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淘气，老人呵斥：“这么大还不懂事？你叔这么大，已扛枪打鬼子了！”叔叔是家的骄傲和样板，是我成长的标尺。
　　 家乡解放早，正月初一挂光荣牌，正月十五送光荣灯，这是村里每年敲锣打鼓必不可少的活动。每当‘军属光荣’四个红底金字光荣牌和光芒四射的五星灯笼挂家门口，我小腰板挺得笔直，透出荣耀和自豪。
　　 父亲和叔叔都是抗枪打仗的英雄。叔叔是堂叔，比父亲小八岁。父亲参军时，鬼子据点经常扫荡，部队没一定住处，非常艰苦，家里都为他担心。可叔叔偏偏学他。每次过队伍，叔叔总跟在后面，部队操练他在一边学。队伍住村中，叔叔缠着战士不放。山村偏僻闭塞，小孩子爱凑热闹，家里人不在意。至到家里找不到他，才急起来。那时叔才十岁，部队不收。劝他不肯回家，要学大哥当兵打鬼子，部队到那他到那。后来连长与他拉勾，答应他：“等有枪高，一定收。”才将他劝回家。
　　 叔叔盼自己快长大。第二年过队伍，叔叔没等长到枪高，赖着不肯离开，怎么劝也不再听。说：“回家饿肚子，宁愿打鬼子！”部队只好让他跟着，成一名小兵。
　　 开始在连部，后到营部，当通讯员。营部卫生员牺牲了，叔叔便干卫生员。叔叔自小机灵，肯吃苦。因小孩不会引起敌人的注意，经常化妆深入敌后去侦察，送情报，干了许多大人也难办的事。
　　 一
　　 叔叔和张叔叔在王村庄稼地被日伪军抓住，将他俩用绳子拴在自行车后面往县城跑。手里还让他们提着布料。叔叔赤着脚，被疾藜扎得鲜血直流。
　　 到了城里，便衣特务问叔叔：“认识八路吗？”
　　 叔叔说：“俺没上学，不懂八路九路。”
　　 那人说：“你别怕，我是十三团的便衣，有急事要向部队报告。”
　　 叔叔知道敌人骗他，说：“俺村离城近，光知皇军常来，没听说十三团！”
　　 敌人一计不成，又说：“放你们走，帮我把信送到十三团！”
　　 叔叔说：“俺不知道往那送？娘还在家等俺，你放俺回家吧！”
　　 敌人见哄骗不出什么，狠狠地踢叔叔几脚，将他俩关到县警备大队。
　　 第二天，警备大队长亲自提审。开口就问：“你们是八路？”
　　 “不是。”
　　 “你们是那里人？”
　　 “崖上村。”
　　 “怎么跑到王村了？”
　　 叔叔说：“俺爹是瞎子，六月六赶庙会没回家，娘不放心，叫俺出来找。”
　　 站在大队长后面的卫兵，指着张叔叔问：“你不在南关保安队吗？”
　　 大队长惊奇地问那卫兵：“你认识？”
　　 卫兵说：“我也刚认出。”
　　 张叔叔说：“俺姥娘家是南关，我当过保安，去年回家种地了。”
　　 大队长说：“带他们到南关对质，查清了向我报告。”
　　 带到南关，没等进门，张叔叔就喊：“姥娘，姥娘！”
　　 叔叔也跟着喊姥娘！
　　 姥娘眼瞎，坐在蒲墩上，身边还哄着两个孩子，满地都是大小便，臭气冲天。听到喊声，半天才反应过来，问：“谁呀？你是谁？”
　　 听叫姥娘，才知是外甥来了：“你到那去了？想死我了！”
　　 张叔叔说：“我回家种地了。”
　　 姥娘耳朵不好使，听不见。自管说：“孩子，你爹到城里被马踩死，你娘给人家推磨，这日子没法过！”
　　 副官用手帕捂着鼻子，站在门外，不耐烦地问：“他是你外甥吗？”
　　 老人抬头对着门口：“你说啥？”
　　 “你外甥是干什么的？”副官大声嚷道。
　　 “不是在城里当兵吗？”
　　 小张说：“姥娘，我不当兵了，回家种地了。”
　　 老人说：“可别再当兵！”
　　 副官说：“走吧！回去。”
　　 叔叔和张叔叔都说：“姥娘，俺走了。过几天再来看你！”
　　 姥娘哭了，说：“孩子，可要经常回来看我呀！”
　　 叔叔侥幸地度过了这一关。
　　 副官回去向警备大队长报告：“南关是两个小家伙的姥娘家，那大点的在保安队当过兵，去年回家种地了。”
