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九年十月中旬，我带着在农村摸爬打滚弄得精疲力竭的身体，忍受着奇耻大辱，重新走进了学校，来到了岳阳师范湖滨分校。屈指算来，我离开学校已经整整十二年了。
　　 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九日，我整整满二十五岁，还孑然一身！
　　 我是多么的不情愿，又是多么的无可奈何，我就像一条斗败了而又死不甘心失败的公牛，蛰伏在地，瞪着血红的大眼，肚子一起一伏的。那是在喘气，在伺机。跟我一级的同学比我小了整整一个时代，我混在其中，算一个什么角色？
　　 一九七七年，全国大学招生在禁锢十年之后，终于在年底的十二月开禁。开考前的一个月，我在《湖南日报》上读到了这条消息，真是惊喜万分。虽然我读到这条消息的时间很迟很迟，但是一字一句读后，无法让我感到不振奋了，大学又重新招生了，上大学又要通过考试而不是领导推荐了，大学招生的条件差不多没有任何限制了。我左看右看上寻下找，就是找不出我不能报考的限制文字，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去问当时的大队领导，像我这样出身的人可不可以报考，答复是可以的。于是，我就去了秀水公社招生站报了名。
　　 剩下的时间只有一个月了，我白天在生产队做工，晚上就在家里看一些书。我没有读过初中高中，也就没有相关的书籍，更没有可供指导的老师和资料，全部经验是零，但是我的决心很大，我报考的是大学文科，当时的文科考五门课程，即语文、数学、历史、地理、政治。五门课程中，我对数学是一窍不通的，其余四门我的把握十足，因为我从一九七三年起就比较有系统地自学了。
　　 十二月份考试的结果是我考中了，被初录了，参加了体检，而且身体各方面都没有一点问题，我真是喜得快要发疯了。记得从岳阳体检回来的那天晚上，我和另外的两位朋友一下火车，踏上白雪皑皑的归途，走一路打一路，我们唱着歌，扬着手中的雪球。
　　 可是，当别人都接到通知单收拾行李告别家乡准备走时，我却在家等通知，一等不来，二等不来，别人都走尽了，我的通知仍然没有来。后来，我才知道，因为我的数学差不多是一个0蛋，而我报考的经济学又要很好的数学底子，所以我就被刷掉了。这能怪谁呢？用一位朋友的话说，你没有进过中学的门槛，不认识XYZ，你不得0蛋谁得0蛋？朋友说的没错，我自学的时候，就从来没接触过数学这门课程。记得考大学那天，一道最难的数学题也就是一个三元一次方程文字题，我七零八碎地将答案斗出来写在答卷上，因为我不知道写方程式，立不了方程式。那年的数学卷，难度只相当于现在初中一年级水平，即使如此，我还是第一次与大学失之交臂。事实上，我的总分超过了录取线。没录取大学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只报考了复旦大学和武汉大学两所大学的经济系，读经济系没有数学那是不行的。
　　 一九七八年开春我就开始自学数学，教训让我学乖了一点，条件却是非常有限，我不但是家庭的脊梁柱，同时也是生产队的脊梁柱。我必须参加生产队大大小小的劳动，还要筹划许多大大小小的事情，能有多少时间自学数学呢？头年高考和次年高考的相隔时间实际上只有半年，除去头一年参加高考被初录而沾沾自喜花了一个月和过年又用去了一个月外，真正可用于自学数学的时间段也就是四个月了。另外，头一年的数学考得容易，第二年高考的数学难度便提升了许多，大约相当于现在的高二水平。我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从0开始把初高中的数学全部学一遍，真是难于上青天，况且我的资质也是很一般。
　　 一九七八年恢复了秋季招生考试，高考在七月份举行。这一次考试，我的数学考了9分，终于打破了0的记录。我又被高考初录了，参加了体检，并且总分超过最后录取线十几分，但是，最后仍没一所大学要我。我报考的复旦武大不要我，服从栏中我填的是不服从，别的大学便不敢要我了。高考再一次落选了，我的意志再一次遭到巨大挑战，有时候相当的心灰意冷，有时候也想重整旗鼓再来一次。
