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老父亲过世后，家庭跌入了谷底，从此生活就开始了爬大山的岁月。虽然说风风雨雨地攀登，没有再出现过多大的意外，但是，每登上一步，就会留下深深地脚印。这脚印里，有汗水，有泪水，有苦，也有甜。
　　 盖完房成为村里“冒尖户”的时候，祝乃强觉得这句歌词很好，很恰当。既然生活像登山，总会达到山顶的时候，他现在不是就到达山顶了吗？应该坐下来长长舒口气，寻找一下“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成功感觉。
　　 可是，他很快发现自己理解错了。
　　 原来，生活的大山是没有山顶的，你会发现你总是在半山腰，永远在攀登的路上。
　　 在盖完房的第二年，建筑行业突然出现了“市场疲软”、“供大于求”的状况，这是谁也没有想到的。
　　 至于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祝乃强不是搞社会调查研究的，他只是知道这一年“活不好找”，建筑工人如果不出远门，就得失业。
　　 凭着精湛的手艺，他还勉强在本地找了两家公家的活干了多半年，总算没有失业。但是到年底结账的时候，只领到了一千元的工资，其他的全被拖欠了。——这是祝乃强万万没有想到的。
　　 一千元，意味着什么？
　　 ——因为上半年在家给自个盖房没有收入，而且把所有的积蓄全花完了，还借了外债。所以这一千元，意味着他们家这个年关都过不去了。
　　 还好，妻子下半年的短工收入比他好。过年的时候，翻箱倒柜找完全部的家当，总共凑够了二千八百多元，总算把这个关过了。
　　 然而，年关未尽，正月初八日，老母亲在结冰的地面跌了一跤，双腿骨折。
　　 这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啊！那一刻，他又找到了几年前父亲突然离世的感觉。
　　 他几次去找去年曾经做工的工地老板和单位负责人，但没有讨回一分钱。而在他们的答复中，祝乃强感觉到，他们让他能来做工似乎就已经是对他的施舍。他感恩戴德他们都来不及，还要什么工钱呢！
　　 祝乃强的心中充满了苦闷和迷惘。
　　 但妻子似乎把这次的“灾难”根本没当回事，在母亲接完骨病情稳定后，她对在病床前守护母亲的祝乃强说：“过几日妈出院后，你就外出做活去吧。我初三在娘家时已经跟我表哥说好了，让他今年出门把你叫上，听他说外面的钱很好挣，帐也结得很麻利。家里我一个人能行的。”
　　 那一刻，他真想把妻子抱在怀里，好好亲她一口，叫她一声“我的好老婆”。只是环境条件不允许，于是他感激地望了一眼妻子，轻声地“嗯”了一声。
　　
　　 五
　　 正月二十过后，母亲出院了。在母亲出院的第二天，他背上妻子为他准备好的铺盖被褥及换洗衣服，跟着妻子的表哥，踏上了开往天山的列车，来到了西北边陲的某建筑工地。
　　 这是他和妻子结婚14年来第一次长时间、远距离的离别。
　　 来在工地，祝乃强拣挣钱最多的活去干。本来他最娴熟的技艺是砌墙和粉墙，但当他看到这里折钢筋和扎钢筋要比砌墙粉墙多近一倍的工钱后，他利用十多个晚上的时间，硬是把这个手艺学成了。
　　 第一期工程完工后结账，祝乃强领到了六千三百一十五元钱，是工地上建筑民工所领最多的。
　　 那时候，祝乃强还没有手机，家里也没有装电话，祝乃强拿着领来的工资，不知道该用什么办法给妻子报喜。在表哥的建议下，他来到邻近的都市花四百元给他买了一部最便宜的“诺基亚”，留下六百元的基本生活费和抽烟的钱，把剩下的五千三百一十五元全部寄给了妻子。同时给妻子写了一封短信，告诉她自己在这边很好，无需挂念。用他寄回来的钱把母亲住院时借的账先还清，再给家里花一百五十元装一部电话，以后联系就方便了。另外还问了一下母亲和儿子的情况。
　　 汇款后的第三天，祝乃强收到了新买手机的第一个长途电话，不用说，这个电话是妻子打来的。
　　 听着妻子那熟悉的声音，祝乃强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不过，让他有点意外的是，妻子告诉他，电话早都装上了，他寄来的钱仅仅是还了剩下的部分债务。
