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在草杨村租住的时候，是一种偶然。单位要拆去集体宿舍，翻盖成货运仓库，我们这些单身只好在外租房。我和两个同事合租了草杨村的民房，单元结构，三个人住刚合适。那时没有多少娱乐活动，生活单调乏味，业余时间除了看电影打麻将之外，就没什么好做的了。那时的电影不像现在集束炸弹式的，一家放什么电影，家家影院都一样，谁也不甘落后。那时，每家电影院都会放映不同的电影。周末的时候，我们去看电影，一家又一家地进出。去的最多的要数阿房宫电影院，那家电影院新装修过，条件相对好点。偶尔也去南大街的光明电影院和西大街的群众电影院。有时，我们还看通宵电影。看通宵电影为的是一种刺激，也是一种受罪。通宵电影往往是五场连放，看着的确过瘾。首场必然是一部新片，中途的电影就会显得火爆。那时，国内对电影好像还没有划级，火爆的电影毕竟很少。少有的激情镜头，也会让人心旌摇荡。看通宵电影，大多就是为了过过眼瘾，但因放映的时间长，到了凌晨的时候，大多数人支撑不住，靠着椅子睡着了。此时，小偷最为猖獗，趁机下手。一次，几个小伙子抓了一个小偷，把他打得跪地求饶，还抽出他的皮带倒剪了双手。小伙子下手重，你一拳，我一脚，满场子都能听到小偷哭爹喊娘的叫声。幸亏保安及时赶到，把他送到了派出所。不然，我真怀疑会出人命。
　　 单位有一处篮球场，打篮球的总是那么几个人。他们总是早早占了位置，很少有别人的份。大多的夜晚，我们便把青春虚耗在麻将桌上了。保卫科有个快要退休的倔老头，为人刻板，他对玩麻将抓得很紧，时不时组成联合检查队，对单身宿舍突然袭击。一旦被他抓到了，除了扣罚奖金，还要通报批评。租住在民房，便减少了他的骚扰。其实，我们的收入很低，麻将的彩头只是一毛钱的饭票。在职工食堂用餐，需要用饭票。购买饭票，需要给食堂交清当月的肉票和油票。肉票和油票是经济匮乏时代的产物，我们从大专院校毕业的学生，国家每月补贴四两油票和一斤肉票。若想在食堂搭伙，就要将这两样补贴交给食堂，才能换得副食票和主食票。有一次，我的手气真背，一晚上几乎没有和牌。好不容易剩下半个月的饭票，全输光了。第二日，我就开始了游击战，东蹭一顿饭，西蹭一顿饭。我们办公室有位美女，姓杨。她大我三岁，也真像大姐一样对我很是照顾。当她无意间听说我输光了饭票后，几乎每天从家里带好吃的给我，我吃得最多的是她做的油煎饺子。第一次，她给我带了一饭盒油煎饺子，也许饿得厉害，或者好不容易吃上了一餐美味，我风卷残云，三口两口就把满满一大饭盒的油煎饺子吃个净光。现在想起来，当时的吃相肯定狼狈，让杨大姐误以为我偏好吃油煎饺子。不然，她不会时常给我带油煎饺子的。杨大姐的父亲在省上某厅做厅长，她稍稍有点大小姐的脾气，一向对人不够友好，但对我，她从来没有说过重话。我来自于农村，她也不因我的身份而小瞧于我。
　　 当然，没有了饭票，我需要自己做饭。对于我的做饭水平，我向来引以为自豪。很小的时候，父母需要到地里干农活，哥哥、姐姐上学，唯一能帮衬祖母做饭的只有我。蒸馒头、花卷，包饺子、包子，擀面、扯面之类的面食，我都拿手。我们单位大院有一条街，叫小吃一条街。不想做饭的时候，就去小吃街混日子。毕竟工资低，一个月的薪水不够我在这里挥霍。更多的时候，我还是自己做饭。那时，我谈了一个女朋友，叫安然。是工会的一个大妈介绍的。安然也租住民房，在东郊的沙坡村。有时，她下班了，来我这里，我们一起做饭，很是快活了一阵子。一次，她买了面粉、五花肉和紫菜、蒜苗、香菜之类的，打算包混沌。跟我合租房子的刘恪看到安然来了，也不当电灯泡，他会知趣地打声招呼，然后去其他同事租住的房子聊天、打牌，很晚才会回来。那天，他偏不出去，耗在屋子里蹭饭吃。我们用的是小钢筋锅，一锅最多下一碗半混沌。第一锅出来，安然给他盛了一大碗，剩下几只给我盛了。刘恪吃得很香，吸溜吸溜地，不大工夫就吃光了。我真佩服他的嘴，不知道是不是钢造的，吃起来竟然不怕烫。第二锅出来，安然客气地问他还要吗？刘恪竟毫不客气地伸出了空碗。那顿饭，我吃了个半饱，安然几乎没吃，或者说，她只是闻到了混沌的香味。前不久，我们同事在一起聚餐，跟刘恪说起来，他瞪大了眼睛说，不会吧。我以为你们吃不完，让我帮着打扫战场呢。我说，你也太没良心呢，我要知道你这心思，就是喂狗了，也不给你。其实，刘恪那次蹭饭的真正原因，是他丢了当月的饭票。一晃，时间已经过去20年了，回忆起当时的感觉，很是温馨。
