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前，在中秋节的那个晚上，我和几个同学来到运河边上，第一回感受一下中秋赏月的美妙。天上月圆，人间团圆，笑语欢声，怡然自得。欢愉之中，忽而想到了我的两位早逝的学友，他们要是也还在这里多好去。可惜他们已经离开了人世，飞到了天上那高处不胜寒的琼楼玉宇。我们的心理，掠过一丝悲凉。又想到了一首鲁迅先生的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这是鲁迅先生在1933年悼念左联五位烈士写下的。如今的华夏大地上，早已不见了“刀从”，但死难好友的感情却是相同的。我悼念的两位同窗，一位叫孟宪良，另一位叫李阔。他们都是活到六十刚出头，就过早的离世了。如何不令人扼腕叹息！
　　 苏轼慈云：“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两位早逝者，似乎称不上“风流人物”，但在我们的几十位同学之中，也算是出类拔萃了，几十年来，不是悠闲自在，碌碌无为，而是一心一意，奋斗不懈。工作卓有成效，口碑也很是不错。《周易•乾。》有一句很激励人斗志的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若用这两句话为标尺，来衡量他们的一生。基本上是做到了。他俩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我悲哀，也对他们很敬仰。有人劝我写写他们的一些往事，诚如陆续那篇《为了忘却的纪念》那样，写一篇“为了不忘却的纪念文字，确也是应该的。只可惜我和他们相处的时段过早，哪些如烟往事，大多记不清了。如今写下的，仅仅是散散碎碎的片段而已。
　　 回忆孟子宪良
　　 孟宪良，属猴，长得也很瘦，身材高挑，面庞红润。魏巍在《谁是最可爱的人》这篇通讯中，用“仿佛秋日田野里的一棵红高粱”来形容一个战士。用在他的身上也是满合适的。他的脸型细长，下巴颏儿有点尖。仿佛向日葵的葵花籽。他的眼睛不大，一睁开，却很有神采，有时眯起眼睛读书，嘴角上翘，总有“成竹在胸，真理在手”的神态。和我说话，总能洋溢出一种踌躇满志的笑意。在我眼中他说话慢条斯理，做事，有板有眼。心里有什么想法，从不轻易吐露，由此可以看出，他的少年老成，沉稳，成熟。我常常叫他“孟夫子’”我说的他有些绅士风度的样子。
　　 我和他同学三年，总结一下他在年轻时代的特点。可以用“三爱三不爱”来概言之：三个爱是：爱干净、爱写字、爱写诗；三不爱就是：不爱集体活动，不爱体育锻炼，不爱出头露面。
　　 他穿衣服很整洁，尽管那时的衣着都很简朴，穿在他身上，就是干净、整洁。脚上那双圆口布鞋绝对看不见泥巴或尘土。头发很光亮，似乎抹了油。宿舍里，他的床单，被褥也一样干净。课桌上的书本，总是码放的很整齐。赶上学校的歌咏比赛，他也要穿上白汗衫，蓝裤子。在同学群里，他穿的就是利落，透着干净。他爱写字，功底好，又常常练习。自然是好上加好了。不仅是工整，已经达到流利和飘逸了。那个时代我看他写的字，就有了自己的风格了，语文老师也夸过他。说他写的字的有大宋徽宗“瘦金体”的风范。在我们全班同学中，他的写字水平绝对独占鳌头，我们全班同学也都很羡慕。我猜想，他有可能从小有人指教，从小就临过帖。对此，他从没讲过，我只是猜想而已。
　　 他最大的一爱就是喜欢诗，喜欢读诗，也喜欢写诗。书桌里总有一两本诗集，我记得最常看见他的床上，放着一本贺敬之的,诗集《放声歌唱》。我也觉得他确有诗人气质。一个阳春三月，我和他到学校的果树园里看花，他信口就说出一句：“桃花红，梨花白，一起走上纯的舞台......”有时和我随便说话，也总有一些怪怪的想象的色彩。有一回，我和他看电影回来，赶上了一场雨。走进宿舍，他又说了一句：“看电影回来，赶上一场好大的雨。 鞋湿了 ，裤管湿了，雨伞流着泪 ，因为雨伞喜欢我们，不喜欢下雨......”我实在想不出“雨伞流泪“的句子。我也看出，他的理想是诗人。因为他自己起了一个笔名----孟啸。这个笔名，大概只有我知道。因为后来他写了好多诗，却从没用过这个笔名，我估计即便是通州文联的文人墨客，也不大会知道，我知道，他就是不喜欢张扬的。
