龟兹，作为汉唐在西域统治的中心地区，又有一派大好河山，自然会“引无数英雄竞折腰”。这时的龟兹，仅仅表示“不自外于中原”似乎还不够，“天可汗”的《均田制》《租庸调法》《府兵法》《稽查户籍》等政令也推行到了这里。
　　 出身于西域少数民族世家的阿史那社尔是员难得的虎将，他对唐朝的贡献及在西域的活动主要表现在武功方面。唐朝平定了西域，并将其地列为州县，势力甚至达到西域以西的更遥远波斯地区。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阿史那社尔付出了一生的精力，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值得一提的是，他还是“天可汗”李世民的亲妹夫，多次提出“以身殉葬”，以示忠诚。
　　 诃黎布失毕，一位志大才疏的龟兹王，作为前龟兹王苏伐叠的胞弟，本来可以养尊处优地过着悠闲自在的王子生活。可哥哥的早逝，把懵然无知的他推到王位宝座上，也使他的野心顿时膨胀起来。盲目自信，夜郎自大，与朝廷的关系渐行逝远，史书上说他“渐失藩国礼”。这要换了宋朝、清朝，倒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可他所处的年代却是盛唐，结果可想而知，“天可汗”爷儿俩先后两次把他拿下，送到京城关起来“读书学习”。后来变得服帖起来，鼻涕一把泪一把地表过忠心后，朝廷决定让他到龟兹继续做君主。可是他回不来了，儿子把王位占了。他在龟兹城下破口大骂，还是没人理他的茬儿，只好再到京城做“寓公”。后来在郁闷中死去，刻画像立于太宗昭陵前，永远侍奉这位对他来说“集爱恨于一身”的明君李世民。
　　 “瓦岗英雄”郭孝恪，大唐西域的安西大都护，一个举足轻重的大人物。但他却也是一位悲情色彩的人物，一生征伐无数，且有着“常胜将军”的美誉，却死在了龟兹王城的城门之下。这令多少人为之叹惋，就连他的敌人听说后也“大惊失色”，招了大祸不是！
　　 贞观十六年（642），唐军破龟兹后，龟兹国相那利“率众遁逃”，我们这位自以为是的郭将军却未“宜将乘勇追穷寇”，而是饶有兴趣地看龟兹歌舞去了。结果“泥沟翻船”——那利反扑，杀唐军一个猝不及防。郭都护被流箭射中，成为在龟兹牺牲的唐军最高级别将领。唐太宗觉得此事太丢人，很长时间都不肯给他个名分，认定此役郭部全军覆没的责任完全在郭孝恪自己身上，死也是咎由自取。这样的评价，旁人都觉得心疼，死者肯定也是寒心啊！
　　 王孝杰和狄仁杰一样，之所以名留千秋，主要得益于武则天的赏识和重用。武则天作为一代女皇，之所以能够坐稳江山，主要也得益于这些忠臣良将们的大力辅弼。武则天在当政后，一直忙于巩固自己的政权，使边疆各少数民族有了可乘之机，尤其是吐蕃，更是觊觎唐朝的边地。唐与吐番的战争剑拔弩张，后来逐渐形成河陇、西域两个主战场。由于在唐军河陇战场的作战连续失利，便改向西域，另开辟新战场。
　　 唐武则天壬辰三年（692）十月，唐廷命王孝杰任武威道行军大总管，与左武卫大将军阿史那忠节及西州都督唐休璟共同讨伐吐蕃。王孝杰率兵从西州出发，大破西部突厥可汗阿史那馁子。吐蕃军在噶尔·钦陵率领下前往救援，结果被王孝杰大军击退。随后，王孝杰率唐军转战数千里，直至于阗等地，大破吐蕃。旋即，王孝杰乘胜一举收复龟兹、于阗、疏勒等镇。西域失而复得，为大唐王朝多少挽回了些面子。
　　 唐朝武将骁勇善战，文官同样表现不俗。安西大都护郭元振为文官出身，十八岁举进士，办事公允，处置得当，多次出使吐蕃解决边界问题。他主政西域时，既是大都护又是普通一兵，为守卫西域而出生入死，百战不挠。后来他奉命调回京师任太仆时，各族酋长纷纷用刀“划面出血”，以表示哀伤哭送。沿途所到之处，百姓们闻风而出，“俱酒浆相迎”，可见这位郭都护是多么的深得人心。
　　 对于西域民族内部事务，郭元振不是用简单的打压政策，强迫其一方或几方降服；也不是采取支持一方压制另一方的粗暴办法，再制造新的矛盾。而是采取协调或者调离的办法，尽量让双方当事人避开各自锋芒，从而避免矛盾升级。这种处理民族内部纠纷的方式，通过大量的实践表明是可行的，为解决西域民族内部矛盾找到了一条新路子。
　　 唐朝中期，西域周边形势趋向复杂多变。崛起后的大食（阿拉伯）势力开始深入河中地区，吐蕃占领葱岭地区后，开始剑指龟兹及“安西四镇”。外患未除，内乱又生。胡族将领安禄山、史思明举兵反叛，明的为诛灭杨国忠、杨玉环兄妹，暗的为皇朝天子位。接下来，皇上蒙尘，太子正位，朝廷下令各地“勤王”。