　　 大队长说：“好吧，送特务营看管。”
　　 特务班扬班长关照叔叔说：“在这放老实点。不准出门。”
　　 叔叔利用给副官买香烟机会，察看了周围的环境，地形。
　　 张叔叔是从敌人队伍里俘虏过来的，开始还和叔叔一起打饭，扫地，晚上住在一起，叔叔还帮他赶蚊子。以后，被跳蚤咬得受不了，便钻进伪军蚊帐里睡，活全让叔叔干。
　　 张叔叔的变化，叔叔非常不安。多次同张叔叔谈，张叔叔不听。
　　 第五天，张叔叔找叔叔摊牌：“在这里当治安军吧，他们枪好。再不，给当官的当内勤。内勤自由，吃的好，要不去学吹号！”
　　 叔叔竭力忍耐着，对张叔叔说：“哥哥，你没看出来，他们一天吃两顿，每顿只吃两馒头，不少人在发牢骚，说明他们日子也不好过。小日本侵略我们，烧杀掳掠，干尽坏事。你父亲不是被鬼子马踩死了吗？国难家仇，咱可不能忘！八路军把你从敌人手里争取过来，不打不骂，教你读书学字，一年几次派人往你家送粮草救济。我们是中国人，可不能没良心呀！不愿意当八路，就回家当老百姓，可千万不能当汉奸！”见张叔叔不说话，叔叔又说：“别忘八路军对你一家的恩情。八路军神通广大，当汉奸决没好下场！”
　　 见叔叔态度严肃，张叔叔忙改口说：“我只是随便说说。”
　　 叔叔说：“好，咱说定了：不暴露，不投降。摸清地形，找机会逃。”
　　 到第九天，特务班又来一姓于的班长，中午，于班长要到南门去睡晌觉，叫叔叔给他扛席，在一边守着他。见于班长呼呼睡着，叔叔觉得机会难得，张叔叔不在，便回去找。
　　 进门见到张叔叔，没等开口。张叔叔说：“扬班长找你，你赶快去。”
　　 “你去那？”
　　 “我到荷花塘洗澡去。”
　　 扬班长见到叔叔大发雷霆：“没我的命令，那里也不准去。”又问：“他那去了？”
　　 “洗澡去了。”
　　 “他要不回来，拿你是问！”
　　 张叔叔半天没回来，可能回部队了。
　　 外面突然响起集合号声，伪军到处乱窜，忙于集合。
　　 伪班长一边穿衣服，一边大骂：“都死到那去了？”
　　 叔叔问：“集合干什么？”
　　 那家伙不耐烦地回答：“讨伐，讨伐。”
　　 叔叔乘机说：“我刚才看到几个弟兄去荷花塘洗澡了。”
　　 这家伙不知是计，忙说：“还不快去叫，快，快！”
　　 叔叔一边走，一边叫：“大家快集合，我到南门去叫洗澡的弟兄们。”
　　 喊得门卫也听到。叔叔畅通无阻，象离弦的箭，一路小跑出了城。
　　 不一会，传来了枪声。估计是敌人追赶来了。叔叔也加快了脚步，走山沟，绕小路，脱离了险境。
　　 回到部队，张叔叔将在敌营动摇，强加到叔叔头上。虽人人皆知，但都不信。叔叔回来，谎言不攻自破，领导对他进行严厉的批评。
　　 后来，张叔叔开小差投了伪军。抗战胜利又被俘虏过来，在潍县战役中牺牲。
　　 二
　　 五十年代初，叔叔和婶婶在苏州工作。二爷爷去看过他们。我记得二爷爷带回不少照片。叔叔婶婶在苏州园林拍的，婶婶是美女，叔叔一身戎装，英姿焕发，好威武。
　　 二爷爷说，不少人想娶婶婶。她护理过叔叔，愿意嫁给叔叔。
　　 后来叔叔婶婶调青岛卫生部门工作。曾回老家探望。叔叔威武英俊，婶婶细身高挑，在村中成为美谈，都夸郞才女貌！
　　 二祖父房子漏雨，求我去与叔叔商量。我买掉粮食做路费，找不出囫囵裤子，穿着补丁裤首次去青岛。
　　 找到莒县路，登上三楼，婶婶正好在家。见了我很高兴，忙沏茶，搬椅子，问我家中的情况。我一边回答，一边观察她的家，德式小楼，干净别致。家具不多，但挺实用。
　　 婶婶很健谈，她一边拣菜，做饭，一边和我攀谈起来。她谈了三个弟弟的情况，也谈了自已的工作，谈了青岛的市场，治安，讲了许多轶闻奇事。
　　 听叔叔进门，忙喊：“快看谁来了？”
