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九年九月，我升入到邻村的小学读四年级，学校距离我家有三里路，我们村的小学只有三个班，一至三年级，妈妈就在我们本村的小学。能够自己上学，不再用妈妈领着，我觉得十岁的我似乎长大了。我背上哥哥用旧了的书包，文具盒里装着大姐给买的颜色鲜艳崭新的钢笔，和堂兄启波三哥一起高高兴兴地上学了。
　　 学校在东面，初秋的朝阳依然亮得晃眼，河边弯曲的小路上走着三三两两的上学孩子，都扛着凳子。那时的学校只有桌子，学生要自己带凳子，我和三哥的凳子是哥哥骑自行车送去的。
　　 学校坐落在树木掩映的村中，一人多高的石头院墙，没有大门，两排破旧的平房中间是宽阔的操场，操场上长满了草，连墙上也长满了草，两个孤零零的木质篮球架，木头漆成黑色，一个水泥的乒乓球台，有些残破。门口房檐下挂着一个破旧犁铧的便是办公室了，这破旧的犁铧就是钟！每当上课或下课时，老师用一块石头敲响这破旧的犁铧代替钟声，钟声清脆悦耳，回音短促，传进教室，传遍校园的每一个角落。
　　 学校共有六个年级，十个班，小学五个年级，六年级是初中一年级。夏天，三十多个孩子在闷热的教室里散发出的汗味让人昏昏欲睡，冬天，寒冷的气温让人伸不出手。对于十岁的孩子来说，语文和算术是枯燥无味的，上课的钟声让我们极不情愿地走进教室，而放学的钟声又是那样的令人振奋，叮叮当当，堪比世间最美好动听的音乐，我们犹如关押在牢笼里的小鸟一样拥挤着涌出教室。
　　 学校的经费很紧张，要靠学生勤工俭学来补充，学校有校田，春天老师带领我们种上玉米，秋天收获回来，夏天老师还带领我们去割草，晒干了卖钱。走出乏味的教室，来到野外的田间山里，边玩边劳动，是我们最喜欢做的事。
　　 我们村里有一个高年级的学生，姓隋，瘦高的个子，冬天的时候，他没有袜子，也没有棉鞋，零下二十多度滴水成冰的天气，穿着单薄的胶鞋上学，他以超强的能力忍受着。学校的外面，三间破旧的偏房里，住着一户姓李的人家，一对老夫妇和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儿，那个老头经常会晕倒在外面，晕倒后家里人端来一碗粥或是什么吃的，喂上几口就会好的，大家都说他得的是“饿病”。他们的女儿是领养的，总是跟老两口吵架，有一次，女儿跑到井边要跳井，两个年轻力壮的人拽都拽不住，引得一帮人围观，有人把姓常的队长找来了，常队长让拽她的人松手，说：“你跳！你跳！”她却不跳了，坐在地上大骂常队长，边骂边哭。
　　 上五年级的那年春天，我得了肝炎，在县城住了一个多月的医院，又在家养了一个多月，近三个月没上学，功课却没落下，考试仍然名列前茅。
　　 懵懂的童年总是怀有着简单而又朦胧的希望，淡淡的忧虑转瞬即逝，微小的满足就是快乐的理由，种种欲望和幻想蠢蠢欲动，我们对长大有着迫切的渴望，却难以改变自己贪玩的本性。没有收音机也没有电视，我们对外面精彩世界的了解来自于课堂，片面而又模糊，这种片面和模糊使我们的理想变得很是茫然。
　　 一天又一天的过去，寒来暑往，此时中国的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产队解体了，土地包产到户，公社改称为乡政府，大队部变为村委会。因为连年的干旱，我们上学经过的小河一年比一年萎缩，冬季结冰干涸，夏季时才有一点水，河边的树林也被砍掉，开荒成田地，种上庄稼。
　　 只有那钟声没变，叮叮当当，清脆悦耳。从四年级到六年级，整整三年，我和三哥形影不离，我们就是在这清脆悦耳钟声里走进教室，放学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