　　 在各地勤王大军中，有一支分外抢眼，那便是龟兹王弟白孝德率领的龟兹兵。《旧唐书·白孝德传》中有载：“累战功至安西、北庭行营节度使，历检校刑部尚书，封昌化郡王。”白孝德及其麾下的龟兹兵，心存社稷国家，万里赴国难，征战南北，冲锋陷阵，与内地军民一道痛击反叛势力，以血肉之躯捍卫了国家统一。“以陌刀、长柯斧堵进，所向无前”，甚至有时“出入三反，众披靡”，表现出了西域和龟兹军队顽强斗志与勇气。
　　 而唐王朝历史上最后的绝响是由高仙芝奏响的。这位朝鲜族将军年少时就来到龟兹，其后提任西域龟兹驻军的最高统帅。高仙芝成名在于怛罗斯之战，此时他已深入敌境七百余里，且在兵力不占优势，但高仙芝指挥有方，双方激战了五天，还是打了个平手。后因唐军中的葛罗禄部临战叛变，阵前倒戈，高部被釜底抽薪，最终败下阵来。唐军虽败，可大食人并没有穷追猛打，人家也是在给大唐一点颜面，双方就此相峙下来。
　　 使高仙芝始料不及的恐怕是唐军战俘中的能工巧匠们，他们被押往阿拉伯，这就不可避免地将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传到了西方。这是这位高将军因战败却为世界文化做出的“杰出贡献”。否则的话，西方人的“纸草习书”、“兽皮记事”不知还要沿袭多少世纪。
　　
　　 四
　　 史料记载，龟兹之名湮灭于宋代。
　　 龟兹之名湮灭是一个时代终结，也是另一个时代的开启之时。
　　 唐开成五年（840），黠戛斯的兵马侵入漠北回鹘汗国，郁督军山的回鹘牙帐被扫荡殆尽，部众四处逃散。西部回鹘十五部在首领庞特勤率领下，开始了向西投奔新疆天山南北、中亚楚河流域一带回鹘亲人的历史性大迁徙。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回鹘西迁”。
　　 继唐之后，中国历史又进入了五代十国纷争割据的时期。由于中原王朝管控减弱，西域地区也出现了一些互不统辖的地方割据政权，主要是喀喇汗、于阗、高昌等。因龟兹处于喀喇汗与高昌交界之处，两个政权围绕着龟兹的归属多次展开激战，战火所至，生灵涂炭，百业俱废，民不聊生。
　　 龟兹成了“两宋”文人们的想象，“两宋”却仍是龟兹人的向往。西域王公们仍在名字前加上“桃花石”，桃花石者拓跋氏也，即为中国。
　　 中原“正统”大宋王朝被金、辽、西夏压制在江南一隅，而西域却完成了短暂的统一。在奥古尔恰克手里，喀喇汗王朝开始强大，幅员广阔。它的疆域西起卡拉库姆沙漠，东至罗布泊，北到巴尔喀什湖，南尽阿姆河。龟兹是它的中心区域，不过这时它已经被称作“库车”了。龟兹已经掉在了西域历史车轮后面，被埋进了厚厚的历史尘埃之中……
　　 西域人向来擅于创造。就在这一时期，回鹘以及一些游牧部落开始并完成了由游牧生活向定居农业生活的过渡。随着这一过程的完成，封建制度在中亚农业地区得到普遍确立。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在这种民族相互异化和融合的过程中，科学文化也获得巨大发展。
　　 而在龟兹的南端，李圣天执政的“大宝于阗国”，对“正朔”的大宋王朝不离不弃。“其殿皆东向”，表明这位于阗王心向中原的诚意。当时中原战乱不断，干戈屡起，军阀专横，分裂割据，朝廷频繁更迭，根本无暇顾及西陲。于阗主动与中央王朝联系，明确表示了归属意愿，坚决维护祖国统一，可曾经的文韬武略“天可汗”的朝廷在哪儿呢？英勇盖世的汉唐将士们又在哪儿呢？
　　 但李圣天深受汉文化影响，始终不渝地坚持对中原王朝的臣属关系，使得以后的李氏王朝统治者审时度势，终得民富国强，度过了一段辉煌岁月。
　　 生与死、兴与衰是西域千年不变的发展旋律，李圣天至死也没能听到他向往已久的“秦王破阵”凯旋曲。
　　 一位无所事事的喀喇汗王子萨图克在阿图什遇到一位失意落魄的穆斯林王子纳斯尔。年轻气盛、苦不得志，两个性情中人，相见恨晚，互为知己。在纳斯尔的影响和说教下，萨图克皈依了伊斯兰教，并以“阿不都—克里木”为教名。他的这一信仰上的改变，改变了整个地区历史发展进程。
　　 大智若愚又昏昏然的萨图克清醒了，他的机遇来了，于是赶走了宫廷里的乐师美姬，收了鸟笼犬鹰，笼络了一大批穆斯林，并以宗教势力从信仰佛教的叔父手中夺得了权力。随后，他又在苏菲派教士帮助下，实现了汗国伊斯兰化。
