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弟扭身便走。
　　 晚上她一个人去了杨树沟。杨树沟是野狼出没的地方，传说还有狐仙，她或许是想找仙人替自己报仇去的，她在杨树沟转游了一夜，早上才找了棵歪脖子树，解下裤袋套上去。正好那天是阴天，双俊去杨树沟割草救下了她。她回家后不吃不喝的，爹妈央告她，姊妹劝说她，她都沉默不语。两天后，她从炕上爬起来，对着镜子梳头，眼睛亮亮的，脸颊红红的，她妈高兴地端着碗进来，有弟，妈给你做好面了，吃点吧。有弟缓悠悠转过头，像看陌生人似得看了看她妈，问，你是谁呀？
　　 打那天起，有弟就疯了。疯了的有弟谁也不认识谁，她只喜欢照镜子，然后跟镜子里的那个人说话。她没有死，却已经拥有了死亡所有的形态和姿态，枯了，黄了，缺失了水分，就等一阵大风，她就会落下。夜深人静，她家总有长长的叹息声，路过的人的心里，都不好受。
　　 六
　　 在村里，老者们精明而从容地应对着即将要到来的一切可能——活着或死去。但大部分人并不能提前知晓死亡的时刻——自己的和他人的。经过深思熟虑，当他们不再选择突然死去的方式后，会用逐渐老着的、枯朽着的外形和逐渐清明，逐渐觉知，逐渐开朗的心态，来承认和接应死的光顾。我的祖母在她刚守寡的时候就做好了她的寿衣，那时也不过三十多岁。她明显感觉到自己生命的一部分随着祖父的去世而消失了，她用一个夏天时间，预备好自己过世要穿的衣物和用品，然后用一块崭新的白布，将它们整齐地包在竖柜底部。那些渐渐褪色的花纹和布匹，像时间悄悄走过的痕迹。在村里，像祖母这样提前预备后世用品的人层出不穷。元和他妈的装裹衣从三十几岁开始做，到现在六十多岁，都做过七、八身了，祖母瘪嘴说，那老婆不知足，烧钱哩。我问，那么多衣服她怎么穿呀？祖母说，能穿多少就穿多少吧，穿不下，放在材里也算穿走了。
　　 村里好多人，早早备下木棺，没油刷的木棺就放在炕沿边上，他就睡在它旁边，做梦，打呼噜，偶尔想象自己将来睡在棺椁里的样子。更多的时候，木棺里装满金色的玉米粒，在暗淡的窑洞里，散发出带着光泽的暖意。这些人随时准备着走的姿势，却并不敷衍在的日子。这种庄重恳切的心愿，使村里人对死亡的恐惧减少，到生出对仪式的某种向往。
　　 肉体的截止，将所有的生命个体都划分在同一条线上，贫富、贵贱，你、我，都消弭殆尽。相似的庄重仪式，以及相似的直笔笔躺在门板上的姿势，让死亡充满神圣。
　　 我还记得来妮大爷他爹出殡的时候，作为村亲的禾苗头上戴着孝帽，腰里缠着孝带的情形。在灵棚下，她绷紧小脸，但一旦出了街门，她就喜气洋洋的。那样的装扮使她突然俏丽起来。白色，这个在我们幼小年龄里不可能注入穿着的颜色，在这里呈现出一种纯洁而庄严的意味。我们围着禾苗，试图在她的姿态中发现使她改变的那种微妙的东西。后来，田园羡慕得目光都要滴出水来了，拉着禾苗说，我戴戴你的帽子好不好？禾苗刚开始不愿意，后来田园说，我给你炒豆子吃。禾苗便应了。禾苗小心翼翼地摘下那顶不同寻常的、略微高一些的帽子，戴到田园头上，田园一下子变的挺拔而干净，像戏里走出来的人，还有一股虚幻的仙气。
　　 那天回到家里，我搂着祖母说，奶，你怎么死得这么慢呢？祖母愣了一下，我说，我想穿孝服了。祖母笑着说，挨刀鬼，你就这么盼我死啊，放心，有你穿孝的日子哩。
　　 这话说了几年后，祖母穿上她准备了近四十年的衣服故去了。她临走的那年嗜睡，吃完早饭就磕睡了，午后要睡三、四个钟头，而晚上七点多就困了。她跟我说，晚上许多人来咱家闹腾，洞顶上都站满人。我说我们没有觉出也没看见呀。她说，我这是要走了，人来人往的，有接应的，有送别的。我说，不信。她说你看吧，也就这一半年的事了，小年上没走，寒节上走，寒节上没走，七月十五走。我问，你怎么知道。她笑笑，我看到她粉红的牙床上几颗歪斜的缺齿。那年她把该送人的东西都送了，耳环、帽花、银勾子，还有我的一箱小人书。身边除去几件衣服，再也没什么了。
　　 像她说的那样，七月十五她的魂灵走了，过了八月十五她那个空架子也塌了。她走得干净利落，清清爽爽。送她去干草坡的路上，茂盛繁多的酸枣树上结满稠密枣，红的发暗。很多人停下来摘一颗放到嘴里，裂开嘴笑，说酸得甜哩。
　　 枣树下，新鲜的叶子刚刚落下，沾着湿漉漉的露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