　　 叔叔开门一看是我，扔下包跑来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稀客，稀客，欢迎，欢迎！”
　　 说着坐到我身边，拉着手不放。关心地问起农村生活情况，问起我的南方媳妇。我一一汇报。
　　 婶婶说：“南方人到北方，什么都不习惯，家里这么多老人，自己还有孩子，可苦了她，千万对人家好点。”
　　 说话间，弟弟们陆续放学回来，婶婶忙对他们介绍，吩咐他们到一边做作业。
　　 我开门见山地谈起来的目的，谈到二爷爷苫屋的事。婶婶说：
　　 “你二爷爷上次来，躺在大街耍酒疯，弄得我俩挺难看。我们是单位有头有脸、要面子的人。离市政府又这么近，一点不顾我们，还说要割断关系。”
　　 我说；“醉酒说胡话，别在意。‘糊涂天，糊涂地，糊涂老的治不的’。有啥办法呢，不管不行。”
　　 叔叔说；“我们也没少帮他。给钱，是让他好好生活。他拿到手里，几天就喝酒喝光了。想想天冷，给他件皮袄吧。谁知他没几天就换钱买酒了。”
　　 婶婶说；“那件皮袄，好皮子，狐狸毛的。你叔叔都不舍得穿，上次我问他，他说嫌瘦，竟卖了换酒喝！一点也不体谅别人！”
　　 我故意岔开说；“二爷爷耕耧锄割样样精通。干活有身架，肯卖力，是地地道道的种田把式。”
　　 见叔叔婶婶不响，又说：“二爷爷待人不错。就是吃酒控制不了自己，老毛病。他过去当‘伪村长’，日本鬼子来了要捐，要粮。他有民族气节。不给鬼子卖力，是帮群众说话。不知挨过多少打，辣椒水，老虎凳，还去陪过决。但他始终没出卖过革命，一心向着共产党。”
　　 叔叔说；“是，是，大家都知道。”
　　 我说：“人都有缺点，他老了，做儿女的总不能撒手不管吧。”
　　 叔叔看看我，把我拉到他的房间里，和我面对面的坐着，说：“房子漏是该修理。我看这样：把钱给你，只要是用在苫房子，你就大胆花。”顿了一会，他又说：“外界看来，我们是干部，钱花不完。其实我们每月才几十元。该花的地方太多，也有难处。”
　　 叔叔坦诚、信任的谈话，把我当成家人、朋友，与村中蒙受的歧视和不公平待遇，有天壤之别，我倍受感动。
　　 这件事办得很顺利，二爷爷挺满意，也没找麻烦。
　　 房子苫好，生产队长却从我同青岛的关系上，想到一条创收的路子。他同供销合作社协商，打造了两部四米长的板车。准备将家乡编制的柳条箱，用人力拉进青岛商场。柳条箱轻，体积大，汽车运划不来。我是首选。
　　 装好山一样的柳条箱包，又拎包苹果，准备到叔叔家落脚，不料晚间在睡大街，苹果被偷，只好空手进门。
　　 叔叔房子在装潢，婶婶等下班了，将我们接到她办公室楼上，在地板上加铺塑料布，让我们睡。又提来炉子，给我们下面条，伺候我们吃好，洗好，安置睡了。又将我们的衣服、袜子、毛巾……手搓洗净，打绳上凉干。
　　 第二天上路，我们都穿上带有肥皂香味的干净衣服，每一个人的水壶都灌满水，挎包中放了大饼、油条，还有一只煮熟咸鸭蛋。大家十分感动，一路上不住唠叨：
　　 “这样的干部少有，我衣服上厚厚的一大层碱，她都不嫌弃，给我们洗得这么干净。”
　　 “我袜子被脚撵地熏死人。脏得自已都懒得下手，想带回去叫老婆洗。想不到她这么干净的城里大干部，竟亲手为我们洗，太不容易！”
　　 “我们来真给出她添了不少麻烦，什么都必须为我们想到了，吃的，喝的，像母亲一样周到。” ……
　　 婶婶的形象很快在村里传开，成了街头巷尾和饭桌上的话题。
　　 三
　　 十年浩劫时，文攻武卫，挑起派性斗争。我逃到叔叔家避难。叔叔婶婶都被打成走资派，下放劳动。我同三个顽皮的弟弟一起生活了一段时光。体验无人管辖，有家难回的苦恼，三个弟弟也到老家住了些日子。
　　 我村一个在南方做宣传部长的干部刘某，不堪造反派折磨，逃到老家。造反派说他是‘假党员’，‘假军人’，为了证明自己清白，自己找证人。求我跑趟青岛，他说他有次挂花，曾在叔叔的医疗队治过伤，叔叔肯定会有印象，请叔叔给他写个证明。