　　 1992年冬天，我匆匆搬离了草杨村。人们形容一个人仓皇而逃的时候，习惯用“像躲瘟疫一样”。的确，我搬离的原因，正是因为一场瘟疫。一种莫名其妙的病菌，在村子里蔓延，似乎连呼吸的空气都弥漫了病菌的分子，一不小心就会侵入人的体内。那种病菌，很是强大，蔓延得迅速。一个人的脖子肿大了起来，另外人的脖子也跟着肿大了起来，凡是与大脖子的人有过接触的人，一个个的脖子都肿大了起来。之后，伴随着发烧、咳嗽、虚弱无力。人们不知道那是什么病，只是根据形象叫大脖子病。大脖子病侵袭了整个村子，人们的脸上写满了忧郁和恐慌。幸好我出差海南，在严寒的日子，我浸泡在温热的南海里，尽情欢乐。我住在农垦局招待所，每天傍晚，我和北京的同行，一同去散步，我们走到海瑞墓附近，然后再折返回来。我沉浸在南国美丽的风景里，不知道远在西安的草阳村，正有恐惧笼罩在人们心头。
　　 结束了海南之旅，回到这个被恐惧笼罩的村子，我打算尽快逃离。“一个人可以被打败，但不可以被摧毁。”（海明威），那时，我的精神几乎被这场瘟疫摧毁了，像决堤的闸口，一泻千里，寻找不到返回的路程。，我蹬着从朋友那里借来的三轮车，穿行在城市的夜晚。当时，飘着大雪，纷纷扬扬的雪花，落满了我的全身。我用塑料布包裹着所有家当：一床被褥、一个皮箱，一副灶具碗筷，还有脸盆、牙具。在我来到这个城市，第一次遭遇到如此阴翳、迷乱的夜晚。那种复杂的、说不清的心情，搞得我异常沮丧。
　　 说来也巧，那时，我正看法国小说家吉奥诺的长篇小说《屋顶轻骑兵》。小说讲述了一个流亡的轻骑兵上校穿越了霍乱横行肆虐的普旺斯地区，被诬陷为瘟疫的投毒者，被迫躲在屋顶避难。布满星斗的夜空和温柔的风，让年轻的上校产生了奇怪的想法：人是很不幸的，一切美的产生，都与他们无关。霍乱定下了这部作品沉重的基调，也为吉奥诺赢得了盛名。
　　
　　 二
　　 20多年前，高考结束后，我进城打工，租住在沙坡村。已经复读了一年，当年要是还考不上，我就背着铺盖卷回到农村。那时，我们把回农村的，称为改造地球的。虽然，一直说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但谁愿意在这广阔的天地里去作为呢？我做好了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打算。入考场前，我就将课本卖掉了，把所有的参考书送人了。正因这样，给我的压力太大了，负担太沉重了。考试的时候，我头上的汗滴答滴答地流，流在桌子上，流在试卷上。我的手总是颤抖不停，字迹写得很是潦草。出了考场，我心里空空的，没底儿。我开始迷茫和紧张起来，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到底如何。
　　 等待出榜的日子，漫长而焦虑。为了寻求解脱，我进城里打工了。老板给我们租了一间民房，大通铺，铺上稻草和油毡布，就成了大床。晚上睡觉，盖上一条被单，感到奇热无比，后半夜的时候，夜凉又会将人冻醒。那间民房虽然破旧，但还算宽敞。也正因为它的大，蚊虫才格外多。蚊子叮咬得人难以入睡，我们就去烤肉摊看录像。那时的录像档次低，要么是“嘿嘿哈哈”的武打场面，要么是乌七八糟的准三级电影。老板为了吸引吃客，家家摊点前都放一台电视机和录像机，把声音放得很大，老远都能听到厮杀喊打声。跟我一同打工的王涛，对这类录像百看不厌，乐此不疲。他不吃烤肉，站在那里看，一站就是几个时辰。一天，从大街上遛跶回来，我倒头便睡。干了一天的重体力活，实在太累了。迷迷糊糊间，我的脚趾钻心疼。我一骨碌爬起来，拉开灯，我傻眼了。我的脚趾淌着血，滴答滴答地流。我被耗子咬了，这是我的第一反应。因为，一个四川民工前天刚刚被耗子咬伤过。他与我隔着王涛，睡在靠墙的那一边。以后好长时间，在我的睡梦中，都有老鼠吱吱的叫声和啃木板的嘎吱声，会让我惊出身冷汗。房东家的后院有一小畦菜田，我打着手电筒去菜田找刺堇草。乡下人身上有了擦伤，一般用刺堇草的汁液止血消肿。我强忍着伤痛，去菜地拔了一棵刺堇草来，揉碎，糊在伤口处。那时，我根本没有想到什么鼠疫、破伤风。好在我的命大，竟然没有什么不良反应。过后想起来，我才有些后怕。我的一个同学因为染上了鼠疫，早早地离开了。今年春节的时候，我们同学聚会，说起他，大家突然默声了。几个女生在磕瓜子，嘎巴嘎巴的声响，更加清晰。
