赌博如此广泛而持久地占有着他们的业余时间，对他们的精神情趣进行剥夺和限制后，人的可憎的面目便显现出来。他们成为分裂的两个人，在平时是一种麻木的、饥渴的、事不关己的状态，而当谈论赌博进而坐在赌桌前面时，他们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神采奕奕、思维敏捷、笑容满面。
　　 在正午的寂静的村子里，人们围坐在桌前，手中的麻将成为人们唯一交流的语言。年轻的后生和壮年者，此时远在城市打工，小孩子在学校的课堂――那些更幼小的孩子手中抓着吃食，在房前屋后被鸡鸭小狗们追赶。寂静的村子在春节时，会变得异乎寻常的喧闹，然而已经不再是传统年俗吸引着人们的目光，很多人甚至对走亲访友失去了兴趣，年轻人聚集在公祠、礼堂，或露天的老香樟树下，将一年打工所得押在了赌桌上。春节过完，口袋里的钱资也挥霍干净，他们又回到城里去。村庄复归寂静。
　　 大约是九十年代初，小镇上开始出现了台球，并成为除麻将、录像之外，另一项热门的消遣。人们由起初的纯粹娱乐，很快就无师自通地玩出了各种赌博的花样来。比如，两个人玩，玩单色花色，谁先打完手中的球，谁赢。如果是三个人以上，则抓扑克牌，谁先打完自己抓的对应数字的球，则谁胜出。这样的赌博方式，连一些老人都很快就学会。在年轻人外出打工的时日，他们甚至是台球桌上的主力军。在本该出现在灯光宜人，安静而整洁的室内，球手穿着马甲、系着领结的高雅的运动，被乡民们改造成一副灰头土脸的入乡随俗的样子――透明塑料或有着红蓝条纹蛇皮袋的雨篷，被几根木棍胡乱地支在露天的场地上，从室内牵出的白炽灯泡像一根丝瓜样地垂挂下来。一个曾经的敌敌畏纸箱，里面装着润滑粉，在有着坑洞和胡乱丢弃的烟头的地上，雨坑倒映着旁边杂乱的镜像，台球桌灰迹斑斑，显得不洁而滑腻，经常被砸落出来的母球上密布着磕破的细小的黑点。中学斜坡下面井台旁有家小店，经营日杂货物之余，兼放着一张台球桌。通常收费是五角钱一场球。老师们将赌博的场地由牌桌增加到了井台边的球桌上。老师们的创造力并不比乡亲们更出色，他们赌球的花样不出其右。
　　 就是这张台球桌，一度占去我大量的时间――虽然我是为数不多的不爱麻将，远离赌桌的人，但我还是废寝忘食地在桌球上面浪费了太多的时间。出于对自己技艺的自信，也出于被孤立而急欲融入群体的担忧，我终于未能幸免，成为无数个赌徒中的一位。
　　 那个在乡间中学的井台边，穿着牛仔裤、花衬衣，有着一头卷发、戴着黑框眼镜，手中紧紧地握着一根球杆像握着一支步枪一样的年轻人，就是我。当他观察到乡镇风起云涌的赌风，开始弥漫到小镇毛细血管的各处，并为此感到杞人忧天时，却未能抗拒台球对他的吸引。
　　
　　 三
　　 无数个在井台边台球上挥霍的夜晚回到房间之后，我就变得异常的沮丧和空虚，对于时间的珍惜，这是我从少年时开始培养的习惯。教书以后，一天没有读书写作，我就觉得是虚度。对于打球浪费的时日，我一次次宽慰自己说是为了融入群体，以免人家说我不合群――我一面这样宽慰自己，一面为自己找到如此拙劣的借口感到可耻。当我拿笔写作诗歌的时候，心里面仿佛在接受神谕一般宁静而满足。写作已成为生活的信念，隔着被一行行诗歌装订的夜晚，我眺望那个沉迷在台球边的自己，感到十分的荒谬和陌生。
　　 写作不仅安慰着青春，给心灵以满足，还带来现实的声誉――遥远的省城几次邀请我去参加笔会，同时还带来一张张稿费单――虽然不多，但也足以片刻地获得一种虚荣。我习惯每天上午十时左右站在厨房旁边的苦楝树下往山坡下遥望，邮递员老王总是这个时候推着单车上学校的山坡，每次他总是先把我的邮件――订阅的杂志、收到的期刊、稿费单、依然热潮未退的文学粉丝写来的交友信件――给我，然后再把学校的报刊拿到校长室。老王是我的邻居，一个四十多岁满脸络腮胡须的男人，是个让人愉快的宽厚的人。他并不因为我是个所谓的“诗人”而对我另眼相看，他用一种平常的语气和我寒暄，这正是我喜欢的。他热情和善的态度适用于每一个人。
