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著名文艺评论家肖云儒所说，这部作品撷取中国社会各方面基因最为富集的村社和家族细胞，从精神地层的深处提炼出了骨子里的中华文化人格。
　　 由此可见，《白鹿原》的横空出世无异于在中国文坛掀起了惊天巨浪，正是这部厚重的长篇小说让陈忠实一夜成名。他还以455万元的版税收入，荣登“2006第一届中国作家富豪榜”第13位。然而，他却用自己的版税设立了白鹿文学编辑奖。
　　 陈忠实先生去世这几天，我除了阅读他的著作外，还在微信群里通读有关他的悼念文章。
　　 其中叫我印象最深的是作家安黎写的《陈忠实的“大”》一文，此文充分彰显了先生的正大人格魅力，不得不叫人叹服。文中有几则小故事深深感动了我。
　　 一则是1995年前后，陈忠实先生与安黎因参加一个活动而同坐一桌，共进午餐时，席间，先生的几句话，令安黎颇为窘迫。先生说：“西安市写作的人很多，但写得好的没几个。后起的作家里，真正有实力的就安黎一个，其他的都不怎么样。安黎的散文随笔，写得非常漂亮……”安黎连连摆手，示意先生赶快停歇，不敢再说下去了。因为围桌而坐的，除了四五位作家，其余的，全是各个媒体的记者。安黎之所以胆寒心怯，是因为在场的几位，全是西安市有名有姓的后起作家，其中，还不乏自己的同事。先生的话，很容易引起误解，甚至引起同事之间的矛盾。先生话语未落，安黎已感到了气氛的凝滞。但先生不管那些，他并未觉察到自己言语上有些许的不妥。
　　 二则是安黎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小人物》刚一出版，就风声鹤唳，黑云压城，它“将遭到查封”的谣言漫天狂舞，致使五花八门的盗版书铺天盖地。谣言稍稍平息，由《华商报》张罗并主持，为其召开了研讨会。先生如期抵达会场，在他的长篇发言里，其中有这么几句话，十几年过去了，安黎依然记得清楚：“有人说安黎写得很黑暗，但现实比安黎所写的还要黑暗多少倍。现实是黑暗的，你让作家总不能把黑的写成白的吧？”
　　 三则是安黎的第三部长篇小说《时间的面孔》出版后，他去给先生送书。在石油大学某小区门外，花了不足百元，买了水果与鲜奶等，拎着它们，叩开了先生的家门。但刚一落座，先生却取出一条“黄金叶”香烟，执意塞到他的手里。不要不行，先生的态度异常坚决。这条“黄金叶”，是此类烟中的极品，为小盒包装，据说市场价七八百元。坐在沙发上，安黎还啜着先生给他沏的茶水。研讨会召开前夕，凡是邀请到会的专家，能拜见的，安黎尽量一一登门拜见。然而电话里的先生却否定了他的造访，先生说：“为一张请柬把自己搞得那么辛苦弄啥哩吗？发一个信息就行了，把时间地点写清楚就可以了！”
　　 会议的前一天，先生还主动给安黎打来了电话，一一核实了时间地点等。当安黎提出用车去接他时，却遭到他的断然拒绝。会议是早上八点五十开始，大约八点二十左右，先生就提前抵达了会场。会议完毕，安黎委托朋友依照原始摄像，把每个人的发言都整理成了文字稿。整理完不久，安黎就接到了先生打来的电话，询问他是否将发言稿整理了出来？并叮咛安黎要将他的发言稿交给杨毅，让杨毅转交于他，他要认真地将其校正一遍。此时已是春节的前夕，春节刚过，安黎就接到了先生的电话，说稿子他修改完了，将托杨毅转送于他。春节期间，先生没干别的事，他把所有的时间与精力，都耗费在了修正发言稿上。先生还特意叮嘱安黎，让其把修正稿打印出来后，返送他一份，便于他交由报刊发表。
　　 从杨毅那里拿到修改稿，安黎感动得无言无语。长达七页的稿件，被先生勾勒得宛若一张张蛛网似的，密密麻麻。从一个字，一个标点，到一句话，一个段落，他都仔细斟酌，并精心地予以了修订。从纸面上，安黎依稀看到先生埋首夜灯的呕心沥血，依稀看到先生面壁而坐的苦思冥想。