　　 原来，妻子在送走他离家后，每天并没有多少事。除了给家里人按时做饭，就是照管老人。可老人并不是每时每刻都需要照顾，定时帮助老人翻翻身，上上厕所，基本也就没事了。于是她从县城刺绣店接了一批活，利用闲下来的时间搞刺绣，这是个自己不摊本只投入劳动还对家里没有任何影响的事情。一副鸳鸯枕头绣下来，自己能挣四十五元钱，而时间大概就是十天左右，所以她每月可以收入一百三十五元。
　　 因此，祝乃强离家七十多天，她自己已经收入三百多元了。
　　 她用挣来的钱给家里装了一部电话，能及时与刺绣店取得联系。当然她很想和远方的丈夫取得联系，——毕竟从来没有这么长时间远距离地分离啊！可是丈夫没有确切的地址，连写信都不知道地址，更别说打电话了。
　　 听着妻子在电话那头的话语，祝乃强的心中一阵阵的酸痛，他感觉眼前一片模糊。
　　 另外妻子告诉他，家里不用操心的，老母亲已经在她的搀扶下可以拄着两根拐杖下地了，儿子学习也很好，没有什么挂念的。让他自己操心好自己的身体,照顾好自己的生活。这些话，妻子絮絮叨叨地说了好长时间，说了好多遍。
　　 祝乃强认真地听着，他一直等到妻子说完主动挂了电话。
　　 有这样的妻子在家，祝乃强还担心什么呢？他只需要踏踏实实在外挣钱就是了。
　　 自从有了电话后，联系方便了，隔山差五地和妻子在电话上说一说，祝乃强觉得心里很踏实。
　　 过了一个月，是夏收的时节。他打电话问妻子什么时候让他回来割麦。妻子告诉他，如果工地有活的话就不要回来了，她一个人能成的。另外，没事的时候要少打电话了，这个月她的电话费缴了近两百元。
　　 工地确实很忙，而且因为夏收的临近，陆续回去了一些人。工地老板为了留住人，给他们又上涨了工资。但是担心妻子能否承受得住那么夏收大强度的劳动——表嫂身体那么壮实，表哥都回去了——他没有听妻子的话，再次拨通了那个遥远而昂贵的长途。
　　 他把这里的情况给妻子做了说明，再次表达了自己的担心。但妻子回答得很干脆，不要回来了，有儿子帮着，她完全能成。
　　 放下电话，祝乃强跑到工地，拼命地劳作起来。
　　 那年秋收秋播的时候，妻子仍然坚持不让他回来，他遵从了妻子的安排。但他增加了打电话的频率，基本每天晚上都要和妻子通一次话，询问有关的情况，当妻子告诉他一切都好时，他才觉得踏实。只是有一次他下班有点早，电话打回去没人接，过了一大会，接电话的是老母亲。他打算给母亲道一声安，谁料传来母亲劈头盖脸的一顿训斥。说他收玉米不回来，把妻子累得够呛，前天上午都晕倒了。骂他没心，把媳妇一个人撂在家里，不知道媳妇受多大的苦，自己在外面逛自己等等。虽然母亲骂的很多，但他一点都没有在乎母亲的骂，只是担心妻子晕倒到底是怎么了？直到晚上妻子来电话告诉他晕倒是因为早晨没来得及吃早饭就下地了，饿的，其他一切都好着，秋播也马上就完了时，他才放下心来。随后说了些相互关心的话就挂了。
　　 农历的十一月，在祖国西北边陲，低温已经成为限制人们生活的主要因素之一，建筑行业也不除外。他们工地的室外工作就要停止了，只需要留下少部分的人搞内粉。出门已经整整十个月的祝乃强开始收拾好行装，准备在结完帐后回家。谁想，他被包工着硬是给留下来了，因为他的建筑手艺太绝伦了，包工头怎么也不让他走。尽管他也讲了许多自己应该回去的理由，但是都很苍白。包工头急了，叫祝乃强给家里打电话，由他亲自给家里做说明，并把他的工资翻了一倍。由于妻子的同意，他只好留了下来。
　　 直到腊月初八，祝乃强才离开了建筑工地，踏上了归家的旅途。
　　 回到家时已经初九晚上快七点了，那天还飘着雪花，天气很冷，电话上知道消息的妻子和儿子站在村口的大路上一直等着他的归来。
　　 当妻子接过自己身上的被褥扛在她的身上，儿子结果他身上的挎包背在自己身上让他轻装前行时，他在黑暗中流下了两行热泪。
　　 回到家中，妻子拿出着笤帚为他扫身上的雪花，儿子为他打水，拿毛巾，老母亲笑嘻嘻地坐在热炕上，看着儿子，和他说这说那。在那一刻，祝乃强感到，这个世界就只有他们四口人了。
　　 当妻子把沾着温水的毛巾递到他手里时，他很想顺势抓住妻子的手，抱她一下。只是在老母亲的房间里，儿子和母亲在场，他深情地望了一眼妻子，接过了毛巾在脸上搽起来……
　　 晚饭后，儿子到自己的房间写作业去了，他们俩和母亲拉了一阵话，就回房间去了。
　　 近一年的别离让他找到了新婚的感觉，虽然妻子和以前一样很被动，但他能感觉到妻子很投入，对他很用心。