　　 而镇邮电所的那对夫妇则不是那么回事了。这对三十多岁的夫妇俩是邮电所仅有的职工――自然也是够用了，仿佛是从皇帝身边发配到边疆的贬官，我发誓，从来没见过一次他们的笑脸。每次去邮局取稿费，对于我来说，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那是一栋如同民居一样的红房子，上下两层，一楼办公，二楼居家。一楼营业厅的水泥台子上用一张到顶的铁栅栏隔出内外两个区间，里面的空间仿佛比银行的库房或者重要机关的机要局更加重要，神秘而不可侵犯。坐在桌前的夫妇――通常是他们中的一个，另一个在隐蔽不见的地方处理其他的事项，冷若冰霜的表情足以让人心里发颤。那个妇人尤其如此，柳眉倒竖，脸上不仅不笑，而且几乎不说话。假如说话，吐出的字也是短促、生硬而突兀的――不超过三个字，一般是“拿来！”“嗯？”每次从台面上捡起被她（或他）甩过来的几张纸币时，我仿佛受到极大的羞辱，像是我取的不是自己合法所得，而是借债或赃款！
　　 每次我去邮电所取款，身边总会遇到几个和我有着相同愿望的老人――这些乡村老者，戴着棉帽，围着裙兜，套着袖套，鼻子通红，灰发枯涩，形容悲苦，但是他们手中却握着一张对我来说堪称巨额的汇票，几千甚至上万块，与我手中几十块上百块的稿费单实在不可同日而语。这些汇款单上通常是由一个年轻姑娘写下的歪扭稚嫩的字迹――大部分来自广东，也有一些是福建、浙江等地。如此大的款项来自一个初中毕业――甚至初中辍学就远离故乡，身无长技的乡村姑娘，充满着让人生疑的悬念。
　　 为此，她们在沿海获得了一个称呼“小姐”。在身体尚感到羞怯且受到压抑的年代，有一个词是让人振聋发聩且使用频率较高的――“强奸”。而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在一个性逐渐开放并且存在买卖的状况下，“强奸”这个词的使用率逐步在下降。而另一些词，如计划生育、性病、艾滋病乃至母乳喂养、减少婴儿死亡率等等，使用率则呈上升趋势。在镇政府录像室里播放的香港碟片偶尔暴露的都市“小姐”活动场景，引发了人们对这些乡村女孩（其中不乏妇女）在城市的生活想象。她们必定也是涂着红红的唇膏、身上洒着劣质的香水，衣着暴露地坐在路边一个个光线暧昧的小店里，有的甚至穿着黑色的裙子，站在南国的街边椰树林下，而酒店、歌厅、舞厅，照例也是她们出没的场所。
　　 当1991年我从师范学校毕业来到这里，我以为乡镇依然是个有着满眼的青年男女，其中不乏让人眼前为之一亮的靓丽村姑。但我失望了，来到本镇以后，这种想象中的景象不曾出现过，我的停留在八十年代电影银幕上的乡村场景欺骗了我。
　　 在一个缺乏人情之美的乡村――不仅是物质贫乏，更主要是视觉贫乏，精神贫乏――对于一个个年轻的单身的乡村教师来说，是难以忍受的。而他要和这个地方耳鬓厮磨，最后臣服于这片天空下的土地，成为它风景中的一部分，要作出多大的改变和牺牲？
　　 对于一个个怀抱梦想去往沿海打工的年轻姑娘们来说，何尝不是如此？当她们在他乡不堪忍受艰苦、单调的流水线工作，而欲隐姓埋名开发身体资源获取财富的时候，她们也经历过挣扎和抗拒，犹豫和彷徨。她们有的刚步入青春，还未享受青春和爱情芬芳的果实，就要过早地在一张肮脏凌乱、布满病菌的床上凋零和腐烂。难以设想，这样一群女性――每日面对陌生的人打开自己隐秘的私处，接受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羞辱，其内心世界该有多强大、坚固，或者有多麻木和冷漠。
　　 性开放带来部分案件的减少，但相应地增加了其他的社会风险和治安隐患。与这个职业相伴随的毒品、黑社会等形成了一个凶险的、让人惊惧的灰色地带。对于乡镇本身来说，年轻声音的减少，使乡镇的生气和活力大减，而呈现迟暮的老态和沉闷的氛围。这一人文景观的消失，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乡村最大的事件！一个古典意义上乡村的瓦解不是土地问题，而是人的问题，是一个传统意义上农民的属性发生变异、难以适应的问题。
　　 谁去调查过那人数庞大的“小姐”队伍洗脚上岸后，是在疾病中或者吸毒中了此残生，或者为避免老无所依随便找到一个男人结婚生子后，她们的下一代将面临一个怎样的家庭背景？