　　 四则是前几年，安黎妹夫托他买两幅陈忠实先生的字，并问他一幅字多少钱可以买到？其时，先生的字，市场售价四五千元。他告诉妹夫，让其准备四千元即可。别人四千元买一幅，他自信先生会给他面子，两千元即可拿到。他打电话给先生，说了此事。先生问是不是他的亲妹妹？他说是的。先生很干脆地说那就不要钱。他苦苦相劝，让先生一定收了这笔钱，不然，他心里会有所不安。先生打断他的话，说：“不要再说了，不要就不要，自己的妹子，还要什么钱？”放下电话，他便让妹夫晚上去省作协二楼某个办公室见先生并取字。因为先生抽烟，非常专一，只抽三五块钱一包的巴山雪茄。可是，购买雪茄，太便宜了，又备感不合适。于是，当妹夫去时，他就叮咛说，购买一盒千元左右的上等茶叶。大约晚上八点半左右，他妹夫向他打来电话，诉说自己的无奈：先生坚决不收他的茶叶，且动用“武力”，把他强行推出了门外。他问字拿到了吗？他妹夫说拿到了，两幅字。他妹夫站在先生的门外，不知所措，才打电话给他，让劝劝先生收了茶叶。他打电话给先生，先生冲着他就是一顿抱怨：“我不是说了吗？让娃们不要花钱不要花钱，你让他买茶叶弄啥哩吗？你咋这么犟的嘛！娃们挣钱也不容易，你让他花那钱为了个啥先？我已经给娃说了，让他把茶叶送给你，就权当是我送的，行不行？”安黎支吾了半天，知道再劝依然无效，于是只好让妹夫先将茶叶拎回家去。
　　 后来，安黎曾三次从先生那里拿走他的字，但每一次，都把钱递不到先生的手里。在电话的交谈中，他总是千方百计地劝说并告诉先生，他若不收钱，会造成他的心理不平衡。先生斩钉切铁地回敬他：“你心理平衡了，我心理却不平衡，我不能让你破坏我的规矩！”有一回，安黎的相劝让先生颇为不耐烦，先生竟爆起了粗口：“不要说了！不就写两幅字嘛？那是个球事！”
　　 当然，先生通过他的手也收过几笔字钱，但一定得弄清楚购买者是哪类人。购买者若是大老板或单位，他也适当地收取一些润笔费。但每一次收钱，他总是把价格降到了最低。
　　 凡是和陈忠实相熟的文友，恐怕都有此经历和体会。著名作家蒋慧莉在《陈忠实宝贵的精神遗产——文学依然神圣》一文中说：“特别是每当因工作我给陈老师说需要他书写几幅字时，他总是满口答应，而且不要任何报酬。记得有次一个对作协工作给予很大帮助的单位一次就需要陈老师十幅字，过后拿来酬金一定要给陈老师，但陈老师坚决不要，还对我说，都是工作么，需要你就说。……先生一生为人忠厚，朴实，从不以文学大家自居，不论是领导、同事还是素不相识的百姓，只要找上门来，他都以诚相待。”
　　 其中，60后作家白来勤和70后作家田冲等人在悼念文章中对此均有提及和表述。
　　 随后又得知，陈先生不仅给安黎的长篇小说《时间的面孔》写过推荐语，还给西安作家白来勤的诗集题写了《圣像与阳光》，不仅如此，白来勤的散文《秋山感悟》还是经先生推荐由丹舟（郭树兴）老师编辑首发《西安日报》的，白来勤的诗歌《人在路途》也是经先生推荐刊发在《延河》杂志的。而白来勤的长篇小说《情殇何痛》的书名也是先生题写的，丝毫未提润笔费。尤其令白来勤感动的是，在先生获茅奖后，他和文友翟孝章操作了一篇宣传先生的文章《白鹿原人眼中的陈忠实》，由于少不更事，文中的一些措辞不当甚至有损先生声誉，因而引起先生的不快甚至恼火，消息传来，他甚是惊恐。因为那时他正在申请参加省作协。只要先生一句话足以让他加入省作协的事化为泡影。令他意想不到的是省作协很快就发来通知，让他到作协去办理入会手续领取会员证。当他忐忑不安地走进建国路省作协大院时，首先想到的是要去拜谒先生、向他致歉。他怀着极为复杂的心情踅进先生的办公室，自报家门，先生好像把一切都忘得一干二净似的，对他嘘寒问暖，当得知他的来意时呵呵一笑，说没有什么，不必放在心上，以后做事要注意分寸，最好和当事人沟通一下。“好在是你们遇到了我这位乡党，不然别人不会那么客气的！”当得知他还是来办理入会手续事宜时，先生热情指路，说：“李秀娥老师就在旁边办公室，你去，她在专门等你们这些新会员办手续呢！”随后，翟孝章内疚不已，一直无颜再见先生。然而先生不计前嫌，一笑了之，还为翟孝章创办的“巨笔作文学校”书写了“作文改变命运”的题词。翟孝章早就准备好的丰厚的酬金，先生依旧坚决回绝，分文不取。先生还给田冲的长篇小说《迷局》写过推荐语，也是分文未收。另外，先生还是80后西安青年女作家杨则纬加入陕西省作家协会的推荐人。
　　 从以上小故事不难看出陈先生耿直的秉性，严谨的文性和倔强的脾性。
　　 受先生人格魅力的影响，前几日，我又在龙山书院微信公众号拜读了他的《燃烧的生命——张剑颖烈士纪念文集阅读感知》一文，并发现了几处失误，现指出如下：一处是“张剑颖辉煌的令一面”中的“令”应为“另”；一处是“归属尊命文学”中“尊命”一词与后文不一致，“尊命”应为“遵命”；一处是“却是真是存在”中的“真是”应为“真实”；一处是“留给今天的我们感知当年革命的鲜活形态吗，”句中的“吗”字应去掉为宜；一处是“但就艺术创作而言”中的“但就”一词，结合语境，应为“单就”才对。
