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特别旅的女兵们
　　 朋友又给我讲起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最初的名字叫做中国特别旅。
　　 1942年成立于苏联远东的维亚茨克小镇，旅长周保中，政治副旅长李兆麟。它的成员除了部分苏方补充人员和从当地征召的中国战士外，均为撤退到苏联的原中国东北抗日联军官兵。在这里，他们接受了苏军提供的服装、武器，按照特种部队的标准进行训练，甚至使用了与苏联军队相同的军衔制度。
　　 他们迅速重返战场，活跃在黑龙江两岸，建立了一种新的对日作战方式。面对猬集于黑龙江畔的数十万关东军，这支独特的部队以小部队的方式反复入境发起破袭和攻击，以微弱的兵力显示着中国抵抗者在东北地区的存在。在盟军大反攻的前夕，抗联教导旅付出重大牺牲，完成了对日军在东北地区作战部署的全面侦察，并以伞降和突击的方式引导盟军发起对关东军的进攻，最终凯旋祖国、光复家园的壮举。由于他们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贡献，斯大林曾专门发布对他们的表彰，而日本关东军则借用苏联传奇将领的名字称他们为“伏罗希洛夫部队”。
　　 从中国特别旅留下的照片中，我们依然能够感到这些百战余生的中国人，有着怎样坚韧不拔的意志。而其中，几乎有关女兵的每一张照片都让人感到震撼：难道那个时代中国已经拥有这么多明显属于战斗部队的女兵？
　　 那不是她们的选择，是那个残酷的时代造就了她们别样的青春。由于中国特别旅的兵力不足，这些身经百战的女战士几乎都被编入了作战部队。她们在小分队中和男兵混编，有的担任侦察员，有的担任电台员。这是一批十分熟悉武器的女性，她们在战斗中勇猛异常，是真正的特种兵。在和日军的作战中屡立战功，有的亦长眠沙场。
　　 他说：前些年，一名年迈的中国特别旅女战士曾在采访时，双拳虚握举过头顶，比出了一个下劈的动作。她平静地告诉我，当年袭杀对手的时候，她们都是这样双手持刀，从背后刺入颈椎的，这样鬼子根本不可能发出叫声。这是标准的苏军特种兵徒手刺杀手法。
　　 另一位中国特别旅的女兵直到今天依然梳着齐耳短发，依然喜欢穿连衣裙。她有些歉意地告诉我，现在得了帕金森氏症，所以拿东西总是拿不稳，不然会给我做地道的俄式红菜汤。她告诉我们，自己当年是特别旅派出的“小部队”的狙击手。狙击手要测算风速，还得计算标尺在距离测算中产生的误差。“特别是不能着急，我的教官说我干什么都不着急，特别适合干狙击手。”老人慢悠悠地说。
　　 老人摆了一个当年狙击手的紧急立姿射击姿态。她站在门厅的走道中侧对大门，背靠一面墙，一脚蹬住另一面墙，双手环抱，模拟步枪的一根木棍竟是平平地横放置于双手之上，枪口向着左前方的门口方向。老人略略弯腰，侧头做出瞄准的姿态。看着我茫然的神态，老人微微一笑，依然是慢悠悠地说道：“狙击啊，几百米外，那个人哪，也就跟个麻巧儿（麻雀）差不多，你要打他的头，打他的心口，就跟打麻巧儿还要分打哪条腿儿似的，你要把枪抵在肩上，你心一跳啊，就打不着他了……”
　　 整个说话的过程中，老人一直保持着瞄准的姿势，双手纹丝不动。我目瞪口呆地发现，帕金森氏病顽固的影响在这一瞬间竟然从老人身上消失了。
　　 我终于明白了她们和今天女兵的区别。“熟悉武器”并不足以形容她们的气质，她们都是实战经验十分丰富的老战士。这是一批可以把枪口贴在腮上，抱着枪支入睡的女兵，武器是她们生命的一部分。
　　 战衣作嫁衣她们的爱情炽烈而忠贞。
　　 在那个时代留存下来的几乎所有照片上，这些女兵都给人异常灿烂的感觉，那种青春的绽放和传统中国女子文静的气质大不相同。
　　 2010年，在华苏军老战士举行了一次酒会，因为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也拥有苏联远东红军独立第八十八旅的番号，所以这些中国老战士也在被邀请之列。人们赫然发现，这些平均年龄超过90岁的老太太，仍然身穿红色的布拉吉，如西方人一样热烈地拥抱，用俄语互相问候。那是一种东西方风采的魅力混合。