　　 无论如何，极少有人会去这样设想。目前的现实是，乡村被一种致富的雄心裹挟着，汹涌向前，泥沙俱下，地方政府视此为最大的政治，一个家庭视此为生活最高的目标和人生的意义所在。因此牺牲一个女儿的青春和肉体，换来全家的致富和一栋新居的建起，是值得的。道德在这个时代变得脆薄如纸。我一度还从回乡过年的年轻打工者口中熟悉了一个词“提包”――不是名词，而是动词，意思是抢劫某个塞满钞票的皮包，然后隐遁他乡。人们用称羡的、向往的语气描述一个个这样的“提包”事件，以及当事人――抢劫者变成了这个时代的英雄。这样的故事在年轻人当中极具蛊惑性和煽动力。当然，他们也会提到在某次“提包”事件中，“英雄”失手，被吃了枪子儿。但这依然阻挡不了一颗颗青春懵懂的心蠢蠢欲动。
　　
　　 四
　　 当我坐在书桌前又一次陷入沉思，我想起自己的一次远行。因为它和我的家庭有关。这是我这几年中仅有的一次跨省远行，为了寻找我的妹妹。
　　 在我们兄妹三人中，妹妹是最可爱，也是最叛逆的。她的这种性格决定了她人生的很多选择。甚至在幼时，就能从中看出端倪。我记得她大约三岁的时候，冬天里，姐姐、我和她三人在旧居的厅堂里烤火。我和姐姐睡思昏沉，冷不丁没注意，妹妹就把手伸到锅里去了――她要学妈妈搅拌稀饭，一声惨烈的尖叫划破岑静，一家人又惊又慌，赶忙将妹妹送到医院――至今，妹妹右手还留有疤痕。另一次，我们兄妹三人在火塘边烤火，妹妹好动，她将一支燃烧的茶树枝拿在手中玩，随后又点着了我们背后的柴火堆，干燥的茅草、荆棘、茶树枝燃烧起来，火一下子蹿上了黝黑的木质天花板，并迅速地伸出巨大的火舌吞噬易燃的一切。一场突然而至的火灾惊动了左邻右舍，大家急忙提水来扑火。这带有灼痛感的记忆，伴随着几年以后我家搬到南门，永远地定格在那个腊月里……
　　 妹妹初中毕业以优秀的成绩考上地区卫校，我刚从该市师范毕业回乡，前后相差三年。毕业后妹妹供职在寒山乡政府，做计生干部，后又调入县中医院，在一个分院的门诊部。致富的热潮在县里涌动，政府也助推了这股热潮，鼓励机关干部、教师、医生下海经商。妹妹一个同事，是分院的医生，姓陈，女朋友在广东汕尾打工，在政策的感召下，请假追随女朋友的脚步去了。
　　 妹妹的心也不安定。她天性喜欢冒险，不喜欢按部就班的生活。对于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来说，发财自然不是她的首选，她应该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享受青春的美妙。但她似乎对那个人人憧憬的广东――那时就是一个发财致富的代名词，有着更美好的憧憬。她联系了陈医生，表示自己不想在一个沉闷的小县城消耗生命，想到城市来见见世面，让陈医生留心一下有没有适合做的事。陈医生说，你还是在家里上班好，不用过来。妹妹再三地表示了想出去的愿望。最后，陈医生似乎被感动了，说，你实在想来也行。
　　 妹妹坐上了县里去往汕尾的长途班车――是那种有着肮脏被褥，上下双层的大巴。那时县里除了开往地区、省城的客车，很少有开往省里其他地区的班车，但是却有开往广东任何一个城市的大巴，春运期间，更是一天几班。
　　 这也是妹妹第一次出本地区以外的远门。经过一个晚上和大半个白天以后，她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我想妹妹疲惫不堪地从车上下来时，看到眼前的一切，可能略微有点失望，但还是鼓起勇气走向了接站的陈医生和他女朋友。
　　 随后她被带到一条巷子中的一套民居内。那是一套租来的两室两厅的房子，已经住了十来个人，大家在地上打通铺，吃大锅饭，饭菜是粗劣的，难以下咽。除了陈医生，没有人上来和妹妹搭讪。屋内充溢着一种怪异的气氛。先前据陈医生在电话里说，他在一个叫中寰的医院上班，但这个医院始终没有在妹妹视线中出现。第二天，她被带到一个写字楼，一个八九十平米的大厅里挤满了人，可能不下一百人，他们的注意力全在主席台上一个系着黑领带穿短袖衬衣戴眼镜的年轻人身上。此人在滔滔不绝地灌输一种新型的营销理念――直销。从理论上来说，他的理念似乎无懈可击。一幅致富图景，正在急欲发财的人们的大脑里拉开帷幕。用妹妹的话说，这个人正在给他们“洗脑”。在富有煽动性的讲演中，不时伴随人们“要致富”的狂热口号。毫无疑问，妹妹进了一个传销组织。在当时，传销这个词对于妹妹还很新鲜、陌生。他们虽然用直销这个说法――就像用一块布试图掩盖真相，但疑虑始终像片阴影停留在她脑中。他们之间的结构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