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阿姨去世后的第三个清晨，是她入土为安的日子。她的女儿们在地震过后由河北人援建的纪念广场举行了一场隆重的悼念仪式，听说，没有一个女儿愿意为陈阿姨在家里办丧事，所以辗转反侧就把灵堂设到这儿来了。葬礼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让陈阿姨走得风风光光，而是为了收礼，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判断，仅供参考。
　　 参加陈阿姨的葬礼是我自愿来的，艾红因为临时有事也来不了，人没来，心意却跟着我一起来了，她给我拿了两百块钱让我帮她赶个人情。是呀，人走了，情还在，至于钱最后钻进谁的腰包，倒也无所谓的。只是，本该庄重肃穆的葬礼被陈阿姨的七个女儿们如此庸俗不堪，令我大跌眼镜。陈阿姨的七个女儿像七只螃蟹站在进入悼念场地的过道上迎客，见我来，她们也不招呼，只冷冷打量着我，像是要把我看穿似的。也没什么，我平时就不怎么爱收拾自己，一个废品收购站的老板，不是企业老总，还能体面到沟里去？见七仙女们似乎对我不太感冒，金口难开，我只好将自己介绍了一遍，我说我是废品收购站老板，名叫兰天，以前和陈阿姨关系不错，是专门来给陈阿姨送行的。“专门”，我故意将这两个字说得很重，毕竟，我不是来蹭饭的。说话的功夫，我仔细扫了一眼七仙女，有几个都很眼熟，她们也应该认识我才对。我介绍完自己，还是没人跟我搭腔。我只好将手伸进荷包。大概是见了我要掏钱的样子，一个年纪稍大点的立马闪到我面前来了。她将盘子里的天子烟塞了一支恭恭敬敬递到我手上，问我：“大哥，你是要赶礼吧？”
　　 我燃了烟，告诉她：“我就是来赶礼的。”
　　 “那你跟我来。”她说。
　　 但是，我还是跟着她去了。路过另外几位仙女的时候，我才发现她们每个人搁在盘子里的烟都不一样，有十几二十几块钱的黄鹤楼、软玉溪，有四五十块钱的硬盒中华、软天子，还有好像是一百块钱一包的大重九。我有些纳闷，不过很快就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了。等我明白了怎么一回事，人也就跟着整个儿的凉了半截。
　　 这个在我前面给我带路穿着职业装的女人似乎在政府里面工作，但我脑子短路，一时想不起是哪个部门了。她把我领到一张桌子前面，我数了一下，两边还有六张桌子，都是赶礼的。
　　 “你赶多少情？”她问我，我感觉，她把这个“情”字说得有点重。
　　 “两百，名字写‘艾红’。”说完，我从裤子右边的荷包里掏出艾红的心意，递上。我的钱放在左边的荷包里。男左女右，我害怕弄乱了。其实，也不会弄乱，我荷包里揣着很多钱，两百，不过是起步价，多给少给，看我心情。
　　 “你是陈阿姨的几女儿？”趁着赶礼的功夫，我跟这个我还叫不上名字来的女儿套起了近乎。
　　 “我是老三。”她说。
　　 “哦，老三。”我点点头，表示已经知道了。
　　 艾红的礼赶了。还没等我摸出我自己的“心意”。陈阿姨的三女儿就给我泼了一盆冷水，她用提醒的语气告诉我：“你进去站在后面就行了，前面儿是‘贵宾席’。”
　　 我的肺都要气炸了。狗屁的贵宾席！但是，这是陈阿姨的葬礼，我理性地将就要山崩地裂的愤怒压了下去，压在心底。我的手从荷包里缩了出来。我白了陈阿姨三女儿一眼，转身回到刚才迎客的位置。陈阿姨的三女儿也回到她迎宾的位置。不得不说，她刚才那番话让我心情坏透了。坏透了。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某方面来说，我继承了我爸爸的衣钵，无论如何，今天，我兰天要为自己的面子出了这口气！作家用作品说话，要消气，还得用钱说话。
　　 所以，我走到那个盘子里放着大重九的女士面前，内心迫不及待却又故作优雅地将裤子左边的钱一股脑儿掏了出来。有时候，钱就是脸；有时候，脸，就是从钱身上长出来的。当着陈阿姨三女儿的面，我哗啦哗啦数了十张百元大钞，然后递到这个不知是她姐姐还是妹妹的女士手中。
