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乡在江汉平原一个叫徐李的偏僻的农村小镇，我出生在徐李老街一座年代久远、饱经沧桑的老屋里。
　　 我的家在木桥端头，前面临街，后面靠河，听母亲说我家解放前开药铺，店名叫复生堂，远近几十里挺有名气的。解放初期搞公私合营，父亲响应政府号召把药铺捐给了国家，父亲到诊所工作了，成了公家的人。
　　 那个时候，我家在小镇上属于富裕人家，房子比较高大，一对厚重的大门包着铁皮，开关时门上的两个铜环还咣当咣当地响。门槛是一块条形的青石，约一尺高，青石两端各有一个与门槛垂直的短一点的青石。大人小孩都喜欢坐在我家的青石门槛上，尤其是夏天，坐在上面冰凉冰凉的，天长日久，这石头磨得比新买回来的绸缎还光滑。
　　 我家房子分前、中、后三层，前面开店，中间住人，后面做伙房。父亲到诊所工作后，药店没开了，前面也住人了。前面和中间还有阁楼，满满的铺着木板，上面堆放着一些杂物。靠河还有一个吊楼，全是用木头做的，建在水面上，下面用圆木做桩插进河水里，上面铺上木板，屋面盖着青色的小瓦，四周镶着木格窗子，夏天在吊楼上乘凉，吹着水风，十分凉爽。
　　 老屋是父亲在解放前用一千元大洋买来的，据说买来之前就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我是在这座老屋里出生的。母亲说我出生前后的那些日子天天下雨，天都下得要上霉了，父母就天天盼望大阳出来，所以给我取了一个很阳光的乳名一一爱阳。家里人习惯叫我阳子，外面的人却把阳子喊成了羊子，从此我的乳名由一个具有诗意的名字变成了一个有趣的动物的名字。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偶尔回到故乡，一些年长的人看见了我，依然习惯地喊道：“哦，羊子哥回来了！”
　　 土改那年划阶级成份，我家划成了工商业兼地主，复查的时候因土地太少不够地主的条件就把尾巴给割了。小镇上划成地主的房屋都被没收了，而我家的老屋没有被没收，如果不割尾巴的话，我们一家人也可能被当成地主扫地出门了。
　　 我在老屋生活了十多年，其间举家搬迁过二次。一次是1954年夏天发洪水，小河的水涨了，越涨越高，漫了老屋，漫了老街，大人们忧心忡忡的，我那时只有5岁，不懂事，看见老街涨了水，高兴得手舞足蹈，就和小伙伴们把木板卸下来放在水里赤条条地坐在木板上面，把木板当船划呀划呀，不时就有鱼儿跳起来落在木板上，我们就争着用手去抓，我还真抓到过几条小鱼呢。那些天，老街就变成了小河，水面上漂浮着大大小小的木板，小伙伴们整天乐哈哈地坐在木板上面，从老街的东头划到西头，又从西头划到东头，可是，好景不长，几天后政府就派船把老街上的人全部转移到附近地势高一点的熊口去了，半个多月后，听说水还要涨，又把我们从熊口转移到一个叫杨场的地方。在外地住了一个多月才回到老屋，回来时水已退了，看到老街满是泥浆，我还为不能在老街上划船而惋惜过呢。
　　 第二次搬迁是1958年，老街进行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折腾。那年我已经上小学了，看见许多人家的墙壁上、木板上都写着“人民公社好”、“三面红旗好”、“大战六个月全面进入共产主义”等巨幅标语。当地干部为了早日实现共产主义，个个精神抖擞、斗志昂扬，干部们认为人人有饭吃有衣穿了，只是还有一部分人没有房子住，如果把住房问题解决了那么共产主义就实现了。怎么办？他们想出了一个点子，把老街居民的房子全部收回来充公，然后根据每家人口多少重新分配。老街几百户人家大部分被迫离开了自己的家，我们也从老屋搬出来了，一大家人挤在一个狭小的房子里。老屋被分配给了別人，里面住进了三四户人家，一年以后老街上所有的人家又重新搬回了自已的房子。长大后我才知道这是一场因大刮“共产风”引起的灾难。基层干部在公社范围内实行平均分配，无偿调拨生产队和社员的个人财产，老街的人属于居民，吃得是商品粮，理应不属于“共产风”的范围，但“共产风”既然刮来了，谁能抵挡得住？
　　 搬回老屋不久，政府从河南调来大批民工帮助拓宽加深老街背后的小河，我家老屋还住了不少民工，他们讲一口难听懂的河南话。我很好奇，不明白为什么同样的人却讲着不同口音的话。在开挖小河的过程中，老屋后面的吊楼被拆了，父亲请求民工帮忙用河里的土把吊楼那个地方给填起来，从此古色古香的木制吊楼就不复存在了，变成了一个土台子。老屋旁边的木桥也拆了，没有再重建，后来石桥也拆了，改建成了闸，从此以后去河对岸须要绕行三百多米。
　　 1959年，大搞“四湖排水”工程，政府决定把烟波浩渺的白露湖改造成良田，当地干部号召各家各户把屋里的木板、楼板和隔板拆下来当跳板用。拆卸的那天我正患哮喘病，一个人躺在床上烧得满脸通红，喉咙不时发出呼喇呼喇的声音，翘楼板拆鼓皮的响声更加重了我的气喘，我不时地呼叫母亲要拆卸的人动作轻一点，母亲不得已跟拆卸的人求情，说我病得很重，受不了刺激，能不能把我睡的那间房的楼板和隔板暂时留下来，那些人竟然听了母亲的话。从那以后，老屋除了中间房间的隔板和楼板外，其它地方全部给拆掉了，连屋里所有的房门都被搬走了，诺大个老屋只剩下大门和后门了。拆除时当地干部承诺四湖工程完工后会还回来的，可是怎么还哪，这些东西统统地被深深地埋在了湖底的淤泥里。后来政府赔了钱，我家拿到了13元的赔款，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老街有很多人还羡慕呢。
