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深秋的某一天，我们几个好朋友在一起玩游戏，艳哥一边摸牌一边对我说，你知道吗，启良死了？我说，哪一个启良啊？他说，哪一个启良，还不就是你们老家的那个启良！
　　 我“啊”了一声说，怎么死的啊，没有征兆呀？艳哥说，是车撞死的，又说，他不是有堂兄弟吗，现在他的堂兄弟去为他收尸了。
　　 艳哥说这句话的时候，脸上没一点表情，依然是木木的，因为这件事情和他没一点关系。
　　 我听了倒是很震惊，启良原本不是我们那里的人，他是他的养父母捡来的，死的时候已经五十二岁了，在他的五十二年的生涯里，他一直就是一个坏人，一个二流子，祸害家庭，祸害村子，死了就死了，怎么还去给他收尸呢？
　　 又过了一个星期，我们几个好朋友又在一起玩游戏，狗艳哥对我说，你知道吗，启良的赔偿款分不高呢，他的堂兄弟要，他的叔父们要，还有一些房关的人也要，二十几万元的赔偿款让他们吵得一塌糊涂。
　　 艳哥这样一说，我一下子就明白了他们为什么要去收尸，心想，这启良睁开眼睛时没做一件好事，死了倒是为他的家族做了一件好事。
　　 五十年代，启良的养父母在沙溪镇供销社做生资营业员，他们夫妻结婚快二十年了，一直没有生养孩子，一直想要领养一个孩子。
　　 有一天，有人在铁路桥下捡到了一个孩子就送给这对夫妻，他们打开包裹一看，竟然还是一个健全的男孩子，就喜出望外，给这个孩子取了一个好名字：启良，他们的愿望就是要这个孩子长大后做一个善良之人。
　　 一九六二年，启良的养父母带着三岁的启良回到了老家住下来。
　　 启良成了养父母手心里的宝贝，好吃的给他吃了，好玩的给他玩了，他要星星，养父母就去搬梯子，他要王八，养父母就撑着澡盆下了池塘，启良一天天长成了家里的小皇帝。
　　 那时候，村子里有很多的孩子，一群一群的，很是热闹，启良和他们玩游戏，牵羊羊啦，捉迷藏啦，丢手绢啦，工农兵抓强盗啦，只要稍不如意，他就哭着闹着跑回家去投诉自己的母亲，她母亲谢阿婆就不分青红皂白地要上别人家的门去斥责别人家的孩子，说他们欺侮了启良。别人家自然不服气，又不敢得罪她，因为她老公是老中共党员，就在背地里说：“莫听谢阿婆胯叫！”
　　 谢阿婆后来也就干脆不上门去斥责别人了，只要启良哭闹着回家，她就拉着启良的手去找到这个“欺侮”启良的孩子，然后脱下自己的鞋子去打那个小孩的手或者脸，一边打一边问：“还说谢阿婆胯叫吗？还说谢阿婆胯叫吗？”
　　 谁要是稍有反抗，谢阿婆就在大地坪里跳起脚咒天咒地骂起来，她的声音又响堂又洪亮，脆蹦蹦的，村子里的人没谁听不见。
　　 启良就在这种氛围下长成了一个少年，也进中学念书了，这时候，他的父亲被调到了大队部开代销点，启良就不读书了，天天在家里吃糖柿果饼一类的食物，吃得他的父亲开不成代销点了，只好重新搬回家去住。
　　 不读书的少年启良在心情好的时候也到生产队里去干活，收割早稻的时候，抱了两三个禾把之后，他一身衣服就水沥沥了，然后脱下衣服往田塍上一丢，赤身裸体地在水田里跑来跑去，故意踩着水飙玩，大人也就跟着他一身水沥沥了。
　　 启良十五六岁的时候，他的父母亲就去世了，没人管教的启良就开始了做二流子的前期准备。首先，他锻炼自己的筋骨，将自己的手和脚在有棱有角的器皿上撞击，再用拳头击打薯块一类的东西，几年之后，只要他一鼓劲，别人的手就抠不进他的身体了，而他的拳头却可以砸碎一叠青瓦了。其次，他开始逐渐地变卖自己的家产，先变买家具和床铺，再变卖楼脚楼板，最后将房子一间一间地拆下来给卖光了。
