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非参加江北作协组织的“人文风尚江北行·走进盘溪”采风活动，我不知道在大石坝盘溪的玉带山上，有一座川剧艺术殿堂的旧址；如果不是姜主席介绍，我不会相信几幢贴着“危房牌”标签的砖瓦房，竟然是四川川剧学院的前身——西南川剧院附属川剧实验学校。
　　 站在墙体风化、门窗开裂的危房前，我的目光无法穿透岁月涂抹的沧桑，去还原它六十三年前的模样。也无法想象，它以中国第一所川剧专业学府的身份拉开新型培育学制序幕时，是何等的惊艳。我只感觉，心重重地抽搐了一下，那些与川剧有关的记忆碎片就蜂拥着挤出了脑海。
　　 川剧，是我国五大剧种之一。流传于巴渝及云南、贵州周边地区。被首批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巴渝传统文化的精髓。
　　 川剧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先秦甚至更早时期。但其形成，是明末清初“湖广填川”的社会背景下，各地移民带来的家乡戏曲与巴渝本土的戏曲相互渗透、融合的结果。当时叫川戏。之后，经过辛亥革命时期“三庆会”的改良，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形成独立的口碑，统称川剧。
　　 川剧曲牌丰富、题材广泛、风格迥异，有“唐三千、宋八百，演不完的宋列国”的说法。它将高腔、胡琴、昆腔、灯戏、弹戏五种声腔合为一体，兼有高亢激越和婉转抒情的特色。生、旦、净、末、丑角五个行当表演虚实相生，结合一桌两椅的舞台道具，不仅将传统剧目表演得出神入化，还有变脸、喷火、水袖等独树一帜的表演技法。伴奏以锣鼓打击为主，配合帮腔，使唱、做、念、打几方面有机结合，形成独特的艺术神韵。川剧善于运用服装、脸谱、以及妆容的图案、造型、色调来展示人物的身份、形貌、性格、品性等特征，充满寓意和审美情趣。
　　 川剧把曲词、音乐、美术、表演的美融合起来，用节奏统驭在一个戏里，达到和谐的统一，充分调动了艺术的感染力，形成独特的表演艺术，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和推崇。几百年来，川渝人民对川剧的痴迷，达到了“这般歹症天难治，醒也川腔，醉也川腔，唱到凄凉众口帮”的程度。
　　 新中国建立后，在党中央的支持下，川剧两次达到巅峰状态。即刚解放的五、六十年代和改革开放的八、九十年代。当时，川渝境内108个县，剧团达到300多个。川剧名团、名角比比皆是，演出场场爆满，一票难求。剧团远赴北京、朝鲜、东欧等多国访问演出，使川剧的名声远扬海外。当时，有关中央领导对下派到四川任职的干部，甚至提出了“不看川剧便不了解四川民情，也就不能在四川当好干部”的要求。
　　 在这种形式下，西南川剧院附属川剧实验学校的成立，正是顺应了时代的潮流。
　　 1949年11月底，重庆喜获解放，以高腔戏为主，艺术风格严谨的重庆川剧也迎来了百花齐放的局面。1952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第一届戏曲观摩大会上，重庆西南区观摩团参演了《秋江》、《柳荫记》等戏，获得“梅花奖”，在全国引起轰动。1953年，相关部门在盘溪选址，筹建了西南川剧院附属川剧实验学校，于9月招收了第一批学员，隶属西南文化局。1955年，西南大区撤销，学校划归四川省文化局领导，改名四川省川剧实验学校。1956年冬，从盘溪迁入重庆市区。1958年春，再从重庆迁校成都。1960年初更名四川省川剧学校。
　　 川剧经历从诞生到兴盛到式微再到振兴的过程，影响了巴渝人民的生活，成为巴渝人民的精神图腾，有多方面的因素——
　　 川剧是时代的产物，是劳动人民生命状态经提炼、加工后的艺术再现，有着牢固的群众感情基础。
　　 川剧来源于民间，是劳苦大众在艰苦的生存环境中，为宣泄情绪，寻找精神慰藉而创作的艺术形式。无论是帝王将相的传奇、才子佳人的恩怨、还是市井小民的众生相，都是劳动人民对生活的诠释，对真善美的追求、假恶丑的鞭笞。从某种意义上讲，川剧就是川渝人民的真实写照，传递着川渝人民的精神述求。川剧离不开人民，人民亦离不开川剧。
　　 川剧不仅仅是一门高雅的舞台艺术，它还在社会的变革中有着积极的参与和宣导作用，有着强大的民族气节和生命力。
　　 川剧里著名的《刘辟责买》，就是唐代大贪官刘辟乱收苛捐杂税，搞得民不聊生，众演员为民疾呼而作。在演出后，遭到昏庸朝廷的打压，击起民愤，从而爆发了反唐起义。
　　 抗日战争时期，川剧艺术家们积极投身抗日宣传活动，将传统川剧进行修改，加入抗日救亡的气息，宣传爱国思想、民主意识，揭露社会时弊，为革命的胜利添砖加瓦。
　　 川剧是一种精神追求，是艺术家们人格魅力的凝聚。
　　 从唐朝由干满川、白迦、叶硅、张美和张翱五人组成的最早的戏社开始，在滚滚历史长河中，大批的表演艺术家终生致力于川剧事业的发展，为川剧的创新和传承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十世纪被尊为川剧“生角泰斗”的张德成先生，一生致力于高腔钻研，塑造了众多具有民族气节的艺术形象，曾得到郭沫若赋诗相赠，在川剧界享有极高声誉。然而，他的从艺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在一次演出时，因嗓子嘶哑，观众起哄退场，遭到了戏班管事发冥币打发他走人的羞辱。但他从未放弃对艺术的追求，在以后的十多年里，他坚持练功练声，广泛寻师访友，终于在二十六岁时嗓音恢复，三十岁声名大振。凭借艺术的积累，他为演艺事业、抗日战争、以及培养川剧人才等，作出了卓越贡献。
