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颙在文章中也记载了两则蔡启胤孝亲的故事：一则是蔡启胤为给年迈的父母提前预备棺木，亲自到深山采漆，遇到老虎，而老虎却加以回避。还有一次，贼寇将蔡启胤的母亲掠走，蔡启胤哀请自代，贼寇深为感动，于是将蔡母释放。然而，当李自成农民军攻陷北京后，蔡启胤则常颂屈原的《离骚》以明志，杜门事亲，不再与外界接触。蔡启贤，字景元，号琴斋，和其兄一样敦行孝道，晨夕问安。
　　 李颙也记载了蔡启贤的一些生平事迹，其中有一事：蔡启贤在盏屋任职期间，有一次到李颙家拜访。李颙预备了一些瓜果加以招待，但是蔡启贤假托肚子不好，不去吃。后来，李颙才知道其中的原委：因蔡氏家所处的陇西与□屋存在着气温上的差别，所以陇西的瓜果要晚成熟于□屋的。当事亲至孝的蔡启贤看到瓜果时，想到此时的父母还未吃到瓜果，自己也不愿先父母而品尝。李颙之所以能与蔡氏兄弟交往，也是因为蔡启贤曾在□屋任职，数次造访李颙，二人结下了友谊。其兄蔡启胤也因此知晓了李颙的学识与风范，但因其父母均年约百岁而不能亲自前来拜访问学，故“托族弟千里步捧，遥投教下请学”。当蔡启胤每次获得李颙的答复时，则兴高采烈，并庄重地焚香拜受。可见，蔡启胤的为学与为人是何其真诚！如此真诚至孝的兄弟，当然在性情上与李颙相投合，李颙也乐于结交这样的朋友，以致后来二人殁后李颙又为其立传。
　　 李颙结交党湛、王化泰。据徐世昌《清儒学案》记载，党湛，字子澄，陕西同州（今陕西大荔）人，曾经师事明末关中最著名的大儒冯从吾。党湛生平不事帖括科举，而是勤于学习宋明诸儒的学行言论，曾经说，“人生须作天地间第一等事，为天地间第一等人”，所以白号为“两一”。党湛性至孝，其父有癫痫病，则昼夜服侍不离；当其父亲殁后，又在墓边搭起草房守墓三年，所以时人赞誉为孝子。在顺治十七年（1660），年逾八十岁的关中理学家党湛听说了李颙的贤名，便冒雪履冰，徒步前来求正以往自己所学，二人探讨学问数日，每次均至半夜。王化泰，字省庵，陕西浦城人，虽然从医救世，但是又笃志于儒学，并与同邑的单元洲结社讲学，与党湛经常砥砺探讨学问。康熙二年（1663），王化泰前来谒访李颙，当即欲拜李颙为师。然而，李颙以王化泰年长于自己二十余岁加以推却，订交为友。党湛、王化泰均是李颙的前辈学者，但是当他们闻知李颙后，立即被其折服。李颙也深为二人的品德、问学精神等所感动。后来，在党湛、王化泰去世后，李颙分别撰写了《党两一翁行略》与《题王省庵墓碣》，记叙二人的学问、操行等，并且在多年后，李颙仍念念不忘亡友，寄字与时任同州地方官的郝斌，请其为党湛树碑表彰，寄书与友人董郡伯檄书蒲城官吏，为王化泰树碑，并以“理学高士王省庵先生之墓”表之。
　　 康熙二年，李颙结交顾炎武。顾炎武（1613～1682），初名绛，学名继绅，字忠清，江苏昆山人。在明亡后，因仰慕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学生王炎午的忠贞品格，他更名为炎武，字宁人。又因其家乡有一亭林湖，所以学者称之为亭林先生。顾炎武14岁为诸生时就参加了复社，有了一些声名。面对明末时局的多变，顾炎武放弃了举业，转而讲求经世致用之学。在明亡后，顾炎武曾参加过短暂的抗清斗争。在其家乡昆山被清军攻陷之时，死难百姓多达四万余人，顾炎武的生母何氏也在此时被清兵砍去右臂，两个弟弟惨遭杀害。而当时顾炎武因奉嗣母王氏避兵乱于常熟而逃过了此劫。当王氏听说昆山城陷后，便绝食十五天而死，临终给顾炎武留下遗言：“我虽妇人，身受国恩，与国俱亡，义也。汝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则吾可以瞑于地下。”国恨家仇，嗣母遗言，使顾炎武终生保持了不与清廷合作的态度。顺治十四年（1657），顾炎武为躲避仇家的追杀，只身北上，开始了他后半生的漫游生活，所到之处考察山川形势，交游论学，著书立说。在康熙二年（1663）十月，顾炎武来到口屋拜访李颙。二人均是当时少有的博学大家，且均主张经世致用，所以二人相见，分外高兴，昼夜论谈，上下古今，无所不辩订，交契甚欢，自此，也开始了两位大学者的友谊。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二人谈论即将结束的时候，李颙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吾人当务之急，原自有在，若舍而不务，惟骛精神于上下古今之间，正昔人所谓‘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也。”李颙认为，谈论上下古今，无关自己的身心修养，也不是当务之急。顾炎武闻之怃然，甚至有些失落的感伤。这也显示出两位大学者在思想上仍存在着巨大的不同。