　　 在当时的校园，为了适应未来工作的需要，十分重视师德教育和“体、音、美”的三门副科的培养。那个时代，“恰同学少年”的全校学生，个个刻苦训练，努力钻研，力争在一个方面有其专长。可他的“三不爱”的特点，就等于和学校的要求格格不入了。那时，学校的集体活动是很多的，有政治学习讨论，有外出参观或到农村里干农活儿，他表现的只是一般地“过得去”，挨不上批评，也没收到过表扬。对于体育锻炼，他的身高和身条儿，本来是很有优势的，粗看一眼，就会发现他的肚子瘪瘪的，他两条长腿，确是能跑、能跳、能打篮球的好苗子。可他就是不热衷，很少走进操场锻炼，每年的田径运动会上，看不见他的身影。这也许，与他后来的早逝，会有一定关系吧！
　　 同学三年，我就发现，但凡出头露面的事，他总是往后躲。记得是在1964年的五月，学校组织一次歌咏比赛。老师建议前面加上一段诗朗诵。老师让他写诗，他写了。老师又让他在现场朗诵，他竟然以嗓子疼为理由，婉言拒绝。在他毕业后的几十年的工作中，尤其是在文化馆工作，出头露面的机会肯定不少。可是，我在文化感很少见到他，前年。我翻开他写长篇报告文学《村官牛文祥》一书 的扉页，才知道他写了那么多作品，我居然不知道，如果了解他的为人，就不会感到奇怪了。就在《村官牛文祥》一书的后记中，他还特意注明，这本长达20万字的书，是在太糊第五生产队科普园里写的，从2004年6月，到2005年4月，他一个人独守空房，在第五生产队写了10个月。要是耐不住寂寞的人，也许是难以坚持下去的。他喜欢像“单干户”那样的独自琢磨，由此可见一斑。
　　 表面看来，他过于清高孤傲，犹如晴天一鹤。其实，他的心思甚为细腻。再学校时，他对国际，国内形事，还是校内，班上的小事，我的心里是了如指掌的，可是，在同学的讨论会上，他是不爱发言的。看破不说破，数他深沉也可，说他聪慧也罢。他想办法，远离政治。但他的聪明有时也是掩盖不住的。记得那是在1964的初春，师范学校请来了一位的部队的营长来学校作报告，他很随意地说了这样一句：“晚上有空时，我经常到士兵的宿舍里去，谈个心啦，扯个淡了......”此语一出，上千名学生突然哄堂大笑起来。弄得这位杨长十分尴尬，草草地就收场了。回到宿舍，我们还在议论这位首长水平太差，啥都敢讲！此时，我的这位孟老夫子放下书本，说了一句：“人家说的“扯淡”是咸淡的淡，扯淡，就是聊天。你们都想哪儿去啦？”说完，他见我们都有点傻了，就又显出放松的神态，说：“咱们也别扯淡了，吃饭去吧”。他就是这么一个人，有时也是很顽皮，很狡黠的。
　　 我还记得一件小事，当时学校在晚自习之后，必须要听30分钟的“新闻联播”节目，大概是1965年4月的一天，忽然广播了一段《人民日报》短评：评繁星《有鬼无害论》。听着广播，大家面面相觑，显出迷惑、疑惑、不解、不安的神态、一位文化人，看了一出戏{京剧。李慧娘}写了一篇《有鬼无害论》的戏剧评论，怎么就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了呢？其实，有鬼无鬼，和我们没啥关系，八竿子打不着的。可不知为什么？那天听完广播，同学显得特别沉闷。没有人说什么？第二天早晨，去食堂的路上，我正巧碰上他，我就悄悄地问他：“明白咋回事吗？”他就悄悄地对我说：“咋回事？就是要出事，‘山雨欲来风满楼’”临别时，他还特别嘱咐：“不要乱说。”
　　 我对他的洞察力，是很钦佩的。看破不说破，这就是他的气度和智慧。上世纪八十年代，我读《廖沫沙诗选。嘲吴晗并自嘲》：“书生自喜投文网，高士于今爱‘折腰’。扭臂栽头喷气舞，满场争看斗风骚。”蒙冤挨斗，还能写出这么真实，这么幽默的诗。真的令我佩服。在我看来，所谓“三家村”三个文人中，最清醒，最顽强，最乐观的要数廖沫沙了。我还觉得我们的学友孟夫子，也有一些廖公风范的。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所以，至今忘记不得。
　　 也许因为我们俩当时都喜爱郭小川、贺敬之的诗歌的缘故吧，我们就自然地成为一对诗友。一个星期天，我们俩骑着自行车到北京城里去玩。骑到北京朝阳门外，肚子饿了。就拐进一条小胡同，每人喝了一碗面茶。他进了小店，就一屁股坐在了椅子上，他把钱给我，我去付钱，我要端到他的桌子上，他就是这样的派头，我愿意给他端。我们俩都饥肠辘辘，一会儿就喝完了。两个大小伙子，一碗面茶能吃饱吗？他说：“再来一碗吧。”又从兜里掏出钱，我就再端一回。两碗进肚里了，还是不饱。他摸出钱来，数了数，摆摆手说：“算了吧，省下一点钱。大王府井买书吧！”