　　 同年，国家遭遇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从1959年开始至1961年止，历时三年，我们一家人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主要是粮食不够吃，一日三餐都是用各种疏菜或野菜煮粥，那菜粥照得能见人影子。我那时读小学，一放学就提着篮子出门了，不是挖野菜、扯荷杆，就是去附近农田拾麦穗、捡稻谷。为了让一家人能吃饱肚子，母亲和姥姥没日没夜地在老屋里用原始的木制纺车帮别人纺棉纱，或者用石缽帮別人擦藕，即使这样也填不饱肚子，喝了菜粥后二泡尿一屙就饿了，一天到晚肚子始终咕噜咕噜地叫着。
　　 1962年9月，我上初中了，学校管得很严，规定每月回家一次，从那以后我回老屋的时间少了。老屋在和风细雨中平平安安地渡过了三年。1966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老屋和我们的国家一样又遭遇了一场空前的浩劫，红卫兵大搞“破四旧立四新”，凡是他们认为属于四旧的东西全部打劫一空，老屋大堂正上方的神柜、菩萨、对联、雕龙画凤的架子床、椅子、花格门窗、古旧书籍等等，还有一些不属于四旧但值钱的东西如缝纫机、布料等也不翼而飞，老屋被掏空了，仅剩下一个空壳。一时间老街风声鹤唳、乌云密佈，天天都有带着红卫兵袖章的人押着“走资派”或“黑五类”在老街上游行示威，他们高喊“打倒xxx！”、“炮轰xxx！”、“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的口号，每天威风凛凛地从老屋门前经过，搞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的。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红卫兵把我家的成份擅自改成了工商业兼地主，把父亲列入了黑五类，日夜批斗。哥哥被打成了“三反”分子，下放到农村改造去了。我也受到批判被赶出了教师队伍，为避风头我和二姐夫一家人远走他乡。那时老屋只有母亲和姥姥二个人，红卫兵三天二头来老屋抓我，找不到人就把母亲拉出去戴高帽子游街。姥姥卧病在床，受不了惊吓，在那年的11月16日逝世了，姥姥逝世的时候只有母亲一个人在身边，送葬的人都请不到，平时的亲朋好友、左邻右舍都怕受牵连，只有表哥李忠德不怕事主动来帮忙，没有棺材，母亲要忠德哥把老屋仅剩的几块楼板撬下来为姥姥钉了一个木匣子，勉强把老人家给安葬了，从此老屋的阁楼空荡荡的只剩下几根木头架子了。经过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的捶打，老屋剝蚀得就像一个面容枯槁、身形佝偻的老人，只剩下皮包骨头了。
　　 更大的麻烦还在后面，1968年年底，人民日报头版头条转发了一篇《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的文章，引发了全国各地大规模的城镇居民下放运动，老街理所当然地就成了下放的对象。父亲为了找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就选择离老街十几华里的一个叫老新的农村小镇去落户了。1969年父母被迫把具有百年历史的老屋给拆了，拆屋那天父母神色哀伤，眼里饱含着泪水。一时间掀瓦声、拆墙声、撬木头声此起彼伏不绝入耳，这声音像一只任人宰割的羔羊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发出的一声比一声凄厉的哀嚎。看着这目不忍睹的场景，我也止不住掉下了悲伤的泪水……
　　 举家搬到老新不到一年，一个在徐李公社某生产大队任书记的胡安文调到了老新街道任书记，他的阶级立场十分坚定，对“黑五类”怀着刻骨的阶级仇恨，发现我们一家搬到老新来了，像猫子嗅到了鱼腥味，兴奋得两眼发绿光，他认为抓住了一个反面教育的典型，又可以大做文章了，为此事专门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会上胡安文咬牙切齿地说：“地主陈xx一家人企图逃脫阶级斗争，逃脱无产阶级专政，从徐李搬到了老新，现在我勒令陈xx一家人七天之内无条件搬到乡下去！”可怜的老屋盖了不到一年又被強行拆除了，搬到了离老新七八里远的偏僻穷困的潭沟大队。
　　 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和千千万万受迫害受打击的家庭一样落实了政策，家里人都安排了工作，我也招工进城了，几年后一家人全部迁到了城里。父亲舍不得老屋，把笨重的砖瓦变卖后，所有的木料如柱子、檩子、瓦条等全部用汽车拉到城里，在当地居委会的帮助下，把老屋又重新给盖起来了，除了砖瓦是新买的外，其它的材料基本上是老屋原有的东西。
　　 老屋变了，由边远偏僻的乡镇来到了繁华喧嚣的城市，由曾经饱经沧桑的老人变成了现在充满力感的壮汉。每当我走进新的老屋里，依然能感受到当年那氛围，依然能闻到当年那熟悉的味道。那里有我快乐的童年，那里有依偎在母亲怀抱里的幸福……
　　 老屋啊，半个多世纪以来，你经历了太多的折磨和苦难，有天灾有人祸，幸运的是你和主人终于从风雨飘摇的坎柯中走出来，找到了新的归宿，迎来了欣欣向荣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