　　 有一首歌，我不大记得歌词了。那时，我把那它时常挂在嘴边。尤其是在黑暗的夜晚，我会发出嘶哑的吼叫。我的五音不全，我唱歌总是荒腔走调。但我喜欢唱，喜欢吼，喜欢在这城市的夜，发泄我一腔的郁闷。我之所以用“嘶哑”这个词，是因为那时的我，几乎对幸福的想往失去信心。我格外喜欢那首歌，那美妙的乐感，还有那带有挑逗性的歌词，竟能荡涤了时空世事，在我的记忆中慢慢地发酵、膨胀。那是一首叙利亚民歌，叫《你呀，你呀》：“你把我引到了井底下，割断了绳索就走啦，你呀你呀，你呀……”在当时，这样的歌词属于轻佻的，很黄很流氓。我之所以喜欢唱它，是因为在我的感觉里，“你呀你呀”，似乎更多了声声叹息和几分无奈。
　　 我看过一场电影叫《初恋时，我们不懂得爱情》，那是我进城后看到的唯一一场露天电影。我租住在沙坡村，村子有一户人家的孩子考上了大学，他们家包了一场电影，给儿子庆贺。之后，我便与露天电影告别了，再也没有观看露天电影的氛围和感觉。那时的我，真如一个懵懂无知的少年，在灿烂的阳光下，赤足舞蹈，赤膊而歌。那天，我是趿拉着一双拖鞋，穿着一条沙滩裤，穿行在沙坡村。我当时的感觉赖赖的，也很帅。那是一个夏日的夜晚，街道两旁摆满了摊点，亮着标志性的红灯。烤肉的烟味，混杂着生意人的叫卖，弥漫在村子上空，顺手抓一把，都是粘稠的汗味。直到1989年，才给这样的记忆画上了一个大大的句号。
　　 也许是机缘巧合，也许是命运安排，我再次去沙坡村，是因为安然的缘故。安然租住在沙坡村一间仅有九个平方的房子。安然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她也许太在乎交大了，毕业后还是围着交大找了一处蜗居。安然长得白净漂亮，骨子里透着一种冷傲的气息。她披肩的长发柔柔的，蓬蓬的，使得她在沉静中显出几分飘逸。我买了一辆橘黄色的山地车，耀眼夺目，很个性。我喜欢鲜艳的色彩，这跟我的性格有关。我下班后，从西郊骑上单车，去位于东郊的沙坡，与她约会。那段时间，我总是飞奔在城市的道路上，从西城往东城，然后，从东城往西城。我和安然相处了一年多，还是分手了。我们在一起，缺乏一种感觉，有一层隔膜总是横在我们中间。当我跟安然摊牌的时候，她哭得像一个泪人，她伸出双臂从我背后揽紧我的腰，问我为什么？到底为什么？其实，我的心也很痛，刀割一般，但我还是狠了狠心，牙一咬，什么都没有说。安然说，我们吃顿饭吧，就算是散伙饭。我没有答应。我这人心很软，我怕我会改变了主意。我说，算了吧，我还有事要办。安然说，不要那么小气吧。我没有回头，把她那句话生生隔在了身后。
　　 前不久，我去东郊办事，路过沙坡村，那里已经变成了一处工地。夯土机咚咚地响着，拉土车进进出出，有工人戴着安全帽，挥汗如雨。我突然想起了安然，也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我也曾私下里打听过安然，一直没有确切的音讯。我地低下了头，心里酸酸的，更有说不出的滋味。
　　
　　 三
　　 对我而言，如果缺少了城村的记忆，我的生活注定了就是一片单调乏味的荒原。我也许很难融入这座五光十色的城市，但我想用心去探寻它的内核，像猎豹一样，撕咬开它那坚硬的外壳。城市的外壳是什么？就是城中村。这个包裹城市的坚壳，需要用锋利的牙齿来噬咬、来穿凿、来洞悉。
　　 八里村，这个很具诱惑力的名字，依附着我的记忆，存留至今，像一坛陈年老酒，每每打开，都会醇香四溢。因为躲避一场令人恐慌的瘟疫，我逃离了草阳村。在那个茫茫雪夜，我无处可去，无路可走，就像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进行着艰难的抉择。我想到了夏天奎，那个租住在八里村的我的中学同学。午夜时分，我踹开了夏天奎的门，是他温暖的火炉接纳了我。
　　 夏天奎租屋里有一张单人床，比一般的大一号。奎子体格魁梧，身材壮硕，也只有这样的床才能承担起背负他的重任。我们挤在一张床上，我们面对面躺着，聊天，呼吸着对方的气息。这样的感觉维持了一段时间，奎子说，你他妈的要在我这里蹭多久？我说，你他妈的也忒小气了。不就是压你几天床么？奎子指着床的另一头，很坚决地说，今晚，你滚在那头。我说，你他妈的滚那头去。奎子二话没说，睡在了另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