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祖父】
　　
　　 曾祖父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去世时，享年八十九岁。那年我二十岁。自幼从别人嘴里听到过许多关于他的故事。曾祖父手巧，脑子灵，农村里凡是称为“匠”的手艺他都会。有些是生存所迫学来的，有些是无师自通。如常见的木匠、篾匠、石匠、泥水匠、铁匠，还会盖屋建房、自配炸药开山炸石、制造烟花爆竹、土地雷、土炸弹、老式土枪，据说还学过骟牛马。十七八的时候，家中逃来一位犯了命案的拳师，还教过他三年的拳脚功夫。曾祖父一生百能百巧，却清贫一世。他是地方旺族江氏门中的女婿，也做过民国后期政权飘摇时期的保长。但奇怪的是，新中国的任何一次政治运动都沒有整治过他。究其原因，地方的老人们都说，他当保长，纯是因势所迫，从无劣行。倒是爷爷和二爷，因参加了地方的保安团，挎过几年洋枪，解放后都遭了劫难。
　　 贫穷的曾祖父能娶当地大户江氏的闺女，颇有些传奇。说是有一天，他背着一背篓粮食路过江家大院，江氏四弟兄拦住他索要之前欠人家的赌债。曾祖父无钱还债，或是言语冲突，便动了拳脚。曾祖父一人撂倒了四人。此情此景正好被江家的长辈看到。江家当时有人在县里做官，有人在区上做官，广有田产，红极一时，且拥有家族武装。在那个狼烟四起、内忧外患的时代，正是用人之际，江家便把曾祖父拢络到门下。曾祖父的拳脚功夫我不曾亲眼见过，在我的记忆里，他不过是个满面沟壑的老头，一抹花白的胡子，不下地干活时，经常捧着只黄铜的水烟袋，咕嘟咕嘟地吸水烟，与村庄里所有七老八十的老人一样，弯腰弓背，走路慢腾腾，说话慢腾腾。并没有丝毫的特别之处。但幼时听过外祖父讲他的三个小故事，颇能说明其有些功夫。一说他正编打草鞋，突然听到院外鸡叫，撵出门发现一只狐狸叼走了他的鸡。曾祖父展开拳脚，一口气追至半山腰，把叼鸡的狐狸追上提溜回来了。二说正月十五村庄的花船去漫川古镇赶元宵灯会，村庄的花船与漫川的沷皮起了冲突。几十个沷皮来打砸村庄的人和船。曾祖父没费啥力就放翻了一大群沷皮。警察们赶来，曾祖父飞身上房。警察们的乱枪没伤着曾祖父的一根汗毛。还说他领着村庄的一群青壮年上潼关贩私盐。那时食盐官卖，官员层层加价，到百姓手中，奇贵无比。胆大的人就私下里领些人去遥远的潼关黄河码头挑盐，回来谋点蝇头小利。但官府既视盐为赢利之物，必在沿途各关隘设卡盘查。贩私盐者只能昼伏夜行，拣荒山小路偷偷运之。曾祖父在罗敷沟的深山密林中遭遇了抢劫的三个持枪土匪。是夜月明星稀。曾祖父指挥众人隐藏在密林中，他一人凭手中挑夫歇担用的杵，干掉了两个土匪，另一个见势不妙，跳了悬崖。孰真孰假，如今已无从考证。但外祖父讲的时候眉色飞舞，满脸尽是敬佩之色。我想，即使口口相传，细节有些添油加醋，故事的主体是有其事的。
　　 曾祖父的身体好，记得他八十岁那年，我家盖新房。干打垒的山墙，一丈八尺高，光秃秃的，他仍能在上边如履平地。他一生嗜好烟酒。烟是那把把磨得金灿灿的水烟袋，闲时不离手。酒是家酿土酒，或粮食或山上野果酿之，每晚必饮。一人独酌小四两，若与众人豪饮，据说二斤不醉。
　　
　　 【爷爷】
　　
　　 爷爷的一生都在书写着一个悲剧。他五岁丧母，十二岁开始给富人家放牛，做小长工，十六岁分家立户，只有一亩多山坡地，终年靠打短工维持生计。从曾祖父手里学会了盖房的手艺，几乎一辈子都是给周围村庄人盖房。三十九岁那年，我奶奶自缢身亡，身后留下五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最大的姑姑十四岁，最小的姑姑才六个月。爷爷无奈，把两个小的姑姑都送了人家。二十多岁时，他参加过地方的地主武装保安团，后来又加入游击队。在石窑子乡狮子尾狙击战中，他负伤回家。文革中，他的历史问题被人翻出来，定性为投机革命的历史反革命。这顶帽子爷爷整整戴了十七年，直到八四年才取掉（不是平反）。十七年荣膺反革命分子，其间所受的批斗、暴打、游乡、劳动改造、歧视以及家人所遭受的种种不幸，无法一一表述。我上小学三年级之前，也因是反革命的孙子而不能加入少先队。一个乡间农夫，一个大字不识的白丁，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哪知“革命”与“反革命”的区别，参加任何武装，也只是为了讨一口嚼谷，岂知要背负如此沉痛的代价。多少次村庄开群众大会，他被反剪双手、绳捆索绑押在主席台上批斗，而雨雪天，农人们皆家中歇息，大队罚他与几个地主富农们一起修村庄的路桥……外派远乡的劳工，几乎每次都少不了爷爷的身影。他就象一头役使的黄牛，任鞭打任唾骂任奴役。六十二岁这年，我的父亲，爷爷惟一的儿子，又抛下他和我们一家老小，直至爷爷十五年后去世，也未能见到我父亲一面。