　　 教导旅的官兵曾说他们这支部队有两个特点：第一，这是一支在抗战中没有出过叛徒的部队，只出过两个逃兵；第二，这支部队的女战士没有一个离婚，她们几乎都嫁给了自己的男战友，她们的爱情炽烈而忠贞。
　　 为什么这些如此深切地接触过西方文化的女战士，又如此恪守东方女性的传统？最终，我们从历史中找到了答案——原来，她们有着和普通女性太不同的经历，她们来自东北抗日联军。
　　 2012年，朋友在哈尔滨采访了已经92岁高龄的抗联女战士吴玉清。从依兰坐了几个小时汽车来到哈尔滨的她，个子只到朋友的肩头,看起来就是个普普通通的东北老人，完全看不出原抗联第五军女战士的样子。
　　 她说仗打到1940年，东北抗日联军连女兵都上了前线，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可能和日军讨伐队遭遇。面对严峻的局势，各部队的后勤人员都开始发枪。吴玉清拿到的是一支小马盖子枪，她用这支枪一直用到撤入苏联。
　　 “那时候已经不分前方后方了。”在黑龙江尖山子，五军直属部队和日军打了一仗，她身边的于秘书腿部中弹，吴玉清背着他撤下火线。于秘书个子高大，而吴玉清又瘦又小。情急之下，她想到了一个办法，用绑腿把于秘书绑在自己身上，拼命地背着他跑。跑一路，血洒了一路。眼看快到密营了，于秘书却因动脉被打断，流血过多死在了吴玉清背上。“我把他放在雪地里，问他：你咋死了呢？你咋就不等一会儿呢？说着说着大哭起来。我的泪水，他的血水流在一起啦，冻成了冰溜子，我就坐在雪地上，守着他的尸体哭。”
　　 生死相守不离不弃，她们用一生回报自己的英雄
　　 到1942年，根据日军统计，在东北境内的抗联抵抗力量已经不及千人。面对全军覆没的危险，抗联部队开始有组织地向苏联境内转移，期望“喘过这一口气来”，使顽强的抗联可以涅槃重生，重新点燃白山黑水间的抵抗烈火。而日军则努力试图彻底打垮抗联部队，围追堵截，甚至出动飞机助战。激战中，最终突破日军封锁退入苏联加入中国特别旅的抗联残军，根据我国大使馆提供的资料，不超过1200人，其余大部分战死沙场。
　　 而令人惊异的是，在这场生存比率40∶1的苦战鏖战中，抗联最后部队中女性的生存率远远高于男性。
　　 她们何以能够从这种地狱般的搏战中获得生还？
　　 一批在日军作战中缴获的档案文件似乎揭示了其中血染的秘密——这是抗联第一路军代总指挥兼总政委魏拯民留下的信件。魏拯民，本名关有维，山西人，是杨靖宇的亲密助手，也是杨靖宇殉国后代替他的抗联指挥官。由于他坚定顽强的指挥，使杨靖宇的部队在他牺牲后仍在敌后坚持了超过1年之久。
　　 魏拯民是抗联残余部队撤退入苏的重要组织者和决策者之一。在他写给部队的信件中，他部署让老人、伤员和女兵撤过边界，先退往苏联，他为他（她）们开出了自己署名的介绍信，而有战斗力的男兵要继续战斗下去，掩护战友脱险。
　　 冬季黑龙江、乌苏里江是封冻的，可以从江上撤到苏联境内，但是从岸边一直到江边都是结冰的冰面，没有任何掩护，这个时候过江牺牲非常大。在关东军的追击之下，撤下来的抗联部队就像魏拯民在文件中要求的那样，有战斗力的官兵在南岸坚持，掩护老人、伤员和女兵过江。在日军疯狂的追击之下，他们伤亡惨重，却至死坚守着这份承诺。直到几十年后，提到那些掩护自己过江和坚持到底的男兵们，有些老人仍会热泪盈眶。
　　 殉难者中，便包括下达了这一命令的魏拯民。
　　 那是真正的中国男人，他们是用生命卫护着自己的女战友，用血为她们换得生存的希望。而这一点，也明显影响了这些幸存下来的中国女性。她们的丈夫无一不是来自那批卫护过她们的男人，也因此她们的婚姻无一不是持续到生命的终点，不离不弃。
　　 这些战火中得以生还的中国女性，用她们的一生回报了自己的英雄。于是，我们便看到了这样一批侠骨丹心，又柔肠百转的中国女战士。她们和他们独特的传奇，或将不变地留在中国人的心底。
　　 2012年了，中国特别旅曾经的女准尉李敏老人返回了这支部队位于维亚茨克的旧日营地。面对荒原上已经风雨剥蚀的营地，我们的眼前，仿佛出现了那群年轻而忠诚的中国人，他们在70年前从这里离开，重归故国。
　　 老人对着大江敬了一个礼，那里，她的一名战友在武装泅渡训练中不幸遇难，长眠在这片异国的土地上。
　　 李敏说，只要不死，我还会来。
　　 91岁抗联女战士李敏。13岁从军，抗联队伍中最小的女兵之一