　　 “名字写‘兰天’。”说完，我主动从盘子里抓了一把大重九，装进荷包，又拿了一支，点上。当然，我还不忘告诉烟的主人：“我烟瘾大，出门的时候，烟忘带了！”自然的，我被殷勤地带到贵宾席，有座位。我相信，整个过程都被陈阿姨的三女儿看到了，现在，她一定后悔死了，那霜打过一样的脸色，还没有黑白照片上的陈阿姨脸色好看。其实，我也后悔死了，一千块钱，都是我好不容易做生意赚来的。死要面子活受罪，这下，我至少得起早贪黑一个月才能把它们赚回来了。不过，想到躺在寿棺里的陈阿姨，我忽然释怀了，人走了钱能有屁用，活着，它多少还有点用处。
　　 来参加陈阿姨追悼会的人，越来越多。我想，最主要的，还是来为陈阿姨的女儿们送钱，当然也是人情，不过，跟陈阿姨没多大关系，她们的女儿只是想借助这个机会捞他们一笔。说是追悼会，也没有一点追悼会的气氛，灵堂之内除了陈阿姨的寿棺，没有一块地方不是闹哄哄的。摆在灵堂边上的豪华音响没有放哀乐，放的是1990年12月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50集电视连续剧《渴望》同名歌曲，毛阿敏唱的，她唱得很好。好多年没有听过这首歌了，当毛阿敏熟悉的声音再次踏上耳膜，我感到自己仿佛回到了过去的美好时光。
　　 追悼会开始了。
　　 我回到了残酷的、冷冰冰的现实当中。人生，其实就是一次旅行。望着灵堂内陈阿姨那张巴掌大的照片，我再次感到了生命的有限、脆弱与苦闷。不管是搭桥的人，还是过路的人，最终都会扬长而去。死亡是没有门票的。陈阿姨，搭桥的人就要扬长而去了，我想，我和艾红是不会忘记她的……
　　 我姐是陈阿姨下葬后的第二天下午回到断裂带的，不是一个人。上午的时候，断裂带降起了暴雨。弹珠大小的雨点，是乌云的儿女。雨点机关枪似地落在屋顶上，每户人家门前屋后都挂起了水帘。公路边的堡坎上戳了许多排水的小孔，也开始吐水。河里涨大水了，平日清晰可辨的河床被洪水完全淹没了，咆哮的水声充满了惊心动魄的狂野与空旷。直到中午，暴雨也根本没有停下来缓口气的意思。我已经给我姐打了不少个电话，提醒她路上注意安全。我知道她不是走路回来的。
　　 为了欢迎姐姐回老家，我做了许多准备工作，不可能万无一失，但也是竭尽全力了。我可不想让她感觉我在敷衍，或者看到我的不欢迎。怕认错人，我甚至翻箱倒柜把姐姐原来寄回家的照片温习了好几遍。总之，这次不管她呆多长时间我都要精心伺候，而且，必须把浑身上下的热情都鼓起来。昨天参加完陈阿姨的葬礼，我回家第一件事就是给我姐布置房间。我把妈妈留给我说结婚时才能用的床上用品拿了出来，从来没用过，都是新崭崭的。被套和床单上都绣着开得异常火爆的牡丹花，我把它们晾在外面，竟然有许多蝴蝶飞过来，翩翩起舞。第二件事，我给祝胖子打了个电话。电话是我姐让我打的。她想让祝胖子跟我们一起回山上老家看看。地震过后，我再也没有回去过。我觉得山上草都已经长到屋顶上去了，就是废墟，没啥看头。但既然姐姐决定要回去看，那就依她。祝胖子同意了。
　　 在断裂带的临时停车点等了三个小时五十九分钟过后，我姐兰花终于从大巴车上下来了。她拉着一个小女孩的手下了车。我立马拿着雨伞走了过去。
　　 “姐！”我喊了一声。
　　 “弟！”我姐兰花招呼我。
　　 此时此刻，我感到我的喉咙又像是被什么堵住了一般，再也说不出话来了。真是血浓于水，眼泪，成了亲人相聚这一美好时刻的见证。我竟然失声痛哭起来。我姐也哭了，她一边哭，一边用手帮我擦掉脸上的泪水。我还没哭好，姐姐忽然拉着身边的女孩，拍了拍她的梳着许多小麻花辫的脑袋，指着我说：“宝贝儿，快叫舅舅！这是你舅舅。”
　　 “舅舅！”女孩甜甜地叫了一声。
　　 我高兴地点着头，尽管“下一代”对我来说遥远而又生疏的概念。姐姐告诉我外甥女叫“晶晶”，也姓兰。突然空降个外甥女到我头上是我没有预料的，也许，姐姐是为了给我一个惊喜吧。这么多年，准确点说，是从恢复联系的这七八年，姐姐从来没有告诉我和她家庭有关的任何事，每次问到，她也总是迅速转移话题，守口如瓶。我想，姐姐不说，肯定有她的难处。
　　 临时停车点到家有半小时的路要走。
