1921年7月参与发起成立创造社，在《创造季刊》等刊物上发表小说、戏剧和译文，大力提倡“木人戏”。
　　 1925年，他创作的《音乐会小曲》就是他最著名的小说，被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其作品语言异国风味很浓，有艺术至上倾向，1927年从日本回中国，一度主编《大众文艺》和《学艺》杂志。说起来也很有意思，陶晶孙的妻子就是郭沫若妻子佐藤富子的妹妹佐藤操，后来佐藤操改名为陶弥丽。他们一到上海就落脚在虹口。1930年3月2日加入“左联”。在此期间，他一面进行医学研究，一面从事文学活动，并积极投身于新兴文学革命的洪流。这一时期他与鲁迅、茅盾常有会晤交往。他的才能是多方面的。在小说、戏剧、音乐、美术和戏剧的导演、照明、效果等方面都有一定造诣，对医学、天文、建筑均有很深研究，精通日文和德文……
　　 山阴路192弄53号是著名编辑家、作家，翻译家、出版家赵家璧曾居住的地方。赵家璧，1908年10月27日生於上海松江。曾在光华大学附中时主编《晨曦》季刊。大学时期，为良友图书印刷公司主编《中国学生》。1932年在光华大学英国文学系毕业后，进良友图书印刷公司任编辑、主任。其间结识鲁迅、郑伯奇等左翼作家，陆续主编《一角丛书》、《良友文学丛书》等，以装帧讲究而闻名。1936年赵家璧在不满30岁时，就已向鲁迅、胡适等名家开始约稿，邀请他们为良友图书公司编辑十卷本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蔡元培、胡适、鲁迅、茅盾、郑伯奇、郁达夫、周作人、朱自清、洪深、郑振铎和阿英，新文学初期最重要的作家几乎全都在列，赵家璧当年所做的几乎可以说是知识分子对“五四”新文学传统的第一次有意识的集体整合，他对文学的贡献是功不可没的。
　　 山阴路132弄9号鲁迅家隔壁的8号，住着号称“红色小开”谢旦如。谢旦如1904年3月出生，上海市人。其父谢敏甫是清代举人，家中世代经商，在上海拥有福源、福德、福康钱庄，家资万贯，是钱庄老板。谢旦如15岁那年进福源钱庄当学徒实习。他与钱庄里爱好新文学的进步青年应修人、许元启、徐耕阡等创办“上海通信图书馆”，推荐进步书籍、传播新思想，免费借给各地读者。早年先后就读于惠灵英文专科学校，后来加入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颇有影响的“湖畔诗社”，积极参与诗社活动，写成《苜蓿花》。共同的理想信念，谢旦如还和应修人、冯雪峰等成为亲密朋友。1923年考入南方大学，1925年转入国民大学，获学士学位。出版进步诗集和刊物；参加“自由运动大同盟”和“左联”活动；在白色恐怖十分严重的情况下，谢旦如利用有利身份出版“左联”刊物，他与鲁迅、瞿秋白等都常有交往，非常熟悉。他曾经让瞿秋白夫妇隐居在他的住处，敌人做梦也想不到，他们通缉的瞿秋白，竟然藏身于上海滩有名的“小开”家中。瞿秋白隐居谢家期间，与鲁迅、冯雪峰等人共同领导了“左联”和革命文学运动，为“左联”刊物写了许多文章，翻译了不少介绍苏联革命的文学作品。瞿秋白搬入亭子间时，他曾送给瞿秋白一张特殊的书桌。后来瞿秋白离开上海时，将这张书桌转送给了鲁迅，这张书桌成为了鲁迅故居珍贵的展品。
　　 谢旦如还保存了方志敏、瞿秋白的许多文稿，为地下党和进步文艺界人士做联络等，他后来又协助许广平编辑鲁迅翻译的《译丛补》及《鲁迅全集》的出版；被赞誉为 “红色小开”——谢旦如。1957年5月，谢旦如担任鲁迅纪念馆副馆长直到1962年9月逝世。
　　 靠近山阴路内山书店原来有个牙科诊所，是日本友人奥田杏花开设的，他也是鲁迅先生当年的好友。现存鲁迅纪念馆的鲁迅石膏面模，就是鲁迅逝世的当天，由奥田杏花先生翻制的，由于翻制技术精湛，面模上皮肤纹理清晰，汗毛、胡须、眉毛历历在现，上面粘有20根胡子，2根眉毛，这是鲁迅先生留下的惟一活体资料。可惜，由于后来牙科诊所几经变迁，现只存地址无室可览。
　　 山阴路花园里6号，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设计者曾联松的故居；上世纪三十年代，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七君子”领头人沈钧儒曾居住在山阴路恒盛里12号；山阴路四达里曾住过当年的左翼文学青年沙汀；兴业坊曾居住过上海音乐学院教授盛中华。他的哥哥盛中国被世界音乐界权威人士誉为“中国梅纽因斯”的小提琴家；山阴路的青庄里是刘良模的旧居，他在全国第一届政协会上和几位委员向大会联合提出：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的建议获得通过；山阴路208弄的大陆新村最后一排弄堂和曙光村中间进几十米就是文华别墅。这里的18号曾是黄炎培次子黄竞武烈士的故居……
　　 山阴路是个历史文化名人和精英会聚的地方，同时也是城市建筑形态最丰富、最多的一个区域。现在，经过修饰后的山阴路是清水红砖，红瓦屋顶的楼房鳞次栉比，细数建筑类型有22种，包括新、老式里弄，单体、连体别墅，公寓、排楼等，尤其是一排十多幢百年历史的仿英式红砖建筑，在上海已不多见。名人别墅前的花园绿草如茵，秋花盛开，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看到这些，又会浮想联翩。
　　 下午，山阴路的秋色显得有点浓重，树丛里响着最后的蝉鸣，秋风摇曳的梧桐，偶有金黄的落叶飘飞，就像金色的大蝴蝶，充满着诗情画意。据一位坐在太阳下晒背的老者介绍：山阴路的住户，老一辈的几乎大多作古，年轻一代则大多随着工作迁居，如今留守在山阴路能够了解的，大多是退休了和年事已高的老人，他们在时代的变化中依然固守着山阴路的住宅，并且把他当作自己的荣耀。
　　 可不是吗？一座城市拥有一处文化宝地，就是一种深沉的文化底蕴和骄傲。历史的悠久催生人生浓烈的回味。山阴路上的中外名人故居，和鲁迅先生的人脉和缘份紧密相连，浸染了一个时代的文化灵气，展现了鲁迅精神的伟大和左翼新文化的风采，他们连接得紧密，是怎么也割不断的。我看到山阴路上各式各样的楼，虽然已经几易主人，但那些用水泥拉毛的墙上，无数的绉纹凝结成历史的记印，印证了山阴路在历史风雨中曾经演绎的坚强，它告诉我们：建筑物也是有感情的，它们用特殊的语言和方式在追忆曾经居住过的主人，特别是以鲁迅先生为代表的一代历史文化名人！
　　 啊！山阴路，一条飘扬着左翼文化旗帜的路！一条闪耀着历史文化名人风范的路！
　　
　　 2010年10月初稿，2015年10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