　　 萨图克未竟事业是由其子穆萨完成的。穆萨在巩固伊斯兰统治地位的同时，还向四周不断地发动伊斯兰“圣战”。汗国强制推行伊斯兰教，传教士在他的支持下，到处传播伊斯兰法典，佛教徒受到了残酷迫害，佛教寺院庙宇被拆除，佛像被捣毁，佛教经典被焚烧，具有一千多年历史的龟兹佛教文化几乎被破坏殆尽。龟兹灌区腹地，至今仍可看到大片大片的麻札和垒垒青冢，仿佛还可以嗅到当年的刀光剑影、血雨腥风……
　　 可穆萨及其子孙的好景并不长，“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西辽人在金国铁骑的驱赶下朝着西域走来了。
　　 西辽皇族耶律大石在金军面前或许羸弱无比，但对付起西域土邦那些领主们还是绰绰有余的。他随意找出几个刺头“练练手”，其余的便俯首称臣了，东躲西藏的“大石牙林”终于有了锥身之地。
　　 耶律大石所建立的西辽政权，影响了西域近百年历史。西辽是中原辽王朝在西域的延续，因此它的政治制度仍保留中原辽王朝的传统。西辽的君主均采用汉文尊号、年号、庙号，兵制也保持辽代的军职名称和战术特点，留有深刻的中原王朝印痕。
　　 然而，西域的纷争不是萨图克父子所能解决的，也不是耶律大石西辽人能解决的，另一个草原民族也急匆匆地赶来了。在他们的马蹄声声中，西域大地又开始颤抖了……
　　 改变西域历史的除了中原王朝的文治武攻，再就是铁骑马刀。成吉思汗麾下急先锋哲别率领蒙古骑兵如旋风般地到来，西域各地望风而降。草原的规矩被强行推到了这里：“凡蒙古马蹄所向之地，尽为其有。”他们并没有就此拉住马缰，而是马蹄生风地越过伊犁河、叶尼塞河、乌拉尔河，直至多瑙河。然而，成吉思汗的这位“国防部长”哲别将军却没有机会享受到他带给蒙古人的荣耀，在返回色楞河畔牙帐“面圣”的路上死去。
　　 蒙古人被自己的“壮举”惊呆了，没想到自己会成为这么一大片土地的主人。那些只会吃羊肉喝马奶酒到处打打杀杀的草原汉子们突然间成了各地的“洪台”。“洪台”即是“大首领”之意。在中国历史上，元朝打下了最大版图，大得连皇帝都不清楚究竟有多大。但他的历史却不足一百年。那些马上的英雄们，一旦下了马还能做些什么？
　　 作为成吉思汗的儿子，察合台王子也分到了一块像欧洲版图一样大小的土地，成了察合台汗国国主。蒙古人中央意识淡薄，察合台和他的子孙们一样，在大元帝国庇护下过着天堂般的生活，却从来不把大元当回事儿。蒙古“黄金家族”毫无节制地繁衍“黄金”后代，而他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却不会无限制地扩大，矛盾就出现了，西域群雄四起、纷乱丛生。
　　 海都、异密播鲁吉、秃黑格·帖木儿、黑的儿火者、歪思汗、羽努斯，在他们不知羞耻的争伐中，把一个铁血家族仅剩的那点锐气也耗光了。元顺帝妥欢·帖睦尔逃到大漠深处后，西域蒙兀儿汗们还没有消停下来的意思，毫无秩序的“那达慕”蒙古式“摔跤”又持续了一两个世纪。
　　 在这场没头没尾、没有敌我、没有意义又分不出高下的游戏中，不仅是龟兹，还有唐朝的屯田重镇如北庭、轮台、碎叶等都被战火焚毁，成为一片废墟；宋元以来兴起的别失八里、亦里把里、阿里麻里等经济中心也灰飞烟灭了，不见了踪迹。
　　 蒙古人奏响了龟兹的最后挽歌，而这里的人们却希望另一个龟兹如涅槃的金凤，浴火重生……
　　
　　 五
　　 龟兹汉唐诗词，源远流长，如龟兹大地上刮过千年的风歌。
　　 与古代帝王们一般的声色犬马之娱相比，刘彻显然要文雅得多。他把西域与天马互为一体，得天马似乎成了一种权力的象征。在《蒲稍天马歌》中，他这样写道：
　　 天马徕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愁。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
　　 此后的文人墨客大都没有他那样潇洒，诗作中有的若动地哀声，有的如遏云鼓吹，有的似悲壮犷歌，有的像峭拔雄奇……
　　 唐代形成了被后人盛赞的“边塞诗”。雄奇阔达、恢弘壮伟乃至苍凉悲慨，是这类诗作的传统气象格调。
　　 “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来到龟兹，正值他人生最失意之时。没有“追星族”热捧，也没有鲜花、掌声、喝彩声，心情糟糕透顶了。诗人拾阶登上龟兹城头，看着大唐仪凤三年（678）初春最后一抹残阳余晖，写下了《边城落日》不朽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