　　 爷爷幼年丧母，中年丧妻，老来痛失爱子。他一生遭受了人生的三大不幸。但爷爷是顽强的、勤劳的，任何一次磨难都未能击倒他。他农忙种地，农闲出门做手艺，几乎没歇息过。既使是逢年过节，他闲下来在家里，也是编草鞋或收拾农具。爷爷身后没有给我们留下物质财富，但他的勤劳精神、他对待苦难的顽强意志，却是我终生享用不尽的一笔精神财富。
　　
　　
　　 【懵懂少年】
　　
　　 我自小不是个听话的孩子，因不听话，常常遭受父母的暴打。父母亲那一代人，也许是处在那个贫穷、生活缺乏希望的年代，脾气都很暴躁，与村庄其它娃娃们的父母一样，信奉“棍子头上出孝子”，时常为一点小事，就在娃娃们跟前撒气，常打得我们满屋乱窜，爷爷和嫁在本村的小姑是我挨打时的保护伞。但不是每次挨打他们都在身边。打得多了，也成了家常便饭，从心底已不再害怕，我的偏执逆反的心理从幼年就形成了。
　　 所有的长辈、包括教过我的老师们都知道，我很犟，很捣，偏执的性格也很难与同学们相处。但是，书还念得不差，初中一年级之前，几乎都是我那一级学生的前一名，小学升初中考试，作文是那级学生中最好的，令批卷录取我们的黄老师、我初一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大加赞赏。初中二年级开始接触文学作品，不久便深陷进去误了学业，初三考中专，我的成绩己从第一滑到了第七，中考自然考得一沓糊涂，录进了县办农职业中学。为此，父母很是失望。父亲常常用邻村仰氏兄弟们的榜样鞭策我。仰氏三兄弟当时都考上了大学或中专，是我那一方乡亲们口口相传的骄傲。按乡间的亲戚关系，他们兄弟与父亲是姨表兄弟，我该称他们叔叔。三兄弟中的老二叫孝顺，后来是我们县的诗人，走上文学道路之后，我和孝顺成了朋友。也是一度的文化站同事。上职业中学，不仅父母失望，自己也觉着前途黯淡，念书自然也就敷衍了事。可能所有的职业中学都患同一种绝症，校风乱，管理粗放。在这样的环境中，恰好为我提供了大量阅读文学作品的机会。我上职中是一九八三年秋，那正是文革后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各流派的作家们以排山倒海的气势活跃着中国的文坛，激励着一代青年。我买不起书，一月家中只供三十块钱的生活费。但买不起书，便越发珍爱书，学校没有图书室，我只能借同学或老师的书读。我的语文老师李永弘，也是位文学发烧友，他订有不少文学杂志，还珍藏有几年的中短篇小说年鉴，我想尽办法借来阅读。这一时期，心中便埋下了文学的种子。但是，不论是上学时期还是毕业后回到农村，热爱文学、妄图写作都是不切合实际的疯狂行为，在老师、同学或亲戚们的眼中，是不认真学习、不务正业的异类。八八年秋，我发表了中篇处女作《少女的梦》，八九年，这篇小说在河南文联办的刊物《传奇文学选刊》转载。也是在这一年，因其它原因，我的三个中篇都与发表擦肩而过。失望和贫穷击碎了一个农家少年的文学梦。之后便一蹶不振。
　　 作为一个贫穷的山区农民，生存本来就十分艰难，加之早年父亲的离去，贫寒的家境是雪上加霜。回乡初几年，家乡的山村还没有通电，晚上读书写作，靠点一盏煤油灯。初回家的一段日子，甚至买不起点灯的煤油和方格稿纸。几度挣扎，依然走上了打工的道路，与家乡的同龄人一起，北上铜川挖煤。这是一个山区农民别无择抉的路。一直为生存而战，这也许是我的宿命，我的悲哀。文学的梦想只有在夜半醒来时，面对黑夜的深深叹息。生存的艰辛己磨蚀了我所有的文学梦幻与追求。创作的欲望偶尔也蠢蠢欲动，痛彻心肺，但面对贫困，面对家人的企盼，面对乡邻们日益的富裕，我别无选择。我是个俗人，我做不到为文学而穷死、饿死，并让家人与我一起遭受一生的穷困折磨。
　　 城市之行让我彻底地世俗化了，在城市，我己艰难生活了十五年。但是，从內心深处，我仍然深爱着我的农村，爱我故园的山水及一草一木，爱我故园的父老乡亲。既使时光再延续十五年三十年，我还是城市的一个过客，一个打工仔。我的心我的所有情感只属于太平山下的乡村。我是故园的一棵树，那根永远扎在故园的黄土中。