　　 平静下来后，他们诉说着一年的相思之苦，诉说着对对方的思念和担心，也诉说着自己在各自生活环境中的艰辛。末了，妻子问他，回来共带了多钱？
　　 当他把存有二万四千元的活期存折交给妻子时，妻子微笑着对他说，如果这样做下去，到明年上半年，所有家庭债务就能还清了。
　　
　　 六
　　 年前，妻子提前就为他拆洗好被褥，洗干净衣服，整理好东西，准备好了过完年后外出所需要的一切。
　　 原本打算还是去西北边陲，但由于老母亲的坚持，最终没有成行。老母亲的理由很简单，她觉得儿媳妇太累太苦了。儿子走得太远，自己虽然能基本自理了，但腿脚还是不灵便，又给儿媳妇帮不上什么忙，让别人笑话儿媳妇既当女人又当男人。
　　 既然老母亲执意不同意，表哥也没去西北，要去也只有他一个人，于是他便放弃了再去西北那遥远地方的计划，而到了距家只有几百公里的中原某都市。
　　 这是一个县级市。和西北边陲那个地方比，这里繁华多了——当然他祝乃强不是冲着这个来的。这里的人口很稠密，具体有多少人他不知道，他也无需知道。对他而言，知道这里人口多是因为在这里做工，所有民工所住的工棚是要容纳二十到三十人一间的大通铺，而不是像在西北那边三四个人一个房间，而且还是单人床。
　　 这里的物质生活很丰富，大街上尽是商铺和物品，自己所需要的生活用品随处可见，而不像在西北那边买一个牙膏都要跑几里的路。吃饭也很方便，饭馆走两步或三步就能碰上，特别是在车站附近，什么吃食都有，只要你有钱，买饭的老板客气得差不多都可以给你把饭喂在嘴里了。
　　 这里的文化娱乐活动也很多样。走完一条街，从蹲在商铺门口的音响里传出各种各样的乐曲，不绝于耳。早晨和傍晚的时候，大小广场人群黑压压一片，人面前能过得去、带过眼的各种娱乐活动应有尽有。当然，背过人的娱乐都有哪些，祝乃强并不知晓。
　　 祝乃强和同村与他一起出来的其他两个人把自己安置好后，第二天就上工了。
　　 因为是第二年了，所以他和妻子都能适应了，因而电话也不常打了，隔十天半月打一次。在电话中，祝乃强知道妻子今年没有做刺绣的活，因为去年长时间地低头绣花，有了颈椎病，所以今年她去砖厂拉砖坯了，每拉一万块八元。
　　 这里虽然很热闹，很时尚，也很现代，可是，对祝乃强而言，这些都不属于他。而且这些与他格格不入，他完全可以把他们拒在门外。
　　 但有一样，他却无法拒绝,那就是大通铺里工友们那些淫词浪语。
　　 别看祝乃强已经快四十的人了，孩子也十多岁了。但从小受到正统教育的他在这方面却很“落后”，也很外行，这从他与妻子“夜生活”的单调就能体现。一来是因为他从高中毕业后就没有经历过这样的集体生活，一直就呆在家中。虽有去年的打工经历，但那时他们是三个人的小屋，与表哥住一起，根本不可能乱说一气；二来他本身就既不善言辞，也不外向开放，所以当他听到工友们那些出格的浪辞滥语后，心中似乎憋足了气，但又呼不出来，感觉脸像烧着一样的烫。
　　 这些淫词浪语虽然很出格，很低俗，但是这酸滴滴的话和那工棚里臭烘烘的气味搅在一起，似乎又很和谐。
　　 那些个来自“发达”地区的工友们，说起这些话来就像说书一样的流畅。他们没有羞耻感地细说着每一个他们所知道的有关男女的故事，有时候甚至连自己和媳妇床上的故事也都讲出来，引得大伙热闹一通。每当这个时候，祝乃强不是装睡，就是无动于衷地抽他的烟。但是，他们话语中所延及的一件事，确实让祝乃强心中也曾恐慌过一段时间。
　　 在工友们关于男女的故事交流中，有一个关于“留守妇女”的话题，有的工友讲，他没有出来前，曾与他们村的几名“留守妇女”有染；有的工友讲，他们村的“留守妇女”都是村干部的编外夫人；还有的工友讲，“留守妇女”因为耐不了寂寞，主动送上门，有时会同时与好几个男人在一起；更有甚者，有些工友讲他们村的有些“留守妇女”还与她们自己家的宠物狗如何如何等等。
　　 听到这些，祝乃强不免心中也疙疙瘩瘩的，有时会充满了焦虑。自己的妻子会不会在他去年不在的时候做出不忠于自己的事来。但翻过来一想，祝乃强觉得这样去冒昧揣度妻子的清白，那是对妻子人格的侮辱，自己没有任何的理由去瞎猜妻子的。去年一年，妻子为家庭付出了多大的艰辛，这是他如何也不能忘记的。单凭这一点，如果对妻子的衷诚妄加怀疑，那自己就不是人，是畜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