　　 我说：“不是组织部门搞外调，自己找人写的证明，不一定好用。”
　　 他一再哀求，盛情难却，便答应去试试。
　　 到了青岛，叔叔正隔离审查，每天在崂山水库背石头。回来取东西正好遇到我。他说：
　　 “开始觉得石头不算太重。岂不知越背越重。路远，还要爬坡，背到半路实在吃不消，下面人跟着，不敢停，更不敢扔，非常危险。我累得汗流浃背，咬紧牙，好不容易背到坝顶，整个人都瘫了。”
　　 我说：“干活日久天长，别逞能。”
　　 叔叔瘦了，黑了，精神还可以。
　　 说到来的目的，叔叔说确有其事。
　　 我要他写份证明，叔叔很为难。说：“造反派知道他不会假，是明治你，硬要你难看。现在形势动荡不定，不要弄巧成拙，招惹是非。”
　　 我说：“我也为难，但受人之托，又不好空手而归。我看这样，你写封信，把你记忆中的与他见面时的情景写出来。这样追究起来，无非是一封普通信件，构不成罪名，也有证明作用。”
　　 叔叔说：“也只能如此了。”说着叔叔就挥笔疾书，写好征求我的意见。我一看叔叔写得真不错，他回忆了当年在平度战役，在战地医院场地上“拉胡琴，猛抬头见到躺在担架里的老乡，甭提有多高兴，那时你一身军装，上面还沾着鲜血，我忙跑过去，紧紧拉着你的手，有说不完的话……听说你渡江南下了，一直没有音信，好容易打听你的地址，才写信给你，你一切好吗？……”写信日期是十年前。
　　 四
　　 七十年代，叔叔带领国家医疗队，奔赴坦桑尼亚，配合坦赞铁路施工，支援非洲医疗事业建设。他是副队长，主持日常工作。为中非友谊，做出贡献。
　　 叔叔回国后，曾调叔叔到省里工作，叔叔婶婶舍不得离开，没有去。
　　 叔叔婶婶在青岛，家乡人慕名去找他们帮忙医病，他们贴工，贴钱，有时吃住他们家。为家乡人尽心尽力，一直成为美谈。
　　 叔叔原是青岛卫生局副局长，顾问，青岛红十字会副会长，青岛老年大学常务副校长，因患肝癌，于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八日在青岛去世，享年六十六岁。
　　 叔叔生前留下遗嘱，遗嘱中写道：丧事从俭，不烧纸，不烧香；遗体不火化，无偿献给医学事业……
　　 叔母和弟弟们遵循叔叔的遗嘱，将他的遗体献给了青岛大学医学院，圆了叔叔的遗愿。
　　 婶婶原是青岛卫生防疫站站长，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五日，患肺癌去世，享年七十五岁。同叔叔一样，也将遗体捐献……
　　 四十年的变化太大了，往事历历，感慨万分。
　　 我们登上青岛市中美丽的小山——福林园，一眼看到著名诗人纪宇写的长诗，还有一块碑上写着：“高尚的人，在此安眠，他们把自己的躯体，化作最美丽的心愿。他们睡得很香很甜，人民的思念却醒着，科学正大睁着双眼。你可听到爱心呼唤，这里的每一棵树木都是真与善的体现。”在古松翠柏中，找到叔叔婶婶的纪念墓志。墓志不大，用青岛深海中珍贵的绿石雕刻着叔叔婶婶的名字和生平。
　　 叔叔婶婶是卫生部门捐献遗体的第一对夫妇，他们都是十多岁参加革命，一生为革命事业拼搏。死后仍不忘为后人作贡献，将遗体捐献给他们热爱的医疗部门，这是何等气派！何等壮举！这种无私无畏的献身精神，光明磊落，高尚实在！值得后人学习和发扬！
　　 面对先辈，思想感情受到剧烈地冲击和净化。我深深鞠躬，无限敬仰，抑不住热泪盈眶……
　　
　　
　　
　　 （本篇是原名修改稿，第一节取自殷树萍叔叔回忆录《小八路智斗敌奸》）
　　 2016，2，19 蠡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