　　 一九七八年秋天，我的小弟尚不满十六岁，便以优异的成绩跳级考进广东中山大学。他是我们家族中第一个正牌的大学生，同宗族人亲戚朋友无不欢欣雀跃前来祝贺。一九七九年春节刚过，我去岳阳送小弟去广州，兄弟二人专程去岳阳地区教育局一趟，我们找到招生办，专门询问一九七八年秋季高考招生情况。接待我们的是一位女同志，她非常热心，把我的试卷档案递给了我，我一看就傻了眼，我五门课程的分数是语文74分，数学7分，历史98分，地理95分，政治87.5分。除数学一门外，其余四门我都考出了当时的最高分数。那女同志说，全岳阳地区去年的高考语文，只有四个人上了70分，你是74分，是最高分数。几乎每所大学的招生负责人都看过你的档案，都取舍难定，因为你的服从栏里，填写的是不服从。
　　 千怪万怪，只怪我的心气太高了。这两年，我填报的志愿都是复旦和武大的经济系，学经济管理一直是我的最大理想，其它的校系我一律不填报，也不服从分配，所以，复旦武大如果不取我，就没有另外的大学敢要我了。
　　 我的做经济学家的梦纠结得太紧太密了，尽管我在年轻时只受了一点皮毛教育，但是后来在实际工作中还是显示了我在这方面的才干。如果说，人要尽天分选择一门必不可少的职业的话，我的长处不在教育，应该在经济学或者管理领域。
　　 一九七八年大学招生考试再一次落选后，我就去做民办教师了。比起当农民来，还是当教师更有利于复习，以便再一次参加高考。通过一年的自学，我的数学知识有了长足的进步。由于还是没有受到学校正规的系统的教育和训练，虽然个人吃尽了千辛万苦，考试的结果，数学的分数仍然不高。五门成绩，总分年年在增加，高考的整体水平也提高了一个档次。高考恢复两年了，全国各地中学也认真地教了两年书，那些初高中毕业生中的佼佼者犹如雨后春笋，我们这些文革遗留下来的各类老三届，在一九七九年基本上是最后一年参加高考了。对整整隔了一代的新人，我们只能望其项背。那年秋天，当那些天之骄子纷纷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我的通知书也姗姗来迟，不过，已经由大学改为中师录取，由学经济学改为学教育，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彻底地改变。即使这纸像垃圾一样的通知书也是在我学乖了以后才得到的。头两年，我以为填写档案都要写真话，年龄和学历便都写了真实的。在简介栏里，还愚不可及地写了当十二年农民的历史，以为当了十二年农民、没有读过初高中能考上大学就是一种光荣，就了不起，谁知别人并不买账。一九七九年填写档案，我全部说了假话，把年龄减了三岁，把学历提高到高中水平，把农民的经历减去六年再增加一年民师经历，在服从栏里填上服从分配，这样才骗取了那份我十二万分不愿领取的通知书。这其中的血泪教训，怨天尤人的苦衷，非亲历者是无法体谅的。
　　 一九七九年十月去湖滨师范的那天，是三弟送我去的。三弟送我到学校，他当我的挑夫，行李极为简单，一个家用手提箱大小的书柜，不知经历了几十年，油漆剥落，棱角全被老鼠磨烂，就是这个破破烂烂的书柜也是满叔送我的。还有一床盖被絮，也是满叔送我的。母亲给我买了件棉布小罗蚊帐，还有一条两尺多宽的垫单。就这样，我从心里上，从职业上，从实际上走出了生我养我给我无穷欢乐也给我无尽痛苦的铜盆冲，告别了还处在艰难困苦之中而二十五年来一直朝夕相处给我无限关爱的母亲，还有我的兄妹和乡亲父老。我没有笑，也没有哭，喜不起来，也无法忧戚。就这样，我默默地踏上了去师范的路。
　　 在湖滨车站下了火车，月台上站了满满的一月台新生和送行的家长。这时，一列火车长鸣一声汽笛开了过来，只见一个鹤发童颜的老者在人群中指挥整队，交待着事宜。他自我介绍说他叫方小农，是湖滨师范派来的接待新生的老师。方小农先生后来做了我的班主任，并与我发生了一次严重的摩擦，也使我一生都感到愧对于老先生，此是后话。
　　 其实，方小农先生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良好的。
　　 在浩大的东洞庭湖中有一处岛屿名曰君山，与君山遥遥相对的东南湖岸有一处巨大的月牙形的湾，湖湾的后山便叫做月山，湖湾便叫做月牙湾，又因为湖湾的滩上有很多黄沙，这里也叫黄沙湾。漫长的湖沿岸上遍种着桃树、梨树、杏树和李子树。后山远处就是著名的湖滨园艺场。湖湾里有水的时候是一片汪洋，湖水每遇大风就掀起巨浪撞击着岸石。没有风的时候，微波就轻轻地吻着长长的防波堤岸。如果湖湾里没有水，则长一滩萋萋芳草。
　　 湖滨师范就坐落在这一处青山碧水之中。
　　 这块风景秀丽的地方被美国人做了最大的开掘，当美国人在我们的国家还有很大利益的时候，他们的教会就看上了这块风水宝地，在这里修建楼台亭阁，修建教堂和教会学校。为此，他们投入了不少的金钱，那些建筑也修得既精致又好看还实在好用，建国以后政府接管了这块风水宝地，在这里开办党校和教师培训学校。一九七七年高考开禁，这里连招三届学生，我们便是最后一届。
