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几天不见我，想我，非要见我，无奈，父母只好把我给她送过去。奶奶躺在炕上，见我这个样子——虽然眼睛没有瞎，但眉毛和一部分头发都被烧掉了，原来干净漂亮的小脸儿如今黑一块，红一块，还并不均匀地涂抹着褐、白两种药膏。她见自己的宝贝孙子成了这个样子，怎能不心疼，怎能不伤心！只剩下一声接一声不迭地叹气。
　　 一九八六年清明节的前三天，奶奶离去了。那时候，东坑边的柳树枝条刚好可以拧笛儿吹。
　　 奶奶临终前，东西方向横躺在炕上，一个劲儿地叫我，大约是想最后跟我说几句话，抚摸我两下。可是，家人担心靠近临死的人对我不好，便让锦川叔叔用自行车驮着把我送到了西头姥姥家。
　　 奶奶至死终于没有再见到我，再没能摸我一把。那时的我虚岁刚刚六岁，还没有死亡的概念。倒是后来这许多年，我对此事一直耿耿于心，倘若当时我有独立的意志，我是会排除一切阻碍去亲近临终的奶奶的，使她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可以多些精神上的慰藉，减轻些痛苦。
　　 奶奶的遗体停放在外屋靠东墙处，头朝北，脚朝南，她的脚上穿着一双崭新的黑色布鞋。她活着的时候从来也没有穿过这么新的一双鞋。纳了一辈子千层布底的她很喜欢一双白塑料底的黑布鞋，但从来也没有舍得给自己买，也没有在爷爷面前念叨过。有一回，她从外边捡回来一双人家把鞋帮和鞋面都穿烂了扔掉的这种鞋，她把帮和面拆掉，将白塑料鞋底刷洗干净，想用这双鞋底自己给自己做一双新鞋。可是底子又太大，她便比照着自己的旧鞋，用刀沿着边切掉一圈。这件事爷爷一生不能忘怀。
　　 她平静地躺在那里，任凭儿子们撕心裂肺地哭喊。她在世时，白天何曾舍得躺下歇一会儿？她是太累了，是该歇歇了。她的两只脚上各插着一朵洁白的纸花，那是我爷爷亲手做的，给她插在脚上，让她不要想家。一段姻缘从此天人两隔，但并未终结。
　　 那年爷爷十七八岁，风华正茂，在我们王岭坨大队的秧歌队里扮演富家公子哥儿，我们那儿按照秧歌里的行当就直接叫“公子”。我爷爷长相好，扮相好，演技也好，应该和评戏《花为媒》里的王俊卿、贾俊英的形象差不多吧。正月里要串庄去演出，到沟岭坨大队演的时候被我奶奶的母亲相中了。
　　 每次只要秧歌队扭到她们庄，老太太就会立马放下手里的伙计，跑出来看，专为看那个王岭坨的“公子”。有一回，这位老人家正在做饭——贴饼子，玉米面和好了，锅底的水也烧开了，刚要往锅里贴，街上锣鼓唢呐响了起来——秧歌队扭过来了！老人家着急去看“公子”，饭又不能不做，匆匆忙忙，抓起玉米面团吧团吧就往锅里贴，实在是太慌了，好几块饼子没贴到锅里——贴到锅台上了。
　　 这是多年前我从一位老人口中听来的，据说这件事在六十多年前曾一度传为佳话。
　　 奶奶辛苦一生，最后也没有一口棺材。她的骨灰盛在我爸爸亲手给她做的骨灰盒里。骨灰盒做的很精致，上面还嵌上了奶奶的照片。骨灰盒没有上漆，露着木材的本色，一如奶奶的人一样朴素。
　　 亡人入土、亲友散尽的时候，爷爷把自己关在屋里，趴到炕上嚎啕大哭了一场。这辈子最了解奶奶的人是爷爷，最知道奶奶对这个家有多重要的人也是爷爷。
　　 前天从微信里听到老叔，奶奶的老儿子专门为纪念他的母亲而唱的一首歌《想念妈妈》。他唱得很动情，很感人。
　　 老叔只比我大十一岁，奶奶在世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十几岁的顽童。他在兄弟四人中年纪最小，又生性顽劣，经常淘气调皮。当时，奶奶养着一只黄白花的母猫，可爱极了。他偏以猫为敌，经常有意折磨那只猫，奶奶常常为此生气。后来那只猫怀孕了，肚子很大，眼看就要生小猫了。奶奶当然对它照料得更其细心周到些。老叔却嫌恶那猫生产时会把屋子弄得很脏，要把母猫赶出家门，并且扬言：“现在你不让我扔，等下了小猫，我连大猫带小猫一块儿给你摔死！”奶奶气得咬牙切齿。
　　 接下来的几天，奶奶一面精心照料那母猫，一面还要与老叔周璇，随时防备他做出残暴的事来。奶奶从炕头上卷起一点儿炕席，在炕皮土上铺了些干草，让那母猫在上边生产。母猫顺利地产下四五只小猫，可爱得很。
　　 我常悄悄扒着炕沿看小猫吃奶。奶奶却不忘叮嘱我：“看着你老叔点儿，我不在屋时，他进来你就喊我！”
　　 后来老叔是否真的把它们都摔死了，我实在回忆不起来了。总之，老叔是当时最不让奶奶省心的一个人。
　　 倏忽就是三十年，当年那个让老母亲追得满当街跑的老儿子，如今也当了爷爷了。
　　 母子连心，我相信，老叔深情唱出的那首《想念妈妈》，奶奶在那边一定听到了。
　　
　　
　　
　　 （2016年4月1日，农历二月二十四，奶奶三十年忌日泪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