　　 暴雨带来了滋润，整个断裂带变得亮闪闪的，闪烁着一种史诗般的美感和孤独。我一手抱着晶晶，一手提着姐姐的行李箱，姐姐打伞，我们边说话边沿着公路外面的防护栏，缓缓朝家里走去。断裂带的风景像个万花筒，一路上，晶晶都在“点赞”，一会儿是为了从公路堡坎上的排水孔里射出来的喷泉，一会儿是为了那高耸入云的大山，一会儿又是为了那仿佛正在搬运苍茫的奔腾、汹涌的洪水。姐姐怕我不明白，解释说“点赞”就是叫好的意思。城里人真会绕圈子。第二天中午，暴雨才开始减弱。傍晚的时候，它终于疲倦了，慢悠悠的、不慌不忙的停了下来。断裂带上，一片片明亮的水洼随处可见。天边挂着的像是久违了的晚霞，把所有的高积云都烤红了。暮色中，我带着姐姐和晶晶在断裂带的大街上转了一圈。路过超市的时候，我给晶晶买了许多零食，巧克力、棒棒糖、夹心饼干还有薯片。姐姐买了牙刷，黑人牙膏，还有防晒霜，防晒霜是为明天爬山准备的。
　　 这两天，回到断裂带，其实我也没怎么和姐姐说话，沉默是我们免于应对生活的某些不幸的最好方式，并且，这样能把情绪控制在我们能够接受的范围之内，不至于让人黯然神伤。好在给她们弄吃总要花不少时间。她们不是躺在沙发上看电视就是泡在书里，这么多年过去了，姐姐还是那么喜欢看书，这种爱好甚至遗传给了我的外甥女。不错的教养。
　　 晚上，还没吃饭之前，姐姐告诉我，外甥女喜欢笛福，《鲁滨逊漂流记》，我有这本书，如果不是姐姐这么一说，我可能永远都不知道自己其实是个认字认半边的人，逊和孙，我还以为读音一样呢。姐姐读的是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拿大作家爱丽丝?门罗的短篇小说集《幸福过了头》，她说她买了她全部的书，不过还没有读完。这本书是我在一个老教师家里买来的，他原来是断裂带小学的图书馆管理员，鬼知道这些书是从哪里来的，他卖了很多书，那些书有的盖着学校的公章，有的没有。我不管这些。我留着姐姐在读的这本书是因为我喜欢这本书的名字：幸福过了头。阴阳怪气，悲怆。我还没有读过这本书。姐姐背书似地说爱丽丝?门罗37岁才出版第一本书，书名是《快乐影子之舞》。真是大器晚成啊，我感叹。你也会的，姐姐说，不过最好不要太晚。读书人说的话就是不一样，我知道姐姐在说我到现在还没有结婚为兰家繁衍生息这事。我想她不该关心这事。她还没有问过任何关于爸爸妈妈的问题，也许，他们真的是她的伤口，稍微碰一下，就疼得钻心。我自然也不好说起，在姐姐看来，他们把爱和幸福都栽在我身上，就像收拢了一切的茫茫黑夜，她不过是个局外人。姐姐身上携带着和陈阿姨俗气的女儿们一样的愤怒，对一种近乎病态的观念的愤怒、耿耿于怀，一种本能的、难以熄灭的报复。姐姐的冷漠情有可原，因为她是受害者，爸爸把她的录取通知书烧掉是个重大而又不幸的转折。不过，我内心也确实怀有憧憬，我希望姐姐能够冰释前嫌，原谅两个已经被地震抛上天堂的人，毕竟，她不是从石头里钻出来的。读书人应该明白这个浅显的道理。
　　 吃饭的时候姐姐一直在谈论她刚读过的小说，《孩子的游戏》。她说这个小说写得真是太好了，文笔引人入胜，读完，心里有骨子沉重，比往身体里填了一大卡车石头还沉重。我没有搭腔。炒的回锅肉盐放多了，拌的折耳根要是再放点醋，可能更合口味。我在想祝胖子明天会不会跟我们一起上山。他最好能来，也似乎只有他能改善这趟沉闷的跋涉，无趣的沉默。
　　 早上，快要出门了，姐姐问我能不能找个背篓什么的带上。她的意思是，在山上还可以带着晶晶到林子里采蘑菇。表情兴奋，像是真能把从前的她捡起来似的。天气不错，阳光普照的断裂带有种迷人的却又不可言说的苍茫，能够平息内心的烦恼和感伤。我在背篓里放了一些香蜡纸钱，到时候可以去看看爸爸妈妈。他们就埋在离老家不太远的那块坟地里。地震后的这几年，我也没上去看过他们，不过清明节、中秋节还有过年，我都会在外面找块地朝着山上烧些东西问候他们。刚出门的时候我又转身回了一趟屋里，得多带点香蜡纸钱，那块坟地里不止有爸爸妈妈，还有好多兰家的人，我这样去，担心他们怪我不懂事，过后说爸爸妈妈闲话。
　　 我们三个人走到半山腰上的时候，祝胖子终于从屁股后面追上来了。他先和我打了招呼，然后才和姐姐说话。有点不正常，他从来没有对我这么客气过，又好像，他和姐姐有种不为人知的默契，那种默契反而让我倒像是外人了。祝胖子、姐姐走在前面不冷不热的聊天，我和晶晶慢吞吞跟在后面。外甥女喜欢花，开始她还以为采花要赔钱呢，不过，在我的帮助下，她很快就开始主动出击了。晶晶一路采，一路扔，手上抱着一大堆，脑袋上也插了几朵，快乐得像个童话世界里的小公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