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那个春光明媚的二合院，坐落在学校的操场后面，它和其它的二合院手拉着手排成了长长的一排，将操场和广阔的田野隔开。它是学校的一堵墙、一道屏障，也是曾经一个个温暖的家，它就是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的单位家属院。
　　 这一排家属院坐北朝南，每户人家的正北有两间卧房，一间正对传统的飞檐高翘的大门，一间却被东面同样高大气派的房子的侧壁遮住了光线，东面的两间房子分别是厨房和储藏室，遮住卧房光线的是厨房，西面则是邻家厨房和储藏室高大的后墙。
　　 房子和院墙、大门都是用红砖砌的，露在飞檐处的松木椽檩匀称而结实；天花板用的是月白色的竹篾，设计了艺术图案，朴素而高雅；米黄色门窗镂刻着精美的花纹，窗子上安装着明亮的玻璃；院子正中是一口水窖，储蓄雨水，供一家人生活之用。我家二合院的第一任主人是个勤劳的人，他在厨房和北面卧室之间的空地上挖了一口菜窖，盖了一间低矮的煤房，以解决冬天吃菜和储蓄煤的问题。
　　 家属院的外面大约一丈远的地方有一道浅浅的大约半尺深一米宽的水渠，水渠的两边错落有致地种着两排新品种的洋槐树。从暮春到秋天，这些树上都挂满了玫瑰色的槐花，一串挨着一串，调皮可爱。早晨或者傍晚，总有一些不知名的鸟儿藏于花叶之间，婉转歌唱，流韵天成。上完课的老师和各家的家属们没事的时候总爱聚集在树下聊天、打牌、下棋。
　　 那个时候，这些家属院十分抢手，没有一定的职称和资历是很难分到的，除非入住的老师退休或者调离搬出了家属院，其他老师才有机会分到。没有分上家属院的老师，则住在一单间的宿舍里，所以家属院也就成了老师们在学校中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2001年，学校在校门外面修了四十几套独门独院的二层小楼，家属院里的好多老师都搬进了小楼，我家的二合院处于这一排家属院的正中间，坐在院子里就能望见操场另一边高大的洋槐树、榆树和教学楼。
　　 搬进家属院之后，我在屋檐下开辟了一块长宽都一米左右的小花园，里面种了各种草本的花儿，有八瓣梅，有十样锦，有金盏花，还有小菊花。花园边上种了豆角，用旧扫帚的竹竿做了花架，那些敏捷的藤蔓便像调皮孩子抱着竹竿蹭蹭蹭地就爬到顶端。用不了几天，那些原本单薄的藤蔓三五根紧紧地缠绕在一起，形式了一条蔓的绳子，接着泛着晶莹的光泽的橙色的小花儿就密密麻麻地爬满了藤蔓。
　　 那时，我养了两只乌龟，每天早晨和下午我就将它们放进花园里，让它们呼吸泥土的气息和花儿的馨香，但是它们一点儿也不领情，总是很快地爬出花园，爬到大门门槛下努力地想爬出门外。对于它们为什么总是能准确地爬到大门口，我感到很惊讶，儿子天真地说，小龟的本能使它们爬向大海的方向，而大海就在南面，所以它们每次都爬到大门口。
　　 2006年学校在家属院的东侧修了一栋6层家属楼，许的多家属院里的老师都搬进了那个家属楼里，但我一直住在这个阳光灿烂的二合院里，一直到离开我心爱的学校。
　　 我们的学校处于乡下，虽然当年计划生育政策非常紧，但我们的老师基本上都提前响应了党的二孩政策，有的甚至有三四个。因为当年我生儿子时出了点小小的危险，爱人坚决不许我生二胎。唯一的儿子就成了我的心肝宝贝，为了能让儿子玩好，我专门腾出了一间卧室，而且在院子里放置了一张旧的钢丝床，我们家里每天至少有六个小朋友陪着儿子玩，小小的院子里终日充满了童声笑语。
　　 儿子上了三年级之后，就剩下刚上一年级的洋洋一个玩伴了，其他孩子的家长们不愿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孩子放学后都被拘在家中学习。我依旧放任孩子玩。因为玩伴少，一些大型的游戏做不起来，两个孩子只能玩刨沙坑、捏泥人之类的游戏，当然这些游戏是满足不了他们如春笋般疯长的兴趣的，于是他们经常强迫我和他们一起踢足球。记得有一次我飞起一脚将球从他们身边踢了过去，他们咯咯地笑着，摇晃着早已笑软了的身子，像蹒跚的鸭子一样争着去追，跑在前面的一个边跑边回顾后面的，生怕自己被追上。后面的一个卖力追着，前面的一个还没追到球自己就笑倒在地上，过了一会儿缓过气的一个站起来，像喝醉了酒似的摇摇摆摆地走向另一个，然后将整个身子扑在对方的身上欢快地滚作一团。这个时候，如果我想乘机溜回家，他们就会敏捷地爬起来，用行动粉碎我的计划。原来，他们的快乐是需要观众的。
　　 后来，我们母子去投奔我家先生，便离开了我心爱的学校和家属院，再后来听说家属院被拔掉了，建了三幢五层高的家属楼。那些洋槐树依旧站在那里，比之前高大了许多，开的花也更加繁茂了。
　　 家属院已经成了历史，而那盛开着我最纯粹的快乐，却永远珍藏在我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