　　 在变卖家产的过程中也长成了一个大人，血管里的爱虫和性虫一条条在蠕动，它们无时无刻不在啃噬着启良的身体，让他烦躁难耐蠢蠢欲动。
　　 欲火中烧的启良就将目光瞄向了自己的两个堂姐，四叔家的长女叫秋姐，三叔家的长女叫心姐，他们都比启良大一到两岁。
　　 秋姐洗澡的房间和启良的卧室只有一墙之隔，房子里的楼脚被抽空了，墙上就留下了一个洞眼，每当秋姐洗澡的时候，启良就搬着楼梯在这一边偷看一边笑着，有一次笑着笑着就从楼梯上滚下来了，响声惊动了秋姐，秋姐这才知道自己被偷窥了。
　　 心姐的茅房和启良家的厨房也是一墙之隔，启良就在这堵墙上挖了一个小洞眼，每当心姐解溲的时候，他就匍匐于地偷看，终于有一次也被别人发现了。
　　 秋姐和心姐从此以后就将启良看作一个流氓了。
　　 土地分到户以后，这时候的启良已经卖光了祖产，开始流浪了。
　　 启良没有一技之长，又好吃懒做，自然不去打工，为了养活自己，他只做一件事，就是偷窃。他什么地方都去，什么东西都偷，再后来就发展到去火车上提包，“提包”表面一看，是一个很中性的词，实际上就是偷别人的包。那时候，人们外出，还没有信用卡，大多携带现金，他要是偷中了一只包，就能够挥霍一阵子了。
　　 每当流浪一阵子之后，启良还是要回到老家来炫耀一番的，他没有家了，就东家一晚西家一晚的住宿，东家一餐西家一餐地吃饭，别人问他的偷盗经历也问如果抓住送官了怎么办？启良说：”这好办，反正是只说最近的一次，也就是所发现的这一次，其他的打死了也不说！”说完之后他就鼓着手脚自豪地说：“看看我这一身的钢筋铁骨，看看我这一身的钢筋铁骨！”
　　 每当严打运动来的时候，启良就从城市里回到乡下，晚上东家睡一夜西家睡一夜，白天就在山道上溜达溜达，只要一听到警笛声就躲进了树林，谁也别想找到他。
　　 后来，他在苏家庄、赵家庄、潘家庄三个地方霸占了三个有夫之妇，不知道他有什么神妙的办法，那三家男人好饭好菜供养着他，晚上还把床腾出来让他和自己的老婆睡觉。
　　 有一次，苏家庄的那个有夫之妇的男人被启良派到火车上去做一件偷窃的事情，那个男人在火车上就被人家活活地打死了，丢在许昌车站上。那个男人还有几个兄弟，他们很不服气就去告启良的状，说是他设计杀了自己的兄弟，诉状递上去了，却一直无人问津。
　　 再后来，人们就没有看见启良了，有人说，他被湖北的公安抓住了，判了十几年徒刑，有人说，他已经死了，尸骨无存。
　　 十几年过去了，人们谁也没看见过启良，他也没有回过老家，老家的人只当他已经死了。
　　 2006年，我的老家因为修武广铁路被征收了土地，屋场里的人无论内外每人分得了600元钱，启良的三叔就要帮启良领这笔钱，村主任说：“笔钱你不能领，万一要是启良还活着呢，你把钱用掉了他不找我们再要？”
　　 两年后，启良果然回老家了，差不多二十年没回来过的启良竟让人认不出来了，他穿着一身洋装，头发梳得油光闪闪的，皮鞋铮亮铮亮的，红光满面，还真是有点华侨气派，人们问他这些年在哪里发财，他说是在做皮肉生意，在十六公里那地方租一个门面做鸡头。
　　 启良就是回来领这笔钱的，村上管钱的人自然将这笔钱给了他。
　　 启良死了一个多月以后，我回了一趟老家，就找到兄弟问了一些情况，兄弟说，启良的赔偿款除开安葬费以外，还剩二十四万元，他的两个叔父一个婶娘一人分得两万，其余三个堂兄弟每人六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