　　 1936年一个寒冷的冬天，李敏和小伙伴们正在搞宣传，一队日本骑兵远远冲来，大家赶紧分散跑开。几天逃亡之后，13岁的李敏和3个少年一起上山参加了抗联。
　　 后来，她在汤原县板场子屯见到了东北抗联老交通员李升。李升把她送到抗联第6军第4师营地，安排在被服厂工作。就是她和被服厂的姐妹们仿照苏联红军的帽子，一针一线给抗联官兵生产定型了军帽。在当时的恶劣环境下，制作军服非常困难，最大的问题就是布料来源。因为城市乡镇被占领，敌人对抗联始终封锁围剿，又得不到任何官方补给，想大规模采购和生产布料根本不可能。
　　 李敏告诉朋友，抗联战士不仅遭到强大敌人的追击围攻，还常常受到断粮、断药的威胁，忍受饥饿的煎熬。尤其是冬季，天寒地冻，缺衣少食，斗争更加艰苦，部队经常在饥寒交迫中与超过自己十几倍、几十倍的日军周旋苦战。
　　 她曾亲眼目睹一位姓林的同志，双脚严重冻伤，其中，右脚小指已经发黑，如果不采取紧急处理，整个右脚就会废掉。却见这位林同志拿起斧子对准小指，另一位战友用石头用力向斧子砸去，小指被砍下，瞬间鲜血崩流。同志们找寻草药止血，包扎后继续前行。
　　 惨烈的战斗仍在继续。1938年冬天，一场大雪覆盖完达山脉。日伪军趁着大雪，进山对抗联部队进行围剿。一天，被服厂和医院被日军包围，指导员裴成春在阻击中身负重伤，她对李敏等人说：“你们快走，我在后面掩护！”
　　 当时，西面是悬崖绝壁，数丈深渊；南面是又宽又长的雪沟子；东山较近，有树木可以隐蔽。李敏趟着没膝的积雪开道，却没见人跟上来。转身一看，她发现本来跟在身后的战友又被包围了。不远处一个骑马的日本军官马刀一指，哒哒哒一梭子弹打了过来。李敏机智地滚进雪窝子隐蔽起来，才得以虎口脱险。这次战斗，1个女兵排只有李敏一人成功突围。
　　 冰雪的寒冷冻结不了抗日的热血，战争的艰苦阻挡不了浪漫的爱情。在前有强敌，后有追兵的大山密林深处，两对抗联战士恋人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婚礼。
　　 第一对的新郎官于保合是24岁的满族青年，时任抗联三军政治部宣传科长，他的新娘李在德是21岁的朝鲜族姑娘，任第六军被服厂党小组长。第二对的新郎官吴玉光，是26岁的朝鲜族青年，时任第四师政治部主任，他的新娘李桂兰是19岁的汉族姑娘。
　　 两对戎马倥偬的新婚伴侣身着戎装，胸戴山花。婚礼上徐文彬、许亨植、黄成植等同志情不自禁地用朝鲜语唱起了“那嘎扎那嘎扎”（舞曲：《前进吧！前进吧！》）并跳起了舞，赵尚志、周保中等同志不会跳，但也随着节奏使劲拍手助兴，气氛极为热烈。
　　 当时有同志端来了白桦树汁，并说道：“我们没有能力酿造白酒，但我们准备了比白酒更加珍贵的天然美酒——白桦树汁，管够喝。喝了它，会永葆青春，祝愿新婚夫妇的爱情像白桦树汁一样纯真甜美，祝两对新人像白桦树一样白头偕老！”
　　 月亮升起后，婚礼开始了敬烟的节目。那时候很难搞到洋烟，只好用纸卷烟叶敬给大家。吴玉光和李桂兰二人敬烟时，因李桂兰会抽烟也会卷烟，敬起烟来还算顺利。但是，轮到于保合和李在德就没有那么顺利了，因为他俩都不抽烟也不会卷烟，好不容易卷上一支，头尾不分，松松垮垮，没等到递到嘴边就散花了，把他俩急得满头大汗，却把大家逗得前仰后合。
　　 就这样，这场特殊的山林婚礼持续到了半夜，抗联战士们真是难得痛痛快快热闹了一场。婚礼的第二天，他们又都重新出发，奔向战场。
　　 1939年，日军对东北抗日联军反复实行拉网式“大讨伐”，山中遍布敌人的“讨伐队”，每隔十里左右就有一个“讨伐队”据点，每个据点三五十日军，只要哪里枪声一响，附近据点的日军几十分钟就可以赶到增援。
　　 为了保存抗联的实力，战士们不停地在大山中穿梭，这一日从秃顶子山来到了险峻陡峭的七星峰，这里大小山峰像是一把把利剑直指青天。这时，天已接近晌午，天气炎热使战士们体力消耗严重，而且这里已然没有退路，只有依靠天险阻击敌人。
　　 部队上了七星峰，峰顶上数不清的石砬子高矮错落，缝隙间有山泉淙淙流淌。敌人在前几天只是部署，没什么动静。到了第三天，敌人开始试探性地进攻了，战士们隐藏在石砬子后面，上面传令，敌人不到跟前，不许开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