　　 在故乡生活的十年，我做过各种努力，去铜川挖煤，去河南三门峡的秦岭深山开金矿，淘金，栽植了大片的果树，做过乡政府文化站的临时工……种种努力，都未能改变贫穷的家境。儿女渐大，父母渐老，狠心背井离乡进城谋生，是万般无奈之举。谁不愿守着温暖的家过安逸的生活？谁不愿朝夕拥有美好的家园？因为家园贫穷，我们才需要流浪，因为我们的流浪，家园更加贫穷。我们是故乡养育的一代最忘恩负义的人。
　　
　　 【大姑父】
　　
　　 大姑父坚守在村庄，做了三十年的支书。他是村庄里一棵挺拔的大树，后人面对他，只有仰望和敬佩。做三十年的村支书，大姑父没为他自己谋过一次私利，这话在如今说起来，肯定没有人会相信。如今的村官，特别是城中村、市郊或有矿产资源的村庄，选一个村长，贿赂选民的费用动辄百万，其为官之利，明眼人一看便知。既使是贫穷偏远落后的小山村，因村官把持着国家扶贫资源以及各项农补的分配权，村官们几乎都是村庄的富人。为当村官，费尽心力，上媚下奸。有几件小事，可以说明大姑父做村支书的清廉。七十年代，我还是个不懂事的少年，因姑家表哥与我同校同级上学，放学后我俩爱结伴串门，不是他到我家，就是我去他家。那时候，人们都很贫穷，家家春天断粮，吃一点粮食，全靠政府的反销粮，若一时政府没有反销粮了，人们只有靠野菜草根甚至树皮树叶度日。大姑父家春天常常断炊。不断粮的日子，也是一半野菜掺饭度日，与我们一般人家的生活毫无差别。有时我跟表哥去了他家，突然加个吃饭的，又没有多余的饭，常是姑父和姑姑吃几口就放下碗，让我和表姐弟们吃饱。有两年，国家供应的反销粮少，大姑父家常穷得揭不开锅，晚上点一盏油灯，与姑姑磨一种野树果供一家人裹腹。姑父和姑姑推着小石磨，我和表姐表哥及小表弟就爬在接磨的竹笸篮边抓着往嘴里填。这种小树果是姑姑平时给队里放羊时采摘的，晒干存起来，以备春荒难度时应急。它入口酸涩，嚼后微甜，吃多了拉不出来。按说，姑父是一方土地，掌管着反销供应粮的分配权，他只要是动一点私心，他和他的家人还如此挨饿吗？也有群众不相信，晚上借故突然到大姑父家，想看看支书一家吃的是啥，本想见了姑父发一通牢骚哭一阵恓惶，见了支书家艰难的光景，也只好灰溜溜地走了。大姑父当村支书，除了去公社开会，其它时间，天天在集体劳动。群众破衣褴衫，穿草鞋打裹缠，他也破衣褴衫穿草鞋打裹缠，在劳动工地里，不认识的人，谁能认出他是支书？冬季修农田，大姑父的身影总是在抬石头的壮劳力中间。抬石头是修农田最苦最累的活儿。而有些村的村官老爷们，穿一身干净衣服，夹一只皮包，群众劳动，他们则拣一处阴凉的地方抽烟喝茶，颐指气使，横挑鼻子直挑眼。
　　 村里穷，没有什么财物，但村庄（那时叫大队）作为基层政府机构，每年必须订阅《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陕西日报》等报刊。作为支书的大姑父能做到每年岁末，给全村各户分一次旧报。一户多少张都是之前算好了的。那时穷，物资紧缺，群众用分得的旧报糊墙，糊顶棚或者包挂面。如果不分这点旧报，大多数群众也不会有怨言，如果大姑父平时把旧报顺手送了人情，群众也拿不住他什么把柄，如果大姑父把旧报卖掉换了烟抽，群众也不能拿他怎么样，但他能毫无保留地分给群众。这点顺手的好处都不贪，他还能贪其它吗？更別说以权谋私了。那个时代，送儿子当兵，是农村青年能谋的唯一出路，我的表兄弟们都十几岁出去打工，大姑父没有用自己的职权为他们谋划。甚至村庄的民办教师、早年的招工指标等，没有一个是大姑父的子侄。
　　 大姑父一世清贫。但他一生行得端走得正，村庄里从未有关于他的花边新闻。他把一个基层共产党员的形象矗立在故乡的大地上，留给后人去谈论、去敬仰。
　　 大姑父姓孟，讳名少富。
　　
　　 【小姑父】
　　
　　 小姑父名徐世坤，他英年早逝，至今己有五六年了。他只在人世间活了不足五十个春秋，但他留给村庄的，是一段辉煌的历史，他改变了故乡。他是村庄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村庄周围几十里第一个有名气的包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