　　 来到湖滨师范，我的第一感觉就是不习惯，不是哪一点或者哪几点不习惯，是全部的不习惯。在心理感受上，我与周围的一切是那么格格不入。班里同学除了几个年纪稍大一点的外，全是清一色的十五岁至十八岁大姑娘小伙子，我和他们没有共同的语言，也没有共同的兴趣。除开学校按照规矩将我们束缚在一起的时间外，其余时间我就不和他们呆在一起，连毕业相我都参加拍摄。一个班才四十九人，读一个学期后，我还不认识班上的大多数同学，也叫不出他们的名字，因为我与他们隔了整整一个时代。究其因，这完全是我小时候就养成了的自卑心理在作怪，叫做“志大才疏，死不认输”或者“心比天高，命比纸薄”。
　　 除了心理上的不习惯不协调之外，再就是师范的作息时间让我感到不习惯，且不说那按时的上下课和自习吧，也不说那定时定点定位的晨操课间操吧，单是讲睡觉我就十二分不习惯。我是一个熬惯了夜的人，师范就寝的时间一般限制在晚上九点半钟。寝室里的电灯就像鬼火一样大小，还用总开关控制着，专职的校役来催了一遍又一遍，直到你睡着了为止。我天天晚上都像傻子一样睡在床上呆呆地看着那透过窗棂射进来的月亮的光，回想那如烟的也是悲苦的往事，思念家乡，思念亲人的这股情绪常常伴随着我度过一个个不眠之夜。夜深了，周围鼾声四起，世界已经是万籁俱寂，我才可以渐渐入睡。起床时，那凄厉的电铃声就像催命鬼一样，无论是午间还是早晨，我都不愿睁开眼睛，也不愿意立刻起床。校役进来了，他在寝室里吹起了尖厉的哨音，操场上那出操的号声已经撕裂长空，我就像一只受训的猎狗样，只得乖乖地听指令了。
　　 第一学期，我们班上四十四名男生住在一座钟楼上，那是一个大间，四四方方，红漆楼板做的非常精致，住那么多的人是无法休息好的。第二学期，我们搬迁了，住到南边寝室里去了，我稍微习惯了一些，也改变了一些做法，比如我睡得晚（在路灯下看书），起床却特别的早。夏天的早晨，当我洗漱完毕，做完晨练，学校的起床铃还没响，我就拿着书到湖边去了，或是坐在树荫下，或是坐在巨石上，专心致志地读书。湖水涨平了岸，我把脚伸进湖水中，清凉极了，那是一种多么撩拨人心的情致，以致吃饭的铃声响了，我都没有听到。回归途中，往往会碰到巡查校园的教导主任。他问我：你又没出操吧？我说：我出了操，是一个人做的，全部做完了，同学们还在睡，便去湖边读书了。教导主任和我默契，他觉得我是一个怪人，应宽大为怀。
　　 湖滨师范的老师给我留有深刻的印象。他们留在我大脑中的整体形象是有学问、治学严谨。我的第一任语文老师是方晓农先生，我们有一整套师范课本，因为是文科班，方先生便给我们加餐，另外教了《古文观止》《楚辞》和《诗经》。方先生一生悲苦，一九五七年被中共划为右派，剥夺了他的教育权，将他下放到农业社劳动。接着，他的妻子去世，他又不续弦，在生产队劳动了二十年，才落实政策改正归队，调进师范教我们班的语文。那时的改正右派，大凡都有一个偏执的认识，总认为共产党给他们改正了就是共产党的英明伟大，自己便感恩戴德，匍匐于地，山呼万岁。恢复工作后便拼老命也要为共产党献出自己的一切。在他们身上，封建时代的奴化教育根深蒂固，没有半点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完全忘记了是谁害得他们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屈辱缠身的，方先生就是这样一个比较典型的人，他恨不得将自己所学的全部知识在一个早晨全部灌输给我们。关于方先生，我在后面还将详细说到他。
　　 我的第二任语文老师是任国平先生，有了方先生的教训，任先生便乖巧多了。这老夫子有点本事，也特别爱吹牛。任先生也是改正右派，那时大约六十来岁，正处在热恋中。这位老先生对女人的兴趣特高，身体也特棒。不论讲什么课文，开宗明义都要从恋爱讲起，上课途中也要插上几个恋爱故事，年轻的学生是很容易被他吸引住的，所以，师生之间也就没有大的矛盾。任先生戴一副宽边眼镜，他看手中书的时候用眼镜，如果是看我们几个坐在教室后面不听他的课而另搞一套的几个学生时，他则一只手拿着教科书，一只手掀起眼镜片，这是他的习惯性的动作。后来，我们适应了他，只要他一掀眼镜，我们便把他教的书放到桌子上，正襟危坐以敷衍塞责，任先生也不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