　　 除此而外，他还结交与其共同被誉为“关中三李”的李柏、李因笃。
　　 又据李刚《李颙遗事》一文记述：关中三李，以文结友，各学所长。因“命之苦同，境之困同，学之勤同，志之远同。”而聚在一起。年轻时常在一起切磋学理，在谈风论世中结下了友谊。康熙十四年（1675），李颙受李因笃之邀，去富平县讲学，寓李因笃家里长达四年之久。李颙和志同道合的李柏、傅山、王宏撰、顾炎武等名儒云集富平，切磋学问，探讨宋明理学的得失和利弊，修正谬误，共同探讨反清复明的道路。由于李颙年龄最长，年老之时，富平分离之际，李颙对两位学弟恋恋不舍地说道：“至如今，兄发戴雪，弟头蒙霜，年至老同……”潸然泪下，流露伤时悲感之情，由此可见，关中三李的情谊笃深。
　　 然而，李颙平生最为知己的却是浙江临安人骆钟麟。
　　 顺治十六年(1659)春，时任盩厔知县的骆钟麟，由于崇敬李颙的学问和为人，下车伊始，便到李颙草庐，竭诚造谒，并拜其为师。此后，每有闲暇便登庐造访，并在生活上大力资助李颙。李颙之所以能赴江南开坛讲学，阐述己见，教化人心，也是缘于骆钟麟的由衷邀请，没有骆钟麟，李颙很难坚持讲学至辞世。以至于为他赢得了“江南三大才子顾、黄、王，江北关中三李首二曲”之美誉。
　　 李颙不仅学问渊博，以文会友，结交贤达，同时，又具有崇高的民族气节，对满清入关推行的民族压迫和歧视政策表示极大的愤慨。他一生清贫廉直，顾惜名节，屡拒朝廷征召，誓不仕清。康熙十二年，陕西总督鄂善修复冯从吾创办的“关中书院”聘李颙主讲，以“仆臣僚绅士，又非武弃曹丁，窄衣小袖所弗便，宽衣簿袖乃庶人常服。”谢绝了官府专为他做的小袖窄袍，仍然穿着“庶人常服”登上讲坛，给投降清王朝的汉官首先上了第一课。讲学不到三个月，鄂善便以“山林隐逸”举荐入朝，被李颙八次上书以疾力辞。后有诏举“博学鸿儒”，礼部又以“海内真儒”推荐，太史亲到其家，一再催逼起身赴京。李颙对这些诏举极为反感，力辞不就。但催檄如雨，前来威逼的官吏将李颙连同卧床一并抬往省城，行至南郊大雁塔，李颙坚不从命，拔刀自刺，官吏大骇而止。李颙这种威武不屈的反抗精神，在关中反清志士中引起了极大反响。李柏对他这种“一臣不服二主，志不仕清”的反清思想尤为赞同，敬仰他是“天之北斗，地之泰山”。关中的学者则称他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铁汉。就连康熙皇帝多次下召，他也均以年老体衰有病行动不便为借口拒不召见。康熙深知其望重志坚，难以相强，方才亲书“操志高潔”匾额及诗幅赐之以示褒奖。李颙的高风亮节也得到海内学者的敬仰，顾炎武因此称赞他是学者们仰望的“泰山北斗”。
　　 李颙的思想学术对后世影响极大。当今文化学者纷纷著书或撰写论文进行研究。其中，张波所著的《大家精要·李颙》一书，立足于史实，通过揭示李颙一生主要的经历、社会活动与心路历程，呈现其作为清初遗民思想家对节操、志业、学术思想等方面的抉择与持守。并尽可能深入浅出地穿插介绍相关历史背景、相关人物及相关思想学说。多角度地丰富李颙形象，还原历史境况，有效地揭示李颙思想的特点与时代思潮的嬗变历程。
　　 除此而外，还有诸如史介的《浅谈李二曲的理学思想》，张艳婉的《李二曲道德修养论》，房秀丽的《李二曲理学思想研究》，邓娟的《浅析李二曲反思理学的独特性》，李金福的《?李二曲心性论思想研究》，孙萌的《李二曲是如何兼取朱子陆王的——与王昌伟先生商榷》，俞秀玲的《李二曲心性修养思想评析》，邢立宇的《李二曲“明体适用”说研究》，陈张林的《李二曲思想研究》，吴宗琴的《李二曲理学思想探析》，罗嵘的《从明体到适用——李二曲(颙)的伦理思想研究》，卢建筠的《李二曲的治学致道精神及其对当代教育研究的启示》，常新的《明清之际关学与外界的学术互动——以李二曲与顾炎武的交往为例》，米文科的《论清初关学的“朱陆会通”——以李二曲与王心敬为中心的考察》等等大量研究性学术文章纷纷在报刊杂志刊载，不胜枚举。
　　 毋庸置疑，李颙是我国明末清初闻名华夏的一代民间鸿儒。他于康熙四十四年四月十五日未时在家中寿终正寝，享年七十九岁。其墓位于周至县二曲中学大门前50米，310国道以西30米处，占地面积81平方米。为纪念这位古代伟大的关中大儒，其墓1956年被陕西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83年周至县政府还将县域城关镇改为二曲镇，1992年划定了保护范围，建立了保护组织后又树立了保护标志，2006年又建造了陵园，并在其纪念碑上顶为其建立了高大儒雅的雕像。碑文《二曲先生传略》则由民间教育家景庆勋老先生撰写。李二曲的美名已成为周至县历史文化的一面旗帜。他的思想学说永照千秋，将世世代代得以传承和发扬光大！
　　 2016年5月21日
　　 【纪昀清，本名纪堪迎，西安市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