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粱影视城里停着一台花轿。
　　 高密文化博物馆里摆着一台花轿。
　　 或许是心理投射的缘故——我用两个不同的字眼，要突出“摆”比“停”讲究些。但无论是多么刻意的摆放，皆是风华已逝的静物而已。仔细想来，如果偏要把《红高粱家族》物化，似乎除了有些妖魔化的高粱，以及产量极低的高粱酒，或许最适合展览的莫过于这花轿了。两台花轿模样相似，甚至有些难以辨别。物是人非，现在它们都是灰溜溜的，散发出粗粝的质感。我一想到花轿，就想到高粱地里的风流韵事，想到初尝云雨的不安与兴奋。我禁不住想到生殖崇拜，想到植物往往象征着生命的循环，比如人类会在田野里交合，是为了赋予农作物以蓬勃的生命力。如果说花是植物的性器官，人类用它来表达爱意何尝不是一种映照。大地往往有一种催生情欲的魔力。
　　 我想到未来的某一天，花轿或许不复存在，高粱却独自红了。那些荷尔蒙分泌旺盛的男人，又该何去何从？我想到如此简陋的花轿，竟然也能进入到高密的历史文化长河中，如一叶孤舟逆流而上。不知道是那些绝代风华的人，给了花轿以特殊的光环，还是这花轿，成了那些人孤注一掷的选择。在博物馆的大屏幕里，一会儿是姜文的脸，一会儿是朱亚文的脸。唢呐吹得声声响，转眼就到青杀口。结构上的对抗以及转折，都是作家安排好的。最原始的欲望开始作祟，那一天，不知道是她勾引了他，还是他勾引了她，这事情变得有些玄妙而未可知。而我从不以欲望为耻——如果未来还会有第三台花轿，我愿意做抬轿子的人。
　　 但花轿终归会被遗忘，抬轿子的人也是一样。而我认为，遗忘是一种美德。我们只是把从虚无中来的事物，归还给虚无罢了。这是莫言的一个魔咒。他说有了高粱，就有了高粱。他说高粱酿做了酒，就有了高粱酒。他说要有这座城，就有了这座荒芜缥缈的城。朋友说，东北乡的文化不如东南乡。他就是东南乡出生的娃呀。如果东南乡再出一个莫言似的人物呢？我暗自想象，如果他选择种下的不再是高粱了，而是土豆，那么高密的大地上就会种满了土豆。土豆和高粱遥相呼应，也是一种盛景。
　　 离开影视基地，又到平安庄旧村。去往河边，就要攀上土坡。他指着一条浅沟说，那也是胶河。这附近不远，大概就是胶河民宿。村口指示牌上，唯一的红色五角星亮了。箭头指向土黄色的小院子——里面有间土坯房，就是“莫言旧居。”小路入村，比肩有两排街灯，灯面上贴着红色剪纸小人，源自《蛙》的封面。如果晚上点亮街灯，这些小人会活过来吧，跳下来，排着队，嘻嘻哈哈穿过村落。土坡下，有不少摆摊的村妇，售卖高密菜刀、高密泥塑、高密剪纸、红高粱扫帚之类。除此之外，这里和平常的小摊一样，什么都卖点，但几乎什么也没人买。他们都是莫言的邻里，或者是邻居的后人。我想通过他们的面相，看到东北乡人所有荒诞与魔幻的哲学。但是他们不说话，就像高密泥塑一般。村庄渲染着黄土的颜色，连村里的人也像是黄土捏的。他们环绕分布，守护着一个小小的院落，眼睛眨都不眨一下。
　　 以前，我去过老舍的丹柿小院，以及巴金的上海洋楼，莫言旧居与之形成了巨大反差。黄土色上点着朵朵红——门上贴着春联，门旁挂了灯笼，门梁还悬挂有“新春全家福”五个字，墙上贴着三张“福”。这些“红”还没有丝毫褪色的迹象，但是谁贴的不得而知。莫言本人？他的故人？或是旅游局的工作人员？屋顶的红瓦看起来是新的，叠落齐整，大抵是修葺过。屋外的窗台上，摆着些许干瘪的黄玉米，一些刻意的装饰物罢了。似乎是有人竭力要把院子摆置成还有人生活的样子，或者他们是要把莫言所有的旧事都封存在这里，给活着的人以慰藉。他在这里度过童年，并结婚生子。他的床上还铺着草席，席子也像崭新的。泥墙上挂着钟——然而离开以后，我始终记不得那钟是否有走动。这件事情透露出一丝诡谲。
　　 莫言旧居门口，支着一个小书摊。据说，这里常年有个小书摊。书摊旁的老妇人，穿着枣红色的棉外套，头上包裹着一条柠檬黄的围巾。好鲜亮的围巾，和村子的氛围格格不入。她回头冲我们淡然地微笑，露出一排小小的牙齿。她的笑容有些似曾相识的味道，仔细想来，竟然和莫言的神情如出一辙。他们都长着相似的鼻子。而且，她只卖莫言的书，几个版本都有。我没有询问售价，身上有一本《红高粱家族》足矣。她不说话，但眼睛里闪灼着某种期待。她看了看我们，见我们无动于衷，转而望向天空。那片天空瓦蓝瓦蓝的，没有一片云彩。那是我无比陌生的一片天，四四方方的，笼罩在莫言旧居的院子上，蓝得有些虚伪。时间一点点回溯，仿佛这里的人都活在了莫言的儿时里，成了那些面目清晰的乡人。这片土地，成功被一个文学家剥夺了，并无限地创造了。苍穹之下，绰绰约约的莫过于他的影子。即便他背井离乡，依旧有那么多人活着，又仿佛活在故事里。除此之外，他还能留下多少真实的回忆？人类理应是善忘的动物。
　　 桥，是青纱桥；房，是土坯房。站在枯竭的胶河边上，我的内心无限苍凉。初春的高粱还无迹可寻，而我只不过是一个远道而来的慕名者，戚戚然不知道在期待些什么。
　　 世界是一座桥，走过去，不要在上面盖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