　　 我们又骑着自行车，到了王府井书店。他挑了一本《北京文艺》。记得上面有房树民的《一言不发》，令人瞩目的，还有刘绍棠的《县报记者》（这也许是刘绍棠被划成右派后，发表的一篇难得的小说吧。另注：那时的《北京文学》还叫,《北京文艺》----作者注）。我买了一本《燕山夜话》的第四集。我特别喜欢马南邨（作者注：后来才知作者原名邓拓，30年来笔走龙蛇，此时在北京市委管宣传。《燕山夜话》是《北京晚报》一个专栏，我们买不到这张报，看看合订本，也是一种精神享受啊。）。我们俩都摸摸兜，笼共凑足了两角钱。他信口说了一句上联：让我对出下句：“人缘求知瘦。“我想了想，就对上了：“家因买书贫。”他听罢，抚掌大笑，我俩就用这两角钱，游了一回故宫。（注：当时故宫门票一角。），我们刚一进门，就被琳琅满目的展品吸引住了。当时正举办曹雪芹逝世200周年纪念展览。我们俩都看迷瞪了，不知天色已晚。骑车到了学校，早已上晚自习了。我说：“咱们就等着挨批评吧。”他却说：“不管他，我们收获不小。”没想到老师不但没批评我们，还夸了我们几句：“曹雪芹的展览，是该看看，有空跟同学们讲讲吧！”那时，我们俩的最大爱好就是读书。这与他后来能成为作家，能写出好几本书来，也许有必然的联系吧！
　　 从学校毕业后，他留在了通州镇内，据说，在镇广播站，当上了一段广播员。听到这个消息，我很是意外。因为他在班上是从来没有读过课文的。这以后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几年之内，杳无音信。直到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我方知道他已经在通县文化馆工作了。我总算知道了他的消息，就欣欣然地区找他。一找不在，二找还是不在。那时，我的同学张希正任馆长，经常招集业余文学爱好者开会培训，我才偶然能见到他，他似乎很忙，见面三言两语，从没有坐下来长谈过。所以直到他去世后，我也不知他的办公室在哪里。同时我的同学，张希正很热情，开会时，总要表扬我几句。在文化馆，我也解释了好多文友。其中交往较深的有楚学晶、刘祥、郑建山等人。那时，觉得老孟，过于高傲，今日想来，他就是太忙了。1984年，文化馆几位文化人到农村去，也没有见到他，那时，他大概写一部作品，写了什么，至今不得而知。总之，他是一位干事业的人。从他平生写作的文学作品看，他是敬业的，执着的，忙碌的，难得轻松的。这与他的过早仙逝，不无关系吧？
　　 他的姓名，也颇有讲究。他姓孟，令我自然地联想到先秦时代的儒家亚圣孟子，这是一位提倡浩然之气的儒学大师。他的哲学核心，就是一个“义”字。所谓“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他姓孟，是否是孟子的后裔，不得而知。但他的为人，还是有那么一点相似的。我又想到了唐代诗人孟浩然。李白称他为“孟夫子”，虽为戏言，也有尊敬之意。；李白很欣赏他的孤芳自赏，洁身自好的文人气质，曾写一首《赠孟浩然》的诗，赞美过他。其前四句诗云：“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老孟的独立不移的精神，与古代诗人的气质，何其相似乃尔。再说他中间的一个”宪“字，”这是他在孟家的排行。所谓’：“昭，宪，庆，繁，祥”的第二位，(孔孟家族的姓名，中间一个字是按辈分，多少年来多是不能乱的，直到今天，仍然是孔孟一体。)对于这个“宪”字，大概有规范的意思。至今“宪法”一词可证。他是一个老实本分的人，即使在十年动乱之时，，他也不会做出损人利己的事。其良字，表示他的本性率真，善良。他能写出那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大概也是有着文人的风骨吧。我觉得，在我的诸多同学之中，无论从文学水平，和写作成就来看，他都是首屈一指的，作为他的同学，又同为 文学爱好的我，感到汗颜，对这位早逝者，我就只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敬畏之情了。
　　 1985年，我也来到通州城内任教，由于工作太忙，和他偶然见个面，也聊不了三言两语。他又是一个既不张扬的人，他写了什么作品，干出哪些成绩，他是从来也不说的，直到他去世后，我才渐渐知道，原来他在1978年就发表了文学作品，1982年就叫入了中国作家学会北京分会。出版了诗歌集《诗旅人生》，长篇报告文学《生命的春天》，其中有一些作品还获得了北京市优秀创作奖。他在这一阶段取得的巨大进步，着实令我赞叹不已，简直是望尘莫及了。