　　 随后又在网上认认真真研读了他的首发短篇小说《信任》，又发现了文中几处失误。为了向先生的严谨文风致敬，我不得不一吐为快，加以指出：文中“捻熟”应为“稔熟”，“撅、锨”的“撅”应为“?”，“推起车于”应为“推起车子”，“都之以鼻”应为“都嗤之以鼻”，“第七夭”应为“第七天”，“息火”应为“熄火”。另外，我所读的版本《白鹿原》中也似乎有一处失误：文中明确表示，黑娃被抓后，白兴儿被杀死了，没想到，黑娃出逃后返回村庄，却又恰巧遇见了白兴儿。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对于此质疑，我曾与自己的同事李鹏探讨过。李鹏说，他几年前看的那个版本《白鹿原》与我看到的一样，当时把他差点都看糊涂了。我当时也糊涂了，经过反复阅看，依然如是。
　　 尽管如此，但瑕不掩瑜。恳请出版社再版时能将以上谬误得以纠正。我想，即使先生在世，他也绝不会允许这样的瑕疵继续存留。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肖云儒在他的悼念文章《陈忠实，我们时代的一个文化Logo》中回忆说：“有一次，他（陈忠实）赴京领茅盾文学奖回来，省上开了盛大的庆功会，大家争相发言，我发言时除了祝贺之词，神使鬼差地多了一句嘴：‘当然，像一切优秀作品一样，《白鹿原》也不是完全没有缺陷。’让全场愕然，记者们围住问：这‘缺陷’指的什么，你能否详说。我生怕引发新闻事件，就连说今天过喜事呢，以后说吧，落荒而走。”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过了一个多月，忠实约我在一家小茶馆长谈。他说，知道我不会是无心说那句话的，想认真请教‘老师’（他有时称评论家们为‘老师’）谈谈《白鹿原》的缺陷。这也太隆重了。我只好直说了个人的一点感觉：长篇的总体构思切入了民族文化主体与文化接受心理的深处，固然是大优长，但也不是不可以更多从整个人类的审美认知结构方位上，思索自己的人物与故事。黑娃与田小娥形象的文化与人性内涵是否可以更细腻丰腴，更极至？对社会政治风云的描绘是否纤缠得过于繁复？……这一晚，我们聊得很久，很真诚，真诚营养了友谊的浓度。分别时他紧紧握着我的手，摇着，要我抽空把这些想法写出来。记得也恰好就是这一年的除夕之夜，‘春晚’结束后很久，早已入睡了，收到了他的电话，互相拜年后，又谈到一些文学与文学界的话题，而不知东方之既白。对于有差异的声音，如此加倍加倍的看重，是一种大格局，也是一种对自己创作的大爱。在他的心里，文学真正是‘依然神圣’。”
　　 可是谁又能得知，为了神圣的文学事业，命运却给了他一个比别人低的起点——著名青年学者史飞翔在《悼念陈忠实先生》文中说：“他初学写作那会儿。当时高中毕业回乡教书的陈忠实，为了学习写作不惜步行几十里，头天动身，夜宿农民家忍受蚊虫叮咬，前往西安市文化馆参加为业余作者开设的文学讲座。陈忠实说，他清楚地记得那次讲座的题目是《散文散谈》，主讲人是肖云儒，时任《陕西日报》副刊版编辑。在谈到这次讲座时，陈忠实是这样讲述的：‘当时在底下还未听课就感觉到悲哀，我完蛋了。全部是自卑，任何自信都没有。为什么？肖云儒比我只大了一岁（实为两岁），人家现在在讲台上给我讲散文散谈。大学早已毕业，且已经开始在陕报当编辑，我在底下还像一个小学生一样在听什么叫散文，连散文的概念都搞不清，这一种参照系就太残酷。后来多年以后，在文坛上和云儒认识以后谈到这一点的时候，我说，你当时首先是打击了我，后来才是鼓励了我，非常残酷。所以既要感谢你，也要痛恨你。’”
　　 可是他却从未放弃梦想和努力，经过多年历练，直到他44岁时才开始创作《白鹿原》，历时6年才完稿。“为了写《白鹿原》陈忠实远离喧嚣的文坛，放弃当领导的机会躲到乡下老家，一沉就是六年。六年的艰苦写作，每天陈忠实都要经受着各种人物在脑海中的较量，纠结的心情让陈忠实额头上的皱纹如同黄土高原上的沟壑一般深刻。”而他却以一部《白鹿原》而名声大噪，时年他已50岁。他没有靠山，凭靠着自己的努力，终于走在了前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