　　 正是这些艺术家对川剧的不懈追求与付出，构成了川剧的血脉，代代相传。
　　 川剧是一种精神家园的符号，是巴渝人民乡情乡恋的寄托。
　　 川剧以其丰富通俗的内容、诙谐风趣的语言、优美生动的唱腔、真实细腻的表演，充分表达了川渝人坚忍乐观、辛辣圆转的思想品质。可以说，川剧是川渝的标志性符号。不管什么时候，不管走在哪里，只要一声锣鼓、一句方言、一张脸谱，一件戏服、就会勾起对家乡的热爱和依恋。
　　 邓小平同志就是一位戏迷。他在从重庆出走踏上革命道路后，几十年没回过广安老家。每每想念家乡，就会以看川剧排遣一腔浓浓的乡愁。
　　 在川渝大地，川剧几乎是妇孺皆知，街头巷尾，冷不丁就有人吼出几嗓子川剧台词，听的人也见怪不怪。
　　 我对川剧的启蒙认识，是在八十年代末期。那时，影视传媒已逐步由城市向乡村扩散，收音机、电视机里经常有川剧节目播放。那或高亢或婉转的唱腔、那女角飘逸华丽的水袖凤冠、那小生或斯文或英武的扮相、那丑角滑稽搞笑的动作表情、那通俗易懂的方言俚语，还有那神秘的变脸、激情的喷火……深深地吸引了我。《驼子回门》、《柳荫记》等剧目，曾赚去我不少的笑声和眼泪。
　　 不知何时，川剧淡出了我的视线，也淡出了城市空间。偶尔看到川剧的片断，也只是在央视晚会的戏曲串烧节目里、或者一些大型的演出场所。
　　 是什么使川剧的现状如此窘迫？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让川剧传统舞台失去了空间；川剧表演和剧作人员的断层，使川剧跟时代脱节；而移动互联网的全面覆盖，改变了人们的娱乐习惯。从而，出现了川剧市场的凋零。
　　 新的艺术形式代替老的艺术形式，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就如同眼前的房屋，灰败，破旧，让人实在没办法把它同当年的璀璨联系到一起。没有人会想到，著名花脸何伯杰、川剧名丑赵又愚、国家二级演员李天玉、著名旦角秦淑惠、川剧第一名丑任庭芳等知名人物，都曾在这间简陋破旧的房屋内就读过。更不会有人想到，川剧宗师匡文宇、生角泰斗张德成、五大川剧名丑之一周裕祥、以及著名川剧表演艺术家阳友鹤等人，都在这里任过教。
　　 据当地的老人讲，1958年时，这里还保留着原貌。傍嘉陵江的方向是学校的校门，高高的围墙内，几幢木瓦房是当年的教室和宿舍。一座木板搭建的戏台，标志着这里就是川剧学校的摇篮。只是，经过那场十年浩劫和时间的无情流逝，这里已不复当年了。
　　 “别看这房子，可是经过几次改造的。”老人指着黄葛树下的一幢房子告诉我：“这里，以前是木板房，后来在木板的基础上，砌了砖墙。之后，又将墙上半部分打掉，还原成以前的竹盘夹泥墙结构……”
　　 这一波三折的命运，跟川剧的命运多么雷同！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川剧经历了晚清的“改良”、辛亥的“革命”、新中国的“三改”、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新时期的“改革开放”等历史环节，依然朝气蓬勃地展现在观众面前。可见，其顽强的生命力和强大的市场后盾，是不会轻易让川剧走出历史舞台的。
　　 从相关新闻资讯中看到，政府和文化部门为“振兴川剧”作出了部署，并将川剧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批文艺工作者也在为川剧的抢救努力；很多高等院校和中小学校，开设了专门的川剧培训课程，为川剧的传承培养接班人；而江北文物部门，也特意将西南川剧院附属川剧实验学校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对象。
　　 时间尤如大浪淘沙，淘去的，只是糟粕；留下的，必然是精华。相信，在多媒体取代传统市场的今天，川剧的困境只是处于休眠中。只要我们去击活、传播、记忆，就能焕发出新的光彩。
　　 我久久地凝望着屋旁的黄葛树，目光穿过树叶，仿佛看到西南川剧院附属川剧实验学校当年的模样——一排排校舍干净整洁，一个个十六七岁的孩子在树下勤奋地练功，学唱腔，跑圆场，上道板，推衫子，学习文化知识。他们稚嫩的脸上淌着汗水，一双双清澈的眼睛却透着坚定与执着。
　　 “只要故宫不变成歌舞厅，川剧的传承就有希望。”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杨昌林的话，再次在耳边响起，听来那么清晰。这声音和山脚下盘溪河瀑布如雷的水流声混合着，就像川剧锣鼓与帮腔的汇合。循声望去，嘉陵江畔倒映水中的高楼、盘溪河对岸偎依的石虎、留有画家徐悲鸿足迹的盘溪古道，都静默在秋日的细雨中，似乎在等待一场盛大的演出。
　　 入江口，规划中以打造盘溪历史文化主题为主的滨江公园已然动土。这仿佛就是一把正在开启那些尘封的历史文化的钥匙，告诉人们，沉睡的盘溪已然醒来，将要翻开新